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德的酒馆
如果是从东面去裘德的酒馆，要经过襄阳路上的东正教堂。如果从西面去裘德的酒馆，要经过一个用低矮的铁栅栏围起来的街心花园，铁栅栏上漆了绿色的漆，要不然，就很像俄国墓地里的栅栏。裘德的酒馆，本身是一个从防空洞改装的酒馆，一路走下去，要过一个长长的、亮着白炽灯的窄走廊。听说，有一个法国人，到了上海，娶了一个上海姑娘，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了这个修好了从来没有用过的防空洞，按照法国街角小酒馆的方式，开了这么一家小酒馆，在天花板上挂着没有剥掉壳的玉米和红辣椒，卖热乎乎的披萨饼。
到裘德的酒馆，如今不容易找到那个法国人了，他们说，他靠这个小酒馆赚钱赚得不认识家了。告诉我这个的，是个中国人，他喜欢所有新鲜的东西，是上海的男人里面，第一批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小马尾的人，又是上海第一代为外国大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做总代表的人，为了那个有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长发，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衬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国人爱去的地方，甚至还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个美国人，他说的一口上海下流话，是跟上海妓女学的。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惊奇的微笑，对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1949年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说，上海那时候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他们拿着一只破皮箱踏上上海，来上海发财，成了百万富翁。”
“对，”我说，“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把他们都赶走了。”
十九世纪末，上海玉兰花盛开时，西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只是我们现在无法知道那婚礼是为谁，那对新人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的爱情是不是因为人在异国的孤独而被夸大了，也不能知道他们日后在上海过得是否幸福。右上角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玉兰花显然早已发黄凋谢，而他们的故事却被新一代重复了。（摄影：佚名，十九世纪末）
“他们现在又回来了。”他用手点着裘德的酒馆的那块地面说。
可是，他并不喜欢那些外国人，他说：“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他们比在他们国内本部工作的工资，要多一倍。这些来上海的外国人，发财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馆，走在空而长的走廊里，就听到有音乐从前面传来，还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气味。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暗暗的，可是并不暧昧的地方，又闻到了体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气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们一进去，就看看我们。
桌上点着一支细蜡，照亮桌上人的脸，放眼一望，中东人卷卷的像乱钢丝一样的大胡子，非洲人发黑的大嘴，高丽人的细眼睛和眼睛里杀身成仁的凶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绿眼睛，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比起来，那金发蓝眼睛的人，倒没什么了不起。
有个人远远地向我打一个招呼，一看，是从前认识的一个学汉语的学生。我以为他回欧洲去了，他说不，他学完了汉语以后，到上海的一家外国电话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他发现上海是一个大银行，可是不知道怎么走进去，于是，他回到大学里去学了一年经济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开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欧洲的太太也接来了，买了一屋子的中国古董家具，他们如今睡的，是一张从北京买来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鸦片床。
说着，他等的人来了，来了一大群荷兰人，头上戴着尼龙的大鸭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欧洲足球赛，荷兰和德国踢，在上海的荷兰电话公司的荷兰人，和“上海大众”的德国人，约好了到这里集合，去看电视。
裘德的酒馆那么响的音乐，1960年代的欧洲音乐，都被他们的声音盖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馆前面的小花园前，看到一对外国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闭成了一条线，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则气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外国人，已经不再在上海的街上，因为太多人要看他们而小心仪表、脸上要像皇帝巡游一样地笑了。现在他们多得没有人要看，他们也胆敢在街上吵架。
后来，和一个比利时人约见面，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就到裘德的酒馆吧。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约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有事情约人，就说，到广场的鱼喷泉前见一样。
那天去得早了，酒馆里没有什么人。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个人在独自玩飞镖，他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穿了美式大花裤衩，那是白领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里拿了一大把红色的飞镖，一个一个，无声地向靶心飞过去。
我自己找了一个长桌坐下来，对面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这个周末的惠价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国人写的可比它们秀气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处，有一个人已经坐着了，前面放了一个杯子和一瓶德国啤酒。他把桌上的蜡烛放得远远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那个年代，的确有一些外国人把上海当成赚了钱就走的过场，也的确有人把上海当成终老之地。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曾让许多全世界漂洋过海而来的人安息在上海总是潮湿的泥土里，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一次万国公墓葬礼。又过了许多年，万国公墓被迁至虹桥郊区，长长的墓穴变成短短的一小块石碑，由于姓氏来源于不同语种，不少姓氏被拼错在石碑上。（摄影：佚名，十九世纪末）
他说“嗨”。他是芬兰人，到上海来做船生意。他们那里冷，所以他长得有两米高。
我说：“你想家吗？”
他说想。可是他自己要出来工作，从前他在美国，后来又到了香港，又到了澳洲，现在又是中国。他说他愿意在外面，他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每到圣诞的时候，回到家乡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们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觉。
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说一是为了海外工资，一是为了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一次，比花钱当旅游者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想到上海会像百十年前的欧洲。
一百年前，西人在上海郊外玩垒球。一百年以后，同样在上海郊外，西人去玩高尔夫球。同样是上海郊外的苍茫和不那么茁壮、不那么绿的草地，同样还有郊外清澈的气息和野外燃烧了什么的那种气息，他们又回来了。（摄影：佚名，1920年代）
好久，我等的那个比利时人才来，他说，他忙得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天下午的几个小时，到外滩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在欧洲，他只要工作四天半，星期五下午，办公室里就不工作了。“挣钱挣疯了。”他说，“我们被上海人同化了，东方人那种工作狂。”
那天是周末，到11点以后，裘德的酒馆的跑堂的，把桌子都推到一边去，腾出好大的地方，让大家在中间跳舞。外面则停满了亮红灯的出租车，一直排到小花园那里，等从地下上来回家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