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谓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

至于史籍之掌，代其有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抵牾复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彷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

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覆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

自后史权既散，详《三变》篇。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