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查期各地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

随着增产节约和整风整党运动的开展，党内腐化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显示了腐化问题的严重性，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高频态势。

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许多领导人在讲话中批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军政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普遍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涉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讲到：“现在，某些机关、某些组织和某些人员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已经严重地损害到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例如，工业部召开全区性会议，一至十月共三十六次，每次都要会餐、看戏、印资料、印纪念册、招待水果、点心、香烟等；一次财务会议，单就水果、香烟、冷食就花了九百八十五万多元，可供一百一十五人大灶吃一个月。工业部财务处印了一种表格，可以用七年半，以后又全部作废，浪费了一二千万元。轻工业管理局超过编制七、八十人，局长一人就有通讯员、警卫员、司机、厨师、保姆及非直属亲属两人的开支；用一千三百万元买了一部录音机摆在办公室开玩笑；而大吃大喝、买东西送礼之风颇为流行，”他提道“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武克仁在其任民众乐团管理处长职内，一个人租了一幢房屋，屋里陈设有弹簧床两张，地毯一幅，借来的钢琴一座，家里用了一个勤务员、一个通讯员、一个保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娘姨和一个看花的共七人之多。”

1951年11月28日，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向中央发电报称：“华北全区去年一年共处理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又据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很不完全的统计，贪污腐化者共一百零七人，而今年九月份一个月的贪污案件即有一百零二人。”其中，“太原市七区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自入城以来，除集体贪污浪费、挪用公粮、公款共约折合米麦八万九千余斤外，并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赵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长，在私人煤窑顶有两个好汉股，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开设电磨房，已俨然成为一个有政治特权的商业资本家了。”“山西交城县长孙进才等，在移交机关生产时，大吃大喝，编造假账，诈骗国家小米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余斤，该县政府和县委会两机关，一年来即挥霍浪费小米三十二万四千余斤。”“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长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务嫌疑的私商引诱宿娼，吸食鸦片。李发觉大同市公安局对该私商怀疑时，竟向其告密。此外，并隐藏特务恶霸的儿子，伪称叔侄关系，终至畏罪携公款三千余万元潜逃。”为此，毛泽东在12月1日发薄一波、刘澜涛电报，要求他们补报太原市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在“三反”“五反”运动正式发动之前，出现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件，被人们称为“刘张大案”。多少年来，刘张大案一再被人提起。处决刘张，被人们说成是打响了共和国反腐的第一枪。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和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查处情况：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亿4000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0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4亿~5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达1亿3000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1亿5000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竟然如此胆大妄为，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做派了，这使得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华北局给中央报告的时间是11月29日，而毛泽东在11月30日迅速地作了批示，将华北局的电文转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将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贪污现象以及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并中央。报告称：“目前贪污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必须更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自解放以来，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六百五十人，贪污总额约十五亿元。其中，一九四九年一百六十六人，一九五零年二百八十九人，一九五一年一百九十五人。但已发现的仅仅是贪污现象的一部分，据市税务局、市人民银行、市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初步检查和估计，各部门工作人员贪污现象均极严重。本市供销合作社重点检查的结果，发现九区联合消费合作社一百三十二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三十九名，既百分之三十；六区联合消费合作社一百三十二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三十四名，既百分之二十六；九区有一个街道消费合作社二十三名工作人员全部集体贪污。”

当天，毛泽东就北京市的报告作出指示，将该报告批转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中央认为北京市委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还严厉地指示：“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告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批转的文件中，有的是县委、区委等基层组织向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在1951年12月8日的一个电报中还指示，中央关于反贪腐的若干批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委关于反贪污运动的报告，要让科长级以上的党员看到。

12月5日，毛泽东接到中央贸易部党组关于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后，更进一步明确要求各地：“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

中共中央将关于各地各部门上报贪污腐化材料的部署下达后，中央各部率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

12月4日，中央贸易部党组提交了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12月5日，毛泽东转发了中央贸易部党组的报告。12月7日，中央转发了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关于“三反”的报告。12月11日，毛泽东连续批转了包括华北军区后勤党委、邮电部党组、铁道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在内的若干报告。

邮电部党组1951年12月7日就“三反”情况向中央报告说：邮电系统的贪污案件，除一般旧社会常有的类型外，尚有与专门业务相结合的专业贪污案，且极为普遍。贪污腐化现象滋长的原因，一是全国解放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尚未形成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加之党内生活、政治教育不健全，资本主义反过来引诱与腐蚀我们；二是县邮电局多原封未动，领导方面忽视了县局的改造与加强；三是对惩治贪污犯采取了姑息态度，片面地理解“不能轻易开除人”与“不能造成工人的失业”，客观上助长了贪污腐化的风气。12月11日，毛泽东将此报告批转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1951年12月8日，中共华北军区后勤部委员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并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中说：后勤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曾于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底，进行了一次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揭发了一批贪污分子，并分别给予军法、行政、党纪的制裁。但因为没有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在领导思想上也仅仅是从爱护祖国财产出发，还没有特别强调通过这次运动来加强全体干部的阶级观点，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因此，某些单位执行极不深入，个别部门甚至不认识，致使运动过后又松懈下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联系到官僚主义作风，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化堕落分子，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处理。因而运动之后，贪污、浪费、拐款潜逃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对此，毛泽东在12月11日批示道：“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根据已经掌握的部分情况初步估计，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贪污的方式，有出卖财经情报（如将税率变动、物资底价密告资本家）的；有勾结私商盗卖国家资财的；有贵买贱卖从中谋利的；有侵吞公物，监守自盗的；有造假账目、假单据的；有大斗秤入小斗秤出，开税票大头小尾的；有假借职位敲诈勒索的；有受贿赂，吃回扣的；有报假账，吃空额的；有公私不分，损公肥私的。更多的则是造假预算、搞两套账、打埋伏、虚报开支、下级套上级、损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等行为。腐化分子嚣张猖狂，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1951年12月10日，中共平原省委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给各地市委并报华北局的通报指出：据省纪委上半年统计，违法犯纪受处分的区以上干部中，因贪污、受贿、蜕化等而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工作等各种党纪处分的占65%。据检察署对14个县的统计，1月至8月的违法案件中，贪污渎职的占47%。贪污问题绝不是个别的人或个别部门的问题，已是较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央苏南区委向中央和华东局报告：1950年5月到1951年12月处理案件的不完全统计，处理贪污案件295起，据对其中50个案件的统计，因贪污舞弊损失国家财产计人民币35.2亿元。从整个案件发展来看，1950年8个月处理案件72件，1951年10个月处理223件，比1950年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干部贪污人数没有精确统计，从常州市85个税务干部集体贪污案件中，以党员3人，非党员82人所占的比例作估计的根据，苏南一般干部中贪污分子数量很大。贪污机会最多的为掌握现金物资的部门，如税务、粮食、工商、交通、合作等部门。一般机关中总务人员贪污的也很多。在农村中贪污风气亦炽，无锡县有2个区长贪污，常熟县11个乡统计有76个乡村干部贪污。贪污范围很广，由城市到农村，党员到群众，领导干部到乡村干部，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时，“三反”处于发动初查阶段，毛泽东要求各部门上报报告，是为了掌握各部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毛泽东亲自批阅各部门的报告，目的是提醒督促各部门认识到干部队伍腐化问题的严重性，积极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

尽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革命胜利后将出现干部腐化情况已有预料，但这时出现的干部严重腐化情况，还是让毛泽东大为震怒，促使毛泽东下大决心对贪污腐化现象予以严厉的打击。

12月8日，毛泽东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严厉地表示：“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并且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句话，表达了毛泽东面对高频腐败的义愤，表达了毛泽东坚决反腐败的决心。事实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并没有“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仅仅依法杀了几十名腐败分子而已。

12月8日，罗瑞卿提交了关于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12月9日，毛泽东批示：“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连续批阅了总政的工作报告，认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1952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从以上几个指示看，毛泽东要求开展“三反”，并交代了运动的形式是“大张旗鼓”和“雷厉风行”，目标是坚决彻底地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