第二版序言

当我在1960年完成《历史是什么？》六讲的初次手稿时，西方世界仍旧没有摆脱两场世界大战和两次主要革命——苏联人、中国人的革命所带来的打击。维多利亚时代天真的自信和对进步观念的机械信仰已远远落后了。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甚至是有威胁的世界。不过，已经不断出现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逐渐走出这些混乱。一般认为作为战争后果之一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没有发生。我们平静地解散了大英帝国，几乎没有特别关注此事。匈牙利危机和苏伊士危机已经解决或者说已经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和美国的去麦卡锡化正预示着值得赞美的进步。德国和日本已经很快地从1945年的一片废墟之中恢复过来，正在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正在恢复元气。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萎靡不振正在结束；肯尼迪的希望时代正在降临。事故多发地区——南非、爱尔兰和越南——仍旧处于能够控制之中。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的生意蒸蒸日上。

然而，这些情况为我在1961年结束演讲时对未来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和信仰提供了肤浅的判断。随后的20年毁灭了这些希望，也毁灭了这种自满。不断持续的冷战加剧了紧张，伴随而来的是核灭绝的威胁。迟延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正在蹂躏工业国家，把失业这一痼疾传遍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暴力与恐怖所带来的影响。中东产油国的反抗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这不利于西方工业国家。“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方面已从被动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这些情况下，任何形式乐观主义的表达似乎是可笑的。伴随这一情况出现了悲哀的预言者。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画面，经过敏感的作家、新闻记者的不断描绘，通过媒体传播已经渗透于日常话语之中。要不了很久，这曾经风行一时的世界行将结束的预言似乎是如此正确。

然而，在这关键处，常识提出两个重要的异议。首先，对未来无希望的诊断，尽管它的主旨建立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但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构建。大多数人并不简单地相信这一说法；人们的行为也明显地证明了这种怀疑。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示爱、怀孕、生育和养育小孩。公私两方面都对健康、教育给予巨大的关注以促进下一代的幸福康乐。人们在不断地探索新能源的来源。新发明极大地增加了产品的效用。大量的“小节俭者”投资于国家储蓄公债，投资于建筑资金融资合作社，投资于信托公司。保存建筑、艺术方面国家遗产、保护后代利益的巨大热情业已涌现。可以令人高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那种完全毁灭的信仰只局限于一群心境不佳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群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时下所宣扬的东西负责。

我的第二个异议涉及这些普遍性灾难预言的地理根源，它发源于——我将倾向于说，仅仅源于——西欧及其海外分支。这并不令人惊奇。五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是这个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他们似乎能够在理地声称自己在野蛮黑暗的外部世界中代表着文明之光。一个不断增加着挑战的时代要摈弃这种说法，必定会增加灾难。同样令人不足为奇的是，人们发现骚乱的震中、最深刻的知识悲观主义的中心位于英国；19世纪的辉煌和20世纪的黯淡之间的鲜明对比、19世纪的霸权与20世纪的卑下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如此显著、如此令人悲伤，这在任何地方都难以发现。这种心情已经弥漫整个西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弥漫了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积极参加19世纪的大扩张。但是，我没有理由猜想世界上别的地方也盛行这种心情。一方面，建立了那种阻碍交流的障碍；另一方面，冷战宣传不断膨胀，这都使得对苏联情形的任何有判断力的评估变得困难。但是，人们几乎不能相信的是——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口也必定意识到，不管他们当下抱怨的是什么，可事情总比25年前或50年前或100年前的事情要好——对未来的普遍绝望已根深蒂固了。亚洲的日本与中国都有不同的方法观察未来。在中东和非洲，甚至那些目前还处于混乱状态的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正不停地向他们相信的未来挺进，虽然是盲目的。

我的结论是，当今的怀疑主义浪潮、绝望浪潮——它把未来当作是毁灭和堕落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视对进步的信仰或对由人类促进的进一步发展的期待为荒谬——是精英政治的一种形式：这是精英社会群体的产物，他们的安全与保障由于危机而非常显著地逐渐销蚀；这是精英国家的产物，这些精英国家曾无可争议地统治着世界其他地区，现在遭遇土崩瓦解。这场运动的主要旗手是知识分子，他们促使统治阶级社会观念的传播（“社会观念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观念”）。一些知识分子从出身上看属于社会其他群体，这类怀疑是不切题的；因为，在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他们也自动地同化于知识精英之中。依定义而论，知识分子形成精英群体。

然而，当前环境下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各个群体，无论凝聚到什么程度（并且历史学家在这样处理他们时，经常证明是正当的），都会抛弃一定数量的异想天开者和持异议者。这特别有可能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我并不是指那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常见争论，这种争论通常以大家都接受的主要假设为基础，我是指那些对这些假设进行挑战的人。在西方民主社会，只要挑战局限在一小部分持异议者那里，挑战就会得到容忍，并且提出这些挑战的人也会找到读者和听众。愤世嫉俗者或许会说他们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既不多，影响又不会大到危险的程度。四十多年以来我一直背着“知识分子”的称号；近年来我越来越视自己，也将视自己为一位知识分子异议者。一种解释可以唾手而得。我肯定是为数不多的仍旧在写作的知识分子之一，不是生长在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之信仰与乐观顶峰时期，而是生长在这余晖之下，并且甚至在今天对我来说，困难的问题是以永久的、不能挽回的衰落来考虑这个世界。在随后的叙述里，我将尽量使自己与西方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倾向拉开距离，特别是与当今的英国知识分子拉开距离，以表明我认为他们是怎样、是为什么误入迷途的，并提出一种主张，如果不是一种对未来乐观主义的看法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对未来明智的、更加和谐的看法。

E.H.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