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和制衡性约束

当国际体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安全目标时，有什么会对此构成阻碍？现实主义强调了一个答案：其他大国。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对力量最有效的阻遏是制衡的力量”。均势理论——现实主义真经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的核心定理是，大国会发展和动员军事能力，以满足约束它们中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该理论的阐释方式五花八门，但几乎所有版本的“核心命题”都是“国家倾向于制衡凌驾于体系之上的霸权”。杰克·利维（Jack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继承了他们作品中所讨论的理论家们的标准做法，使用“霸权”这一概念来同时指代物质资源向一个特定国家的集中——这类似于“单极”的标准定义——以及由这种强大物质实力支撑的该国的政治主导地位。因此，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资源一旦达到或接近国际体系的巅峰，它的相对实力的增长就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制衡。

我们在本章中表明，该理论不能用来预测未来，历史的经验也并不意味着在今天也会出现制衡美国的努力。均势理论预言各国会试图阻止一个霸主的崛起。在学者们围绕这一命题的历史证据展开争论时，他们忽略了事关在当下如何约束美国权力的重要一点：即使一个潜在的霸主必须关注针对它的制衡，但对于一个已经确立了物质实力优势的国家，理论就失去了意义。我们认为，一旦某个国家达到这样的位置，它就已经通过一个临界点，在此之后力量增长带来的影响就是相反的：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越是强大、其支配地位越是牢固，其他国家就越发会丧失对它进行制衡的动力，它受到的约束就会减弱。

为了解释当前对美国的制衡的缺失，我们强调的原因是：对于主要的强国而言，制衡在现在和将来都是耗资巨大、令人望而却步的行为。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与美国的综合性优势相近似的力量，因此任何进行制衡的尝试都会意味着要付出沉重代价，远超在以往国际体系中付诸类似行动的成本。如果美国决定将它的国防支出（目前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提升到冷战时的水平（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5%），那么要与美国进行实力竞赛的成本更是高昂得令人生畏。

自单极世界诞生以来，各种普遍迹象都印证了我们的观点，而无法与传统的均势理论说辞相容。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国家联盟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扩张，防务开支的最大增长也代表五角大楼的利益。其他大国并没有试图合纵限制美国，这表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反霸权联盟形成，在可见的将来也并无可能，也没有国家试图通过提升国内支出来制衡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尽管有少数大国在军事支出总量上有所上升，但总的来说，它在全球军事责任中所承担的份额相对美国是下降的：在主要大国的防务支出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例从1999年的47%上升到2006年的66%。没有大国展示出直接使用军事力量遏制美国强权的倾向。这些迹象都不符合均势理论的预测。如果不是因为该理论早已在专家学者当中流行的话，他们本不会把1991年以来主要大国的行为与均势理论联系起来。

在我们与均势理论的争辩中，什么是攸关成败的要素？如果力量集中只有在大国可能相互开战的前提下才有意义，那么相对来说也就没什么好争的了。现下许多因素都在阻遏这样一场战争，而一些观察人士可能会声称，对制衡缺失的认定是武断且不足道的。我们要表明的是，这种反对合乎逻辑，但却是错误的。很多现实主义理论并未明确的是，究竟是当一个国家自身的疆域受到其他地方力量集中状况的威胁时制衡才会发生，还是说其他的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利益也会引发制衡。采纳前一种判断的分析人士会认为，在我们当前的体系中，没有大国会威胁他国的生存，因此不会有制衡出现。但历史上有众多的证据表明，当霸权威胁针对那些与国家生存相比显得不那么根本性的利益时，也有可能激起对抗性的制衡。本章将通过简洁的案例研究表明，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反事实的世界，在那里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与美国拥有同样的力量潜质，那么哪怕这些国家深信美国并不会直接威胁其生存，它们也会倾向于对美国采取制衡。如此的话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在本章开头讨论了制衡性约束的理论基础，并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分析家把它与当今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接下来，我们将表明，这种约束并不适用于当今之美国，因为美国的力量集中已经大大超过临界点，以至于对于其他主要国家而言，制衡的代价变得巨大得难以承受。因此，平衡状态在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极不可能出现的。最后，我们将展示为什么认为制衡性约束缺失的判定既不是武断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他们错误的理解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