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者对主题的处理

阿纳斯托普罗称该书是一篇“书的篇幅的对话”（页8），并宣称他

……努力追随林肯的足迹到如此程度：这里所收集的所有讨论（经修改以适应本书的对话形式），都是我在1961年和1998年之间为了某些特殊场合准备的。在这些讨论中，我涉及了美国历史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以及反复提及的宪法问题。这些问题被某些对时事的观察所阐明，但同时也阐明了这些观察……读者可以按自己喜欢的顺序来阅读本书，尽管我会推荐我所安排的基本上按事情发展先后的时间顺序。在广泛的注释中，读者会发现相当多的重叠，它们将各章节联系在一起……本书……可以使用“关于审慎的对话”这样的副标题。（前言，页1，9）

在此，阿纳斯托普罗教授指出，在理解本书主题方面有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追随真正的苏格拉底传统，阿纳斯托普罗邀请读者积极参与到与文本的“对话”中来，仔细思考他明确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的哲学和政治含义。阿纳斯托普罗鼓励读者对他提出的关键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阿纳斯托普罗自己的观点，尤其在最基本的事情方面，可以从整本书的内容中推断出来。但是，他的观点并非教条式地表达出来的。这么做并非出于智识的胆怯，而是由于阿纳斯托普罗对人类探求哲学的过程的深刻敬重：热爱通过讨论方式的探询所得到的智慧，而这种探询被人自身的经历和领悟所丰富。阿纳斯托普罗所使用的苏格拉底方法，与某些法学院使用的所谓苏格拉底方法反差极大。在这些法学院中，教授们声色俱厉地用各种问题制服学生，以表现教授诡辩的足智多谋，并使学生变得“厉害”起来，以承担这些法学院训练实际上所倡导和促进的敌对性角色。广受称赞的法学院方法，是对探索真理方法的恶意歪曲。正如下面将解释的，它遵循了一种法律专业模式，这种模式与林肯（以及阿纳斯托普罗）对该专业的理解不一致，可以预见它将威胁林肯为其奉献政治家才干的政治制度的永久性。[13]

其次，阿纳斯托普罗告诉读者，该书将美国历史、政治哲学（广义上的）和美国宪法编织在一起，部分目的是为了帮助阐明“时事”。这种罕有的综合，其内容可能是该书最重要的内涵。

第三，从上面引用的“前言”中可以看出，作者告诉读者，他认为最重要的政治美德是：审慎。在葛底斯堡演说那一章的结尾注释中，林肯甚至说，“一部好的宪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制度化的审慎”（页344）。很明显，这是阿纳斯托普罗最崇拜的林肯之美德，他称林肯为“审慎判断的典范，或者至少是在这个国家政府中我们曾拥有过的一位审慎的优秀执行者”（页203）。阿纳斯托普罗对审慎的思考（以及他对审慎在当代政治事务运作中存在或缺失的观察），对理解该书和他的总体政治写作都至关重要。这思考让阿纳斯托普罗在诊断和推测许多富有争议的政治事物时，都具有了神谕般的预见。[14]他对林肯在任期内处理最敏感问题的方式的分析，尤其是奴隶制的废除，数学般严谨地展示了林肯如何运用审慎推进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他认为，这正是林肯的伟大之处。

尽管阿纳斯托普罗并未在书的开端说明，但该书对其主题的讨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331页的473脚注中他声称：

修辞在实践中意味着没有脚注：资格证明，持续的证实，以及成文证据既非必要亦非有用；“首次阅读”（以及随后的阅读）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已足够。

《林肯：一部宪政的传记》的文本不但富有知性，而且琅琅上口，时而富有诗的韵调（比如，在审视林肯诗歌时），这可能深深打动某些读者。但阿纳斯托普罗最关心的是说理的“修辞”，而非典型的修辞效果。因此，要对作者思想和该书内容充分了解，需要读者（可能在第二次阅读时）考虑页533脚注中阿纳斯托普罗的“资格证明……证实，以及成文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