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费孝通的战后国际秩序理想:“大西洋宪章”“天下一家”和“平民的世纪”
我设想,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问费孝通:“对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你有什么期望或你的理想是什么?”费孝通会说:“大西洋宪章”“天下一家”和“平民的世纪”。
《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是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两国政策的一些相同原则发表的联合声明。共包含八项原则:一、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二、他们不希望看见任何与人民意志不符合的领土变更;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三、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四、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的义务下,促使所有国家、部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了实现他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五、他们希望促成所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最充分的合作,以促进所有国家的劳动水平、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六、在纳粹暴政被最后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七、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地航行;八、他们相信为了现实的和精神上的理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这八项原则是对更早些时候,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的具体化和扩展。1941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提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期望达到一种以人类的四项主要自由为基础的世界”,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二战结束前,费孝通在文章中屡屡提到《大西洋宪章》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回忆起当年在无线电机旁听到这个演讲时的感动,“四大自由的标榜、《大西洋宪章》的签订,使我们在太平洋这岸的人,感觉到一股新鲜的空气”,“(丘吉尔)声音不大清楚,可是那种沉毅果断的调子,像英国初秋的晚风一样,使人觉得肃杀而清澈的爽意”。在去美国前,费孝通心里明白它们只是一个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狂想”,却不否认其价值:“一个活泼的民族,是会把《乌托邦》放在一切经典之上的。没有一个人会嘲笑柏拉图不讲实际政治,而写一本空洞的理想国。……写乌托邦的并不止柏拉图一人。一直到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罗、丘的《大西洋宪章》,哪个不是一种永远不易,甚至不会达到的理想。罗斯福的四种自由若果真能在世界上实现了,人也快变了神仙。谁不知道这是个狂想,可是没有人耻笑他。为什么?因为理想的价值不在它是否能完全实现,而是在否定现实,发动改造,给人类努力的一个目标。”
到美国后,费孝通亲身感受到两岸的差别,对理想的实现有了新的惶恐,“大西洋宪章在我们这方面很热闹,在美国根本就很少人提起。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认为富于朝气和理想的美国人民也异口同声地用三强四强等旧概念来在现实政治中翻弄新花样了”。费孝通质疑,“这次战争,这样多人受到了这样深的痛苦,为什么呢?我相信这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其实不但是应当问,而且每个有思想的人必然会问的。……战前的国际秩序既然会使我们吃这样大的苦头,我们不愿再吃这种苦头的,也必然不愿在战后再接受战前那种秩序了。于是我们要怎样的世界秩序也就成了参加战争的人所不能忽略的问题了。”“从过去的历史,从现在的处境看,美国人民似乎应当很热烈的讨论作战的理想和世界的新秩序,而事实却并不如此。”他抱怨在战争宣传中,美国媒体似乎只热衷于渲染战争的残酷,用复仇来激发人民作战的毅力,对战争的原因及作战的目标却回避不谈。他还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对战后新秩序表现出某种畏缩的态度:“罗斯福总统重申《大西洋宪章》继续有效时,还要加上一个譬喻,把这宪章里的规定比之于《圣经》里的十诫,悬为目标,间接承认这些原则一时尚不能实现。”虽有疑惑,费孝通没有丧失信心,他说,“我们翘首伫立,盼望四大自由的标榜者的美国,恢复开战时的积极的精神,挽回目前这种强权政治复活的趋势”。
“天下一家”是美国共和党领袖、1940年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对手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1943年写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英文原名One World,中文翻译成“天下一家”。威尔基虽是罗斯福的竞选对手,但罗斯福很欣赏他。1942年8月,他作为罗斯福的特使,乘飞机到世界各国访问,49天行程3.1万英里,返回美国后,不到半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谈旅行中的观感,迅速成为畅销书,一个月内售出100万册,打破了美国近几年来出版界的销售纪录。美国战时图书评议会将这本书定为“战时必读”。在这次全球旅行中,威尔基有到中国,从西北到西南,逗留十余天,会见了政商学界的不少名流(具体行程书中有记载)。One World一书一出,四个月内就有了中译本,一年内再版六次,还有多家出版社多种译本,可见传布之广和受欢迎程度。One World还有一个中文译名是“四海一家”。“天下一家”“四海一家”,这两个译名倒似在遥应中国的“天下观”和“大同”境界。可是,One World一书突出传递的是当今世界一个全新的社会事实——技术让各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变小了,“如果我对世界变得小了而且完全是相互依赖的这件事还有任何怀疑,那么,这次旅行就把这些疑云一扫而光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实,是我们走完这样长远的路程,在空中的时间总共不过一百六十小时”,“从这次旅行中我知道远东许多人口和我们的相距之近,宛如洛杉矶乘最快的火车到纽约一样。我禁不住相信,从今以后凡是涉及他们的事情,必然涉及我们……将来我们的一切想法必须扩及全世界了”。
1943年再次走出国门的费孝通,一定对威尔基这番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成为他对新世界的一个基本想象和讨论的前提。他从美国回来后,第一篇国际时评(“邦各有其道”)就以这本书开场:“威尔基周游全球回去写了一本《天下一家》。地球这样小!那是每个在空中旅行过的人的同感。……在这门户洞开瞬息可至的小天地里,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密切得像在一个家里一般:痛痒相关,休戚相系。”“我们应当可以想象得到现在世界上许多问题的总结了:那就是缺乏相互了解的人民被派定了要经营密切的生活。天下一家是个外形,内里住着的还是小门墙隔开的多房媳妇。”后来的文章中,亦屡屡提到这个新出现的,让人惊异、又忧虑的事实。在《初访美国》中,他重复了类似的话后,再补充一句,“大家庭还可以分家,兄弟阋墙,至多也不过是断绝往来。这个天下一家却分无可分,逃无可逃,因之更麻烦了”。《重访英伦》第一篇随笔——“途中”,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和忧虑:“天下一家,在很多人眼中还不过是一种好听的理想,可是让我们现实些,看看日常的问题,也许不难承认否定这基本概念的人是无法解脱日益加重的烦躁的。欧老太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份子。”
“天下一家”的想象,还让他对现代国家主权观念提出质疑。他说:“天下一家,以前是一个理想,现在却成了一种需要,也可以说是空运时代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了。这个理想变成一种需要,原是威尔基先生在空中旅行之后才定型的。也许这句口号在我们传统的理想中太熟习,所以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可是在西方的传统中,这却不然。现代的新秩序是诞生在四海一体的中古观念的否定中。列国的成立是新秩序的基础。主权的神圣,是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标榜的主义不就是民族国家的独立么?……只有20年……高速的交通工具已动摇了根据这国家主权观念所建成的政治体系。”在另一篇文章中,费孝通直接喊出这样的话:天下一家,“就没有不受干预的内政了”。
威尔基撰写“天下一家”,实质上是在重申加入二战后,美国国内普遍达成的一种共识:美国不能再回到一战后的孤立主义路线了。他更加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技术条件:“即使说我们在地理上享有相对的孤立,这种孤立现在也不复存在了。”威尔基同时表示,战后美国亦不应走“国际帝国主义”路线(即费孝通上文说的战前国际秩序),要“创造一个每一种族每一国家机会都是平等的世界”。在实现新秩序上,“美国必须担任一个积极的、建设的角色”。这个政治理想,没有超出大西洋宪章的内容。相比之下,华莱士的“平民的世纪”,则包含了更具体的制度主张。
华莱士(Henry Wallace,1888—1965)出身于美国中部农业最发达的艾奥瓦州(Iowa)。祖父曾任老罗斯福政府“乡村生活委员会委员”,创办家族农业杂志《华莱士农人》(Wallaces Farmer)。父亲1921年担任哈定政府农业部部长。华莱士22岁从衣阿华州立大学毕业,专业为农学。毕业后回自家农场工作。父亲担任农业部长后,他接替主编《华莱士农人》杂志。在政治上,华莱士最初像他祖父和父亲一样都是共和党人。1928年追随罗斯福转入民主党。1933年罗斯福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美国正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他聘请华莱士任农业部部长。由华莱士领导,推行《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实行谷物计划生产。华莱士是罗斯福新政的中坚和核心人物,在罗斯福第三任总统任期(1941—1944)内,任副总统。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时,受党内保守派反对,他未能连任副总统,但很快罗斯福又任命他为商务部部长。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华莱士与杜鲁门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华莱士主张与苏联合作。1946年9月,华莱士辞职,担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主编。利用这个平台,强烈抨击杜鲁门的外交政策。1947年初,“杜鲁门主义”公布时,他预言一个“恐惧的世纪”(a century of fear)来临了。1948年,华莱士组建第三党——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竞选美国总统,结果惨败,只获得2.4%的选票。之后,华莱士退回农场。1952年出书《我错在哪里》(Where I Was Wrong),检讨自己为何会轻信苏联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并宣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反共分子。在1956年到1960年的美国大选中,他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1944年夏,华莱士曾作为罗斯福特使访华,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此后华莱士的政治动向一直颇受中国舆论界关注。华莱士的思想在中国学人中亦有热烈回应。
“平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是华莱士1942年5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的名句。讲演原名“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The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因这个短句太出名,后来就以它命名这篇演讲了。在这篇讲演中,华莱士强调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革命的中心目标”,他说,对于美国人而言,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不需要革命争取了。但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个革命还远没有完成。有人说,现在的世纪是“美国的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这个看法是美国传媒大亨、《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1898—1967)1941年初在《生活》(Lif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华莱士反对这个展望,他说“随着这次大战而来的新世纪,一定是世界平民的世纪”。世界平民的世纪,就是全世界的平民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要协助后进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决不能再采用军事的或经济的帝国主义,剥削其他国家。美国国内的独占企业要受到控制,所有国际的商业组合、垄断企业,也要受到国联或者本国政府的控制。目的在于,使现代科学创造出的生产力,可以为全人类,而非少数人服务。华莱士所说的“平民的世纪”,战后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在美国国内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新政”,然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将“新政”扩展到全世界。
那么费孝通对美国“新政”的态度如何呢?费孝通对美国“新政”是高度赞赏的,这从罗斯福去世后,他写的纪念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来。费孝通说,南北战争后,美国精神中消极的个人自由和民主造成了一个独占的经济秩序,“美国的社会,实际上成了许多大企业家的联合统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脱了节”。不仅是美国,这是20世纪的世界危机。面对这一时代课题,苏联的道路是“为了经济民主牺牲了政治民主”;意大利德国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大企业利益利用了流氓暴力,同时毁灭了政治和经济民主,以独裁的方式来计划一个侵略性的国家”,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罗斯福对美国,以及时代的贡献,就是提出一个居中而略微偏左的新路线。”利用已有的政治民主传统,实现经济民主。这条路线的条件是要选出“一个代表社会的机构控制不负责任的个人自由”。罗斯福不仅拯救了美国的危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还拯救了一个世界的危机。罗斯福不幸过早去世了,他未竟的事业,在费孝通看来,就要靠民主党内华莱士这样的政治领袖去继承和扩展。在费孝通的国际时评和外访杂写中,华莱士的名字时时可见,《新共和》杂志更是费孝通从访美起,就喜欢阅读的报刊。费孝通这一时期的国际时评和“世界观”都深受华莱士类左翼进步主义人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