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心理测量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

我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测量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差异心理思想和如何测量心理差异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有丰富的差异心理思想。孔子的差异心理思想包括差异观、能力差异和性格差异等思想。

孔子认为事物有差异，人性也有差异。“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差异观的重要命题。“性相近”反映人生来差别不是很大，“习相远”反映人的差别主要是后天造成的。

孔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将人的能力分为三等，即“中人”、“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并提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就是说：能力比普通人高的人，可以让他接受更高深的教育；能力比普通人低的人，不能让他接受更高深的教育。对于能力差异的原因，孔子既看到先天因素，也看到后天因素，但对一般人而言，孔子更强调后天因素。但对处于能力水平两端的人，孔子更强调先天因素，所谓“唯上智下愚不移”（《阳货》）。

孔子把人的性格划分为三种类型，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意思是说，假如找不到“中行”的人做朋友，那就一定会交上“狂者”或“狷者”。狂者富有进取精神，敢作敢为；而狷者则是有些拘谨的人，什么事都不大肯干。^[1]

战国时期的孟子也有明确的差异观，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有差异（“不齐”）的，而且差异还很大：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到百倍，有的相差千倍到万倍。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异，不能“比而同之”，即把它们强拉在一起而看做一样的，否则，就很难有条不紊地对待与处理事物。^[2]

孟子不仅看到万物具有差异性，而且明确指出这种差异是完全可以测量的。他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孟子这种万物皆可测量、心理更可测量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西方测量学家桑代克在1918年才提出“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的名言，麦考尔（W.A.Mccall）在1922年补充桑代克的话，提出“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概括两人的话才形成万物皆可测量的思想，但比孟子晚了两千多年。

荀子对人的性格差异也曾做过精彩的描述。荀子的性格差异描述分为两部分，一是君子与小人的性格差异的描述，二是五种性格类型的描述。

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在心理品质上是不同的。他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同“导”）人，不能则恭敬繜绌（谦虚退让）以畏（敬）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欺侮）人，不能则妬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以向他学习为光荣）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不苟》）

荀子又说：“君子，小人之反（相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正直），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触类旁通），愚则端悫而法（遵守法度）；见由（被重用）则恭而止（不放纵），见闭（不被重用）则敬而齐（端庄）；喜则和而理（不违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隐约而详明其道）。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欺诈），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同“锐”，锐进不止）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同“儇”，轻佻），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自暴自弃）而儑（通“湿”，志趣卑下）。传曰：‘君子两进（指在两种情况下都有所进步），小人两废。’此之谓也。”（《不苟》）

这两段话采取对比的手法，把君子、小人在诸种两两不同情况下的性格特点作了概括与描述，让我们对这两种性格类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里要指出的是，荀子认为，君子、小人的这种性格上的差别不是天生的，相反地，“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完全是在教育、环境以及主观努力与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而且，按照他提出的君子、小人“可以相为”（《性恶》）的观点，如果君子“肯为小人”，即让自己具备小人的特点，便是小人；同样，如果小人“肯为君子”，即让自己具备君子的特点，便是君子。（参见《性恶》）

荀子还提出人的五种性格类型，即“通士”、“公士”、“直士”、“悫士”和“小人”。

他写道：“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辨别是非真伪），若是，则可为通士矣。不下比（不在下互相勾结）以暗上（蒙蔽上级），不上同（不迎合上级）以疾下（忌恨下级），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怨恨）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掩饰，伪装），以情（真实）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日常言论）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效法）流俗（流行的习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不敢自以为是。甚，当做 ‘是’），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坚定不移），唯利所在，无所不倾（邪），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不苟》）

这里所划分的五种性格类型，应当说是前述君子与小人两种性格类型的细化，即通士、公士、直士、悫士等均属于君子型，小人即小人型。^[3]现将五种性格类型的基本特征列于表2-1。

秦朝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所写的《吕氏春秋》，对个别差异及其测量有不少论述。《吕氏春秋》首先肯定了个别差异的普遍存在，认为“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季春纪·圜道》）。既然差异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人又怎会例外呢？故曰：“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孟夏纪·用众》）

人也有长短优劣的差别。并且它还认为，人心的个别差异更是显著，即所谓：“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季冬纪·介立》）这显然是对孟子“物皆然，心为甚”（《孟子·梁惠王上》）差异观的直接继承。

对于智力类型，《吕氏春秋》指出有智与愚、“大智”与“小智”的差别两种：“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先识览·知接》）这里指智与愚的差别。人要看得见必须有外界的光照，这点大家都相同。但人为何处在光照之中或处在黑暗里，则是各人不同的。人的智力也一样。是智还是不智，依据的客观条件相同，但人能智还是不能智，则各不相同，就有了智者与愚者的差别。“智者能接远”，能知事物的未来变化；愚者则只能“接近”，知道事物当前的样子而已。

它又说：“小智，非大智之类也。”（《似顺论·别类》）这是讲“大智”与“小智”的差别。“小智”并非小智慧的简称，而是类似于今人所谓的带贬意的“小聪明”。“大智”则是深藏不露的，所谓“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先识览·乐成》）这是一种深邃、纯厚、成熟的大智慧，绝非小聪明的“小智”可以相比。

对于智力品质，《吕氏春秋》讲到了知有精细与粗略的差别，所谓“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孟冬纪·异宝》）

《吕氏春秋》还论及了短视与远见之分，所谓“智所以相过（指有所不同），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仲冬纪·长见》）

《吕氏春秋》还举出了“工”与“拙”的相对：“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审分览·不二》）正如智与愚的相对一样，“工”与“拙”是能力方面的两种类型。

对于性格类型，《吕氏春秋》借孟尝君的门客公孙弘之口，列举了三种不同性格类型的“士”。一种是“有德之士”，以德取胜。所谓“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无论贫富贵贱都不能影响其独立人格。一种是“有能之士”，以能取胜。所谓“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凭其能力甚至可做管子、商鞅的老师。还有一种是“有勇之士”，以勇取胜。可为主出使他国，不惜生命也要不辱使命。所谓“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季冬纪·不侵》）

《吕氏春秋》还讨论了人们价值观的差异：“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季冬纪·介立》）有些人汲汲于私利，日夜思之；而介子推曾随晋文公颠沛流离，后者登位后欲赏功导，介子推却隐入深山，不复出了。还指出志向的区别：有的人如鸿鹄，有“一举则千里之志”，而有的人如燕雀，只求“瓦之间隙，屋之翳蔚”。（《恃君览·长利》）。还指出交友的不同：“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不苟论·赞能》）贤者交友取决于其为人，中人交友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自己办事，不肖者交友则取决于其钱财。

对怎样了解人的个别差异，《吕氏春秋》有其独到的见解。它首先提出知人的基本原则：

（1）要谨慎，不可妄下结论。所谓“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恃君览·观表》）

（2）要“去尢”，不可主观臆断。因为“多有所尢则听必悖”。（《有始览·去尢》）

（3）要全面，不可以偏概全。因为“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慎大览·报更》）

（4）要深刻，不可为表面所迷惑。所谓“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恃君览·观表》）

然后提出知人的主要方法，即“内则用六戚四隐”, “外则用八观六验”：

“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污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季春纪·论人》）

所谓“内则用六戚四隐”，指的是“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同上）这也就是通过亲近被知者、熟悉被知者的人来了解被知者的为人与品性。在《吕氏春秋》看来，“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离俗览·举难》）意即生疏远离的人知道被知者，而亲近熟悉的人却不知，这是没有道理的。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一个人的全部内心活动才会流露无遗；共同生活的人对他的了解自然就比外人要深刻、全面得多。所以《孝行览·孝行》说：“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

据《不苟论·贵当》的记载，“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所说无不中，全国都有了名气。庄王便召见他问其知人的奥秘，“善相人”则说自己并非会“相人”，不过是善于“观人之友”罢了。这就是利用了“四隐”中的朋友来侧面知道一个人的为人，预知其发展。可见“内则用六戚四隐”是一种间接的调查法。

所谓“外用八观六验”，指的是“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季春纪·论人》）这也就是联系一个人的处境是通达、富贵，还是穷困、卑贱的具体情况，来观察一个人的言行、好恶，以知其志向、为人、性格等；或是创设一定的情境，引起其或喜或乐、或怒或惧、或哀或苦的情绪，来观察一个人的意志、志趣、同情心等。可见“外用八观六验”是一种观察法，并带有准实验的性质。^[4]

《吕氏春秋》的这一知人方法具有承上启下的划时代意义。它上承《庄子·列御寇》提出的“九征法”，下启三国时刘劭提出的“八观五视”、诸葛亮《心书·知人性》提出的“知人之道有七焉”。可以说，在《吕氏春秋》之前，“先秦没有思想家如此全面、明确地论述过”知人方法；在《吕氏春秋》之后，“历代学者在知人方法上的主张，虽有所发展，但也未能超出它的水平”。而且这些方法“即使在今天的心理测验中，也没有完全失去其生命力”。^[5]

但要指出，《吕氏春秋》的这些知人方法，偏重于测知人格，而没有提出测知人的智力与能力的具体方法。

汉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具有丰富的心理测量思想。书中把人性差异归结为三种类型，开创了我国古代“性三品”论的先河。其所谓的三类型是：一类是尧、舜、文王等人，“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可说，不学问而合于道”。他们不需要接受教育就可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上等也可以说是以德育人之人。另一类是“沉湎耽荒，不可以道，不可喻以德，严父弗能正，贤师不能化者”，像丹朱、商均之类的人便是，他们不可能接受教育，即使有严父、贤师也不会使他们正化，因而对他们施行德育是没有效果也没有意义的。再一类是“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恶不及嫫母”之人，他们需要教育，因而德育对他们也是必要且会有效的。即上善之性不须教，下恶之人不可教，中人之性应当教，中人要经过教化，才可能在道德上趋于完善。《淮南子》的这个观点为董仲舒所继承，后者明确地提出了“性三品”论：“圣人性不须教，半筲之性无法教，中民之性应当教。”

《淮南子》中对智力差异也有论述：“物之可备者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主术训》）

这里，《淮南子》明确指出个体之间存在智力差异。万物可以利用、开发的资源很多，智力低下的人所观察到、注意到的很少，而智力高的人却能够注意到，从而就能够加以利用。智者可以权衡事情以便灵活处理，愚者却做不到。因此，智力低下的人遇到的困难较多，而智力高的人则遇到的困难较少。以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淮南子》这段话实际上论及了个体智力在观察的敏锐性和思维的灵活性方面的差异，其认识是正确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淮南子》并不只是如此泛泛地讨论智力的差异，它还更进一步地以智力为标准划分出英、俊、豪、杰四种人物类型。其言云：“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智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泰族训》）

不难看出，《淮南子》这段话的含义是，它以智力为标准划分了英、俊、豪、杰四种类型的人物：智力水平在万人以上的是为“英”，在千人之上的是为“俊”，超过百人的是为“豪”，超过十人的是为“杰”。接下来，《淮南子》逐一指出了四种人物各自的特点：称为“英”的人，明白天道，明察地理，通达人情，博大能够容纳众人，德泽能够使远方归附，信誉能够统一异国，智慧能够通达变化。可称为“俊”的人，德行能够教化百姓，品行能够暗合于大义，仁惠能够得到民心，光彩能够照耀下难。廉洁够把财物分给众人，信用可以使人守住誓约，做事能够成为法式，出言能够符合大道。可称为“杰”的人，持守职责而不废弃，处理事物符合大义而不互相勾结，遇到困难不是苟且逃避，看到利益也不斤斤计较、谋求得到。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淮南子》所说英、俊、豪、杰四类人物的特点，包括了个体的德、行、言等诸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以智力为基础的综合素质。另外，《淮南子》借用兵之道指出个体间存在的性格差异。贪婪的人可以令他进取，而不能让他坚守职责；廉洁的人可以让他安分守己，而不能让他进取；持守信约的人可以让他坚持要约，而不能够让他应对变化。如此，《淮南子》便把不同性格类型的人之间的差异鲜明地勾画了出来。虽然它是借用兵之道来表述其性格差异思想的，但在教育心理学领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教人之道犹如用兵之道，教育者须尊重学生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合理地加以引导教育，以促使不同性格类型的学生都能得到完美的发展。

《淮南子》肯定人的心理是可知的，并提出了一系列观测人的心理差异的方法。它写道：“欲知天道察其树，欲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缪称训》）

它又写道：“故论人之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施，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贫则观其所不取。视其更（当做“患”）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财货，以论其仁；振以恐惧，以知其节，则人情备矣。”（《汜论训》）

意思是说，观测人的方法有：尊贵的人要看所举荐的是哪些人，富有的人要看他的施舍情况，走投无路的人要看他所不接受的东西，地位低下的人要看他所不做的事情，贫困的人要看他所不求取的是什么。看一个人经受的患难，可以知道他的勇力；用欢喜、快乐来打动一个人，可以观察他的操守；让一个人处理大批财货，可以评论他的仁德；用恐惧之事来震慑一个人，可以知道他的气节。实际上，《淮南子》这些测验的心理思想，主要用于测查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之人的个性特征或个性倾向性，离教育心理学的实践领域有一定的距离。但从本质上说，学生的个性测验与此有一致的地方，其方法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借鉴的。

事实上，《淮南子》这些关于测验的心理思想并无新意可言，基本上是承袭了《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该书《论人》篇云：“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仁），苦之以验其志。”可见，《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测验心理思想是有所吸收的，但却没有发展，反不如后者系统和全面。惟后来刘劭之《人物志》所提“八观”、”五视”，可视为《吕氏春秋》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6]

在我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上，刘劭的差异心理思想是相当突出的。他较系统地考察了人的智力（才智）、能力（才能）与性格的类型差异，从而提出了因材施教、因材用人的主张。

关于智力类型，在《材理》篇中，刘劭从“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的基本观点出发，将理（事物的具体规律）分为四种（“理有四部”），又相应地把智力划为四种类型（“明有四家”）。现将刘劭智力类型及其心理素质列于表2-2。

在《材能》篇中，刘劭又以“人材不同，能各有异”, “能出于材，材不同量”的基本观点为依据，把能力划分为8种类型。现将刘劭能力类型及其心理素质列于表2-3。

此外，在《接识》篇中，也有八种能力类型的划分，即：清节之人，法制之人，术谋之人，器能之人，智意之人，伎俩之人，臧否之人，言语之人。这与《材能》篇的划分大同而小异。这里只有两类能力应当加以解释：器能之人，以辩护为标准，能够认识方略规划的必要，却不知制度为治国的原本。言语之人，以辨析为标准，能够认识言辞敏捷的长处，却不知人的内在之美。另外，刘劭关于性格的划分有三种观点，即五类型、九类型与十二类型。五类型已如前述。现仅就九类型、十二类型做些分析。

1．性格九类型

刘劭在《材理》篇中写道：“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意即由于性格干扰了聪明智慧，在性格与智力上都会有得有失。从这点出发，显然他又将性格区分如下九种类型：

（1）刚略之人。刚强而注重大略，分析事理不能深察细微。因而整体上把握，显得视野广阔，见识高远；但具体的分析，却显得不着边际，迂阔粗略。

（2）抗历之人。志高而严厉，处理事情不能屈挠退让。这种人依法行事，公正严格；但变通办事，却思想抵触，格格不入。

（3）坚劲之人。坚强而正直，处理问题喜欢讲求实际。他们剖析事物的内在本质，显得鲜明而透彻；但涉及重大理论，却显得肤浅而片面。

（4）辩给之人。口才敏捷，能言善辩，辞令丰富而反应敏锐。其推导人情事理则见识精当而深刻；但讨论大事时，却往往惊惶不定，看不到全局和大体。

（5）浮沉之人。随波逐流，不能深思熟虑。与这种人海阔天空地漫谈，他们显得洒脱而渊博；但同其商讨大事的时候，他们却闪烁不定，难得要领。

（6）浅解之人。见识粗浅，不能诘难深问。这种人听到别人的谈论辩议时，总是跃跃欲试和洋洋得意；但当进一步深究精确的道理时，却又反复颠倒而没有把握。

（7）宽恕之人。心地宽厚，思想不敏捷，不能当机立断。讲仁义道德问题，他们显得博大精深；但处理实际事务时，却显得迟缓无能。

（8）温柔之人。温顺柔和，办事缺乏魄力。这种人体会深奥的道理时，显得思路通畅；但遇到疑难问题时，却显得软弱无能。

（9）好奇之人。喜欢创新的人，才华横溢，热衷于追新求异。在运用谋略方面，他们显得卓越而奇伟；但在按正道考察事理时，却违反常理，不合时宜。

2．性格十二类型

刘劭在《体别》篇中曾以“中庸之德”为标准，把性格划分为“抗者”与“拘者”两大类型，然后又以此为基础，将性格分为十二种类型。兹略释如下：

（1）强毅之人。具有严肃、刚直、坚毅的性格，为人刚正不阿，缺点是容易过急地攻击别人的短处。

（2）柔顺之人。性格温柔、安顺、仁恕，优点是宽容待人，缺点在于缺乏决断。

（3）雄悍之人。具有英勇、雄健、强悍的性格。可取之处是刚肠烈胆，不足之处在于肆无忌惮。

（4）惧慎之人。性格精细、慎重、畏葸，长处是谦虚谨慎，短处是胆小多疑。

（5）凌楷之人。具有强劲、正直、坚定的性格，需要发扬的是坚贞不渝，应当克服的是固执专断。

（6）辩博之人。善于思辨、论理，长处在于解疑释难，缺陷是飘移不定。

（7）宏普之人。讲究博爱、好施，好处是胸襟广阔、能帮助人，坏处是清浊不分，好坏莫辨。

（8）狷介之人。性格清白、廉洁、耿介，安于生活俭约，但处事拘谨，有故步自封的倾向。

（9）体动之人。具有好动、开朗、磊落的性格，优点在于不断攀登、进取，缺点是轻率、盲动。

（10）沉静之人。性格沉着、稳重、恬静，为人善于深思熟虑、探奥寻秘，但往往失于行动迟缓。

（11）朴露之人。具有外向、质朴、直率的性格，好在内心诚实、表里如一，缺点是失之于显露而不深沉。

（12）韬谲之人。具有内向、深沉、多智的性格，往往能多谋善变，但易失之于狐疑、多虑。

刘劭还提出了知人的方法，主要有“八观”法与“五视”法。兹分述如下：

1．“八观”法

为了明晰起见，特将其有关事项列于表2-4。

2．“五视”法

在《效难》篇中，刘劭又提出了“五视”，即5种观察方式。“八观”是根据一个人的某种心理品质或行为表现，以了解其才性特点。“五视”则是观察一个人在某种条件下的行为表现，以判断其才性特点。什么是“五视”呢？刘劭说：“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

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生活安定时，就观察他满足于什么；当一个人得志有为时，就观察他举荐什么人；当一个人生活富裕时，就观察他同什么人交往；当一个人不得志时，就观察他有怎样的表现；当一个人生活贫困时，就观察他怎样对待财物。刘劭认为，鉴定才性、考察人才不能单凭最初的印象，必须通过种种考验，才能了解其是否为贤才。我们认为，如果把“八观”与“五视”结合起来，就不能不承认，刘劭对观察法所作的考察是系统而全面的，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上，可以说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7]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测验，并据此鉴别个别差异和选拔人才。西汉时代的扬雄，曾以词作为心理鉴定的重要内容。隋末出现的科举考试制度，将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与传统的世袭和“举贤”两种取仕的方式相比，科举考试更客观、公正。当然，这种公正只局限在统治阶级内部，因为劳动人民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的，更不可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6世纪初的南北朝时期，我国的著名文学家刘勰在《新论·专学篇》中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注意分配测验，测验方法是“使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根据刘勰测试的结果“无一时俱成”，这证明了现代心理学关于注意分配是有条件的，必须其中一个活动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论述。

我国古代还创造了不少智力玩具，如清朝后期出现的益智图（通称七巧板），用七块大小形状各异的小板块可拼成上百种生物或实物的图形，这种玩具可培养儿童的观察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知觉组织能力。此外，还有九连环和华容道等智力玩具，都以其设计巧妙而著称。这些民间玩具可以训练儿童的思维能力，也可作为测验智力的一种方法。

二、我国近代心理测量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近代的心理测量是由西方传入的。1914年有人在广东测验了500名儿童的记忆和比喻理解力。1916年樊炳清首先介绍了“比纳—西蒙测验”。1918年俞子夷曾编制“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这是我国最早的标准化教育测验。1919年新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教育系开设测验学课程。1921年廖世承、陈鹤琴合编《智力测验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心理测量专著。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著名心理测量学家麦考尔来华讲学，在麦考尔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的教育系和心理学系教授与学生开始编制各种测验，其数量多达四十余种，其质量麦考尔认为“至少与美国的水平相等，有许多竟比美国的为优”。1923年，在教育改进社的主持下，他们对全国22个城市和11个乡镇的小学进行教育调查，先后测验了92000名小学生，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反响。1924年，陆志韦发表了《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1936年，他与吴天敏一起第二次修订“比纳—西蒙智力量表”，使这一量表在我国北方地区也能适用。1931年6月，由艾伟、陆志韦、陈鹤琴、肖孝嵘等倡议组织的中国测验学会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并于1932年创办学会会刊《测验》杂志。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心理与教育测验逐步走向成熟。到抗日战争前，我国心理学家自编和修订国外心理测验达二十多种、教育测验五十多种。这些测验对当时的语文教学改革和探索我国青少年儿童心理特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以后，由于战争等原因，我国的测验研究工作进入了低潮，绝大多数研究被迫中断。

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在心理测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廖世承、陈鹤琴是我国最早开设测验课程，最早出版测验专著的心理学家。廖世承还编制了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编制了图形测验。陆志韦两次修订“比纳—西蒙智力量表”，使这一世界著名的智力测验能在我国使用。肖孝嵘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修订了墨跋量表、古氏画人测验、伍一马氏情绪测验、个人事实量表等多种智力和人格测验，对我国心理测量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艾伟在教育心理测验和统计处理方面有卓越贡献，他编制了汉字测验、小学默读测验、小学算术试题测验、小学社会科学测验、小学史地测验、小学高年级自然科学测验等十二种以上的教育测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

三、我国近期心理测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原因，心理测量一直成为禁区。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禁区”开始被打破。1978年中国心理学会在保定开会时，组织了心理测验座谈会，不少老专家都主张恢复这一工作。1979年，中国心理学会在天津开会时，医学心理专业委员会成立了心理测验协作组，并推选湖南医学院龚耀先主持修订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同年，龚耀先在湖南医学院开办了医疗卫生系统心理测验学习班。1980年5月，中国心理学会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心理测验研究协作会议，会上决定由林传鼎、张厚粲主持修订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吴天敏主持修订比纳量表。该会议还对来自师范院校的人员进行了心理测验专业培训。稍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也开办了多期心理测验培训班，使心理测量工作的队伍不断壮大。龚耀先主持的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修订工作比较顺利，1982年完成全国常模等修订工作并出版测验手册。吴天敏主持的比纳量表修订也于1982年完成，该测验最后定名为“中国比内测验”。由林传鼎、张厚粲主持修订的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花费时间较长，直到1986年才完成全国常模。龚耀先修订“韦氏幼儿智力量表”，张厚粲修订“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李丹修订“联合型瑞文测验”。

在修订智力测验的同时，国外著名的人格测验也被列入修订的议事日程。刘绍衣（1981）、吴世耀（1982）、陈南宜（1986）等主持完成“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的修订，陈仲庚（1981）、龚耀先和刘协和（1982）等分别主持修订了“艾森克个性问卷（儿童版与成人版）”，宋维真（1982）等主持完成“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的修订。1987年张明园修订“生活事件量表”,1990年吴文源修订“症状自评量表”。

我国心理测量工作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恢复和发展，短短几年中就完成若干个国外著名测验的修订。1984年年末，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年会上，成立了测验工作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国心理测量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1990年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会议除交流论文以外，还组织力量准备对心理测量的新领域进行攻关。为了保证心理测量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大会还制定了心理测验人员资格证书和测验器材管理条例。会上，主任委员张厚粲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上最通用的十个测验，在我国都已修订，这足以说明我国心理测量在短短十几年中已取得长足进步。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心理测量工作进入成熟阶段，主要体现在：一大批心理测量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现代测量理论与技术；国际上许多著名心理测验已经被修订；我国学者自己编制了一大批适合中国文化且质量很高的测验；心理测验已经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复习与思考

1．试述心理测量的三大来源。

2．谈谈对心理测量做出巨大贡献的三位先驱的名字及其贡献。

3．谈谈智力测验的发展历史。

4．谈谈人格测验的发展历史。

5．孔子与孟子各有哪些有关心理差异与测量的思想？

6．说说我国近代有关心理测量的大事。

[1] 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0-31.

[2] 同上书，2004:76.

[3] 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00-102.

[4] 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58-164.

[5] 燕国材，朱永新．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观［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16.

[6] 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06-210.

[7] 燕国材．中国教育心理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65-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