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东起中国，经中亚向西到阿拉伯半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沿廊国家23个，拥有世界18.13%的GDP、13.82%的地域空间和近18亿人口，共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与中亚、西亚的战略关系总体较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四国与我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七个国家与我国是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利益的契合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合作的基础。中亚、西亚国家以往过多依赖资源型产业，近年来各国政府都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许多国家的改革发展理念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中亚、西亚的能源资源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稳定帮助；中国出口的质优价廉的纺织品、鞋类、家具、零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工业制成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为沿廊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

能源合作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的着力点。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目前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60%。2015年4月，中国日均进口原油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面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渠道成为中国的战略抉择。西亚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产量最大、出口量最多的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60%以上，号称“世界石油宝库”；中亚则被誉为“21世纪的能源战略基地”。在此背景下，以能源为基础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从贸易额来看，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最大的两个中亚贸易伙伴；西亚的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四国占据了中国对西亚贸易总额的66.35%（2015年数据）；随着美伊战争后的社会重建和经济复苏进程顺利进行，伊拉克已成为中国在西亚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得益于地区周边局势的缓和稳定，产油大国科威特现已成为中国在西亚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国。

当然，受中亚、西亚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文化特点影响，这一区域也存在政治风险显著，宗教、种族和利益集团间矛盾复杂，大国区域内竞争激烈，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差异明显，货币金融合作根基脆弱，交通运输设施发展滞后等矛盾，导致国家投资风险加大。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属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地缘政治风险较大，投资机会较少。而哈萨克斯坦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的产业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较大，投资环境整体上好于中亚地区其他四国。根据投资风险测度，西亚地区的以色列、阿联酋等，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风险的排名，都位列整条经济走廊的前端，是相当不错的投资标的国；而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伊朗、土耳其等，不同指标排名的波动程度比较大，投资风险较高。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有着灿烂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西亚地区曾是人类最早繁衍、活动的地方之一，在公元前7000年已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最辉煌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亚洲东部向西内陆伸展的中华大地和西亚之间虽有千山之隔，但位于中国新疆西南的塔什库尔干和帕米尔高原西部的阿富汗之间的瓦罕山谷，却将中国和西亚连结在一起，在3000年前已是居民和商旅出入的通道了。而中亚地区地处古代文明中心的连接地带，从先秦时期，就与中国有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并互相影响。

丝绸被普遍认为是东西方交流中最早的媒介，然而早在丝绸向西输出之前，中原先秦时期玉文化的发达、统治阶级对美玉的贪婪追求，使得中原与西域之间在三四千年前就建立了“新疆和阗玉”的玉石贸易联系。中原地区对玉石的大量需求不断刺激着中原与西域之间贸易的发展，也使各游牧民族在早期东西方交流中日益活跃，开拓出了最早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通道，也就是所谓的“草原之路”。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先秦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从中亚马匹和良马的引进以及中亚骑术的引进两方面得以说明。《史记》中关于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的记述，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服饰和军事技术方面对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同一时期，中国的丝织品、漆器、铜器等也通过游牧民族辗转传输到中亚地区，再从中亚传输到西方各国。

中国与中亚之间直接的、经常的、大量的贸易是从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拓展东西方交通之后开始的。在两千多年以前，汉朝的使者张骞通过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与中亚诸多古国初次建立了联系，开启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在丝绸之路上频繁往来、互通有无，各民族文化相互沟通、彼此交融的新的历史时期。

唐代，随着西突厥归属于唐朝，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了唐朝时期的中国版图。唐朝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在经营西域的一个半世纪中，密切了与中亚各地在政治上的联系。史籍中大量记载了中亚各国向唐朝遣使朝贡的情况，官方的“贡赐”贸易和官方或民间的“互市”以及其他灵活多样的民间贸易集中反映了唐代与中亚地区往来的频繁。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迅速发展成为网络，在丝绸之路沿线出现了大批的城镇商埠和商品集散中心。商业活动在促进这些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的同时，不断密切和加深着中国和中亚地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因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频繁的战乱等原因而衰落。但同一时期，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中亚地区建立了称雄中亚百年之久的强大的西辽帝国。契丹人将当时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带到了中亚，汉文化中所具有的中和、克制、博纳、宽容等精神特质，“轻徭薄赋”等租税制度对当时中亚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3世纪初期蒙古崛起，蒙古各部初兴于漠北高原之时，就与来自中亚的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商人多是来自波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汉文文献中统称为“回回人”。在蒙古西征和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后，随着东西方之间海陆通道的日益开放，又有大量西域回回商人入华经商。同时，大量的中亚居民或作为蒙古军队中的将领、士兵，或是蒙古人刀下余生的工匠和驱口，或以官吏、教士、商人等身份进入中国境内，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中国的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的形成就与元代来华的中亚、西亚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几乎同时，蒙古巴鲁喇思部贵族帖木儿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帖木儿王朝。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继之在中亚、西亚建立的王朝与明朝始终保持着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关系。来自中亚的贡物以马匹为主，还包括驼、玉石、狮、豹等。明朝的回赐中除钞币、白金等以外，主要是大量的文绮、锦绮、纱罗、绢、帛等丝织品，也有玉器、瓷器、衣服等物品。以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活跃了当时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对维护中国与中亚的友好往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清朝与哈萨克大规模的绢马贸易、与浩罕在丝绸之路南道上的贸易，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丝绸之路贸易最后的繁荣。

十月革命后，中亚各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中亚地区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各国保持了一定的贸易关系。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其内部和对外的经济关系受到封锁，商品十分匮乏，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从新疆地区获得急需的物资。1920年5月中俄双方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陆续设立了商务机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苏贸易额增长迅速、产品丰富多样。1934年新疆组建了裕新土产公司专门负责对苏贸易。新疆对苏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牛、羊、马等畜类，毛皮，棉花，生丝，干果等，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纺织品、鞋类、糖果、石油产品、仪器设备等。四十年代初期，新疆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因政治原因而趋于停止。东欧剧变后，1992年1月2—6日中国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进入迅速恢复与发展阶段。

回顾历史，中国与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廊国家一直以来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必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古老的土地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