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詩與詩學的建立

詩在中國文學史中佔了首席，但這“文學”二字是後人加給它的，實在它誕生之初尚沒有這樣的概念。後世文學從政教中獨立出來—雖然，仍多半在“文以載道”的旗幟下—詩於是也可以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欣賞。然而究其原始，詩的品質其實並沒有如此純粹，從它早期的生存樣態或曰方式來看，大致可以說：

一、詩是美的文辭和美的聲樂。二美俱，乃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就詩人自己的認識來說，也正是這樣的，“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者是，“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者是，即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君子作歌，維以告哀”⁽²⁾，又何嘗不是欲以“好歌”動人。而詩的時代音樂文化之發達—如舉世無匹的雙音鐘的發明—不僅是詩賴以醞釀與生長的沃土，而且成為這“好歌”強勁的雙翼。

二、詩乃有所為而作。詩固然仍葆有古樸質直的品質，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是成熟的文字，詩人且已經有了明確的意旨。《魏風·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都是。有的詩並且就是為了某一事件而作，《風》《雅》中都不乏這樣的例子。說詩者常常喜歡用後世的山歌、民謠與詩類比，其實無論創作手法、修辭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遠不在一個層次上。詩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制所籠罩的社會裏，大部分作品，從內容到語言，都很難說，是民間的文學⁽³⁾。

三、詩發揮着樂教、言教與諷喻的功用⁽⁴⁾。《虞夏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⁵⁾《書》中的這一篇，自然不會是夏代的文獻，但出自先秦當無疑問。“詩言志”雖然不由詩人明白宣示，然而《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已云“詩以言志”，又《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荀子·儒效》也稱“詩言是其志也”，可知詩言志的觀念的確產生得很早，寓言感興，即事陳情，悲憤則長言詠嘆，鄭玄《六藝論》所謂“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可以說總結得很好。詩三百都是樂歌，而有不同場合的應用—如禮所記。所謂“正”“變”之說，很可能這是據以立論的主要依據之一⁽⁶⁾。只是詩的時代禮樂制度與生活情趣幾乎是打成一片的，並沒有獨獨分出一個“政治教化”來，而這也正是詩之既令人愛賞又令人迷惑的特質之一。

詩以這樣的生存樣態，而為後人的解詩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在它赫赫然風行於世的春秋時代，是作詩之志已隱，而賦詩之風獨彰。男女怨歡狎媟之辭，往往雜出於樽俎折沖之間，賦者、聽者皆知其言外之旨，而相喻於無形；即便同賦一詩而其所欲言之志不同，聽者亦能深喻其意。此際所謂“言志”者，賦詩之志而已，至於詩人之志畢竟如何，則為當世所不問⁽⁷⁾。戰國，雖然沒有了把賦詩來代替外交討論的聰明與風雅，但諸子仍不妨用了斷章的方式引詩，以成其遊說與著述。再而至於兩漢，詩、歌既分，學詩者便只就文字立論。西漢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東漢毛、鄭一派取而代之，詩的傳播、講授，於是不離政治教化。三家既立於學官，其與政治的關係自然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多主作詩之意，毛多主采詩、編詩之意，而從三家所存之部來看，它以講故事的方式說詩，更接近春秋戰國時代賦詩、引詩的風習，比毛詩近古。因為早已失卻全貌，所以不能夠知道它的體系，但恐怕未如毛詩之全備，毛詩終於存，三家終於廢，這大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當然毛詩建立起來的體系，不是詩的體系，而是說詩的體系，同樣是“使《詩經》的每一首有了聖道王功的奇跡，使《詩經》每一句話有了裁判一切禮俗政教的職責與功能”⁽⁸⁾，但與三家相比，毛、鄭一派更把諫書思想建築在夫婦、父子、君臣、朝廷、王化的系統上⁽⁹⁾。毛詩所以由民間之學而成官方之學，且取代穩穩立足一個朝代的學派，原因固然非一，但如果不是因為教化的體系更為完備—鄭箋的推闡也正是從這一面用力—則簡直不可想像。在這裏，經今、古文之爭，倒在其次。總之，由先秦至兩漢，詩的解釋，已經混雜了賦詩之志、引詩之志、經師之學，這可以統歸在歐陽修所謂詩之“末”者，卻緊緊依附於“本”⁽¹⁰⁾，而經師之學尤其成為詩學中最是疑信參半的一部。

至於毛詩序，它的作者便是一個聚訟千年的疑案，似乎至今也沒有足以定讞的論據。范家相《詩瀋》卷二：“詩序既非子夏作矣，然則毛之序其出於私見而妄傳之耶？抑別有所據而非苟耶？曰：亨與萇之授受彰彰然也，河間獻王造次必於儒者，山東儒者多從之遊，使毛公授受不明，獻王豈肯信之？諸儒寧不群起而攻之？”“平心而論，信之過者固未為盡得，攻之甚者亦未見無失也。君子之學務折衷之以求其當而已。漢學上接周秦，古序豈盡無據。讀書要在得間創義，非以求新。序之可通者，毋苛求其疵，其不可通者，經文具在，四經三傳可旁證也。”這樣的認識，真是很好了。其實何止毛序，將漢儒說詩四家合看，雖可見各有傳承，但共同的來源也不是很少。大致四家所取，都有可信的史料，只是常常為了講授的需要、創立學派的需要以至於參政的需要，而不惜對史料割裂、歪曲，委宛申說，於是信者乃成為不信。後之解詩者，原可從中剖取尚存其真者—前引范氏之議，本來是極為尋常的道理，只是因為詩之“本”“末”太多夾纏，廓清原始，乃格外繁難。

《新證》力求持一平實的態度，魯、齊、韓、毛，四家皆不偏廢，於漢，於宋，於義理，於考據，於“載道”，於“緣情”，凡以為合於詩義者，皆取以為用，總欲“揆之情理，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范處義《詩補傳·序》）。而取捨與否，都是經過了反覆的思考與斟酌—既重視傳統的詩學而又不為之所囿。惟限於篇幅，不可能如同一部資料長編，將所接觸到的各種意見一一列在題下，即便書後所附引見書目錄，也還不能把大量的參考書包括在內。但求這披沙揀金的過程，能夠不失辨於鍮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