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社会辨析》的写作过程和对西周史研究的新目标

瞿：1980年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周代社会辨析》，您可以讲讲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吗？或者说，您是否可以从这本书讲到一般的历史理论问题？

赵：这本书的酝酿时间是很长的。1958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不能再上课了，但总还要干点事吧。干什么呢？就搞资料。但我不是为搞资料而搞资料，而是在搞资料的同时，就自己搞研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我分别写了一些文章，主要是关于西周的。这一篇篇文章，当时都没有发表，到1965年冬天，我找人把它油印成一本，初稿题名为《殷周社会平议》。初稿印出来，本来是想给专家们看看，请他们提提意见，再修改修改。可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便大规模地展开了，我看气氛不对头，根本不敢拿出来，只有几个朋友见到过。当时我印了20本，红卫兵到我这个屋子来看了，没发现什么，就给贴了封条。结果我进不去了，别人也进不去了，所以这部稿子反倒得以保存下来。到了1978年，我把它找出来，重新翻了翻，作了一些修改。回想起来，“文革”这十年，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对我做研究工作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如果没有那大动乱的十年，我有许多东西都可以写出来了，结果被耽误了。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也有收获，就是在这十年里头，我自己虽没读什么书，但对原来所写的那些问题却考虑得比较细致了。我发现1965年油印的稿子写得不好，有些观点也比较牵强，所以我作比较大的改动：殷代那部分内容删去了，因为殷代不管你怎么说，说它是奴隶社会也好，说它是原始社会也好，总觉得牵强，拿不出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材料来。而周代这部分内容则加强了，有了新的看法，增添了一些考古上的新材料。这样，改定本比初稿提高了不少。改定稿因为只限于周代历史的内容，所以题名为《周代社会辨析》。经朋友介绍，改定本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对周代社会历史的一个初步总结吧，说是“初步的总结”，因为在认识上还有不少有待于深化的地方，而在叙述上也还只是粗线条的或概括性的。这本书印得不多，前后印了两次，才印了一万册，听说现在都卖完了。这本书在史学界还是有些影响的，在北京似乎还不明显；在外省比较明显，因为外省的西周封建说的“市场”比较大。据我了解，在广东、福建、四川，还有许多地方，以至香港，不少研究历史的人或并非研究历史的人，不少赞成我的说法。但我并不满足于此，还想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这就是从《殷周社会平议》到《周代社会辨析》的写作和改定的过程。

瞿：刚才您说，要在《周代社会辨析》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还读到您关于武王伐纣之年的考证文章，又听说您正在做金文选注的工作，这跟您下一步的研究是否有相当的联系？您能展示您的新的研究计划吗？

赵：现在谈谈我在西周史研究上的一些工作和设想。先秦史的范围太大，现在我的年纪也大了，时间和精力都感到不够用，整个先秦史是搞不了了，就缩短战线，集中力量研究周代的历史，首先是西周史。现在研究西周史，我想从史料上、从根本问题上着手。我这个想法，本不打算讲的，因为事情还没怎么做，我就不愿先提出来。你既然问到这里了，我就讲讲吧。我下一步西周史研究的计划，大致是从三个方面入手，也可以看成是三个研究阶段。第一，是关于历史年代。可以这样说，西周史的年代搞不清楚，总觉得有些稀里糊涂，有不少事情也总说不清楚。比如，周代从哪儿开始？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从武王伐纣开始，那么武王伐纣在哪一年？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据说有二十多种说法。我现在正在探讨这个问题，正像你说的，它跟我下一步的整个研究计划关系很大。我的打算是，西周年代，从文王起，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成王、康王，一直到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的年代，我想把它补上去。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武王伐纣，我是定在公元前1045年，而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现在的问题是：从公元前1045年到公元前841年这一段，各王的年代，各王的重要事情，如何能找出准确的年代来，把这一段补上。这个工作是很难很难做的，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承担不了的任务。所幸的是，我有一位帮手，就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先生。他编了一本历谱，已经出版了，有了这个历谱就好办了。以前为什么搞不出眉目呢？因为以前的一些历谱是旧的，不能据以解决这个问题。像吴其昌的《金文历朔疏证》是根据刘歆的三统而来的，根本不能用。后来就是董作宾的历谱，比较正确了，但也有些错误。日本的新城新藏也编了个历表，在他的《中国天文学史》中，但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他定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63年，比较接近于实际，但还不可靠。范老他们就是根据他的说法讲的。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张培瑜两人根据前一次哈雷彗星是出现于1910年，往上推（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算到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恰好是武王伐纣时，哈雷彗星正在天空，岁星也在天空，人们都看见了。这个天象和历史事件的巧合，在《淮南子·人间训》上有记载，说武王伐纣时见到岁星，也见到彗星。张钰哲、张培瑜他们说的彗星出现的方向与《淮南子》所记也都相合。他们二人的文章刊在《天文学报》上，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读这个刊物，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后来我发现上述结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根据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的说法，《尚书》中真《周书》里有年月日的《召诰》、《洛诰》、《武成》（不是现在的伪古文《尚书》里的《武成》，这是《汉书·食货志》里刘歆《世经》引的《武成》）、《顾命》这几篇，没有一篇能与之相合的。看来只有天文上的根据还是不行，总得使天文与真古文献记载二者相合，才真正有说服力。我根据张培瑜的历谱查找，如果下推12年就可以对上了，这就是公元前1045年。这一点，是前人所不知道。张培瑜的历谱是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就是现在阴历的十一月，有冬至的那一个月。但是周初文献往往不是用建子的周正，而是用建丑的殷正，即现在阴历的十二月为岁首。我写了一篇关于《逸周书·世俘》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于是，武王伐纣之年，还有金文的记载，都可以对上了。这在古代史上是一个大问题。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周初制度与殷代完全不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突变。在周初，在武王时，甚至在周公摄政时，周代用的还是殷正，还是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这说明什么呢？周初的文化制度很多都是殷代的，是继承过来的。因为在文王、武王时，周是殷的一部分。现在周原发现的甲骨文里就有关于殷王的记载，其中有这么一条：“王册命周方白。”这个“王”很多人都解释为周文王，这讲不通，周文王怎么能册命周方白呢？周方白不就是西伯吗，就是文王。另外，武王没死的时候，要周公继王位，这不是“兄终弟及”吗？《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都讲了。可见殷周制度并不像王国维讲的那样，一刀两断，而是后来才慢慢变过来的。我因为考证武王伐纣的年代，而涉及这么一些重大问题。关于年代，我现在已经考察到康王了，康王以后越来越麻烦。从穆王到厉王，我初步用金文对了一下，可以排下来，但里面也还有些问题，因为有的金文本身可能有错误。这个工程很繁难，只能一步一步地去做。

第二，我想把西周的年代大致考察出来后，再进一步研究西周的文献，西周的金文。这都是资料工作，其中包括文献的辨伪和年代的考订等工作。如今文《尚书》里的《洪范》《吕刑》，显然是后人添的。《洪范》有五行，但周初没有五行，一看文字就知道不是周初的，文体与真的周书也不一样。必须把这些问题完全搞清楚。第三，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才能再考察西周的地理形势，然后才能讲到西周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等，作综合的阐述。这就是我目前和下一步西周史研究的新的目标。我深知这个计划的艰巨性。但是，我想我们研究历史，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代完不成就两代，两代完不成就三代。历史在发展，历史研究也总是要不断发展下去的。

（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