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国民经济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此，加快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构建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并用其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既是中国经济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经济学人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大大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具有独特性的中国而言，其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经济的健康运行只能依靠中国本土的经济理论，这给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创新带来了重大的机遇。

（一）计划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既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又在探索新时期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强有力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逐渐被边缘化。伴随着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的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政府管理经济水平的能力逐渐被引导到短期宏观政策效应的评价上。与此同时，众多的经济学人研究经济政策走向和宏观调控功能，并预测基于此数据下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策效果，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的方向自然也顺着这个思路，研究短期经济波动和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日益突出，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也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已显现出局限性。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的变化，增加了宏观调控及达到预期政策效果的难度。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框架的变化以及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干预边界的问题都面临挑战。如果宏观调控的内容过于宽泛，那么其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带来难以根治的体制扭曲，造成不良结果。因此，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重新定位宏观调控的作用，研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的调控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新时期，宏观调控的历史使命也将渐进地发生改变，曾经被高度强调的地位和赋予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基础。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将大大超越调控的范围。让要素市场发挥作用，厘清政府的职能，是当今政府所面临的最迫切的转型。

（二）市场力量与全面发展理念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人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来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新时期的中国发展观的核心更新至“全面发展”，即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从战略观的演进来看，经济发展已成为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充分体现强国思维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抓手。经济发展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撑。然而，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复苏利益的国际争夺变得日趋激烈，政策博弈愈发复杂，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出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在进行大洗牌。在此背景下，要积极抵御国际机构和他国政府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经济改革横加干预或施加压力，抵御各类市场机构和相关人士利用各种手段唱空、做空中国。如果不主动出击，在混乱的局势演化中尽量占据有利位置，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将难以得到保障。新时期政府的使命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安全。

在大国博弈如火如荼，地缘政治高度动荡之时，中国经济内部也面临着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发展问题的挑战。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不仅要政治安全、国防安全、能源安全，而且要经济安全。各方安全捆绑在一起，息息相关，环环相扣。因此，需要有大智慧统筹全局，解决中国发展和安全问题。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在实践中耐心积累经验，才能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央推出的“一带一路”的愿景规划，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国际视角的重要体现，是寻求国家利益的大战略，必将加快“走出去”及融入周边国家的步伐，创新“引进来”，让周边国家企业有激励、有动力、有途径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双向融合。在力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发挥引领作用，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利益共赢。

（三）国民经济学的新使命

伴随着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和战略调整，伴随着“一带一路”谋求更大发展空间规划的启动，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定位和研究内容在动态中不断调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的计划经济管理，综合平衡，到宏观调控的政府管理，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再到市场力量的最终确定以及国家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对外出击，高度关注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与定位一定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以政府总体发展战略转型为导向的，是为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新形势下，国家战略的重新设定，意味着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维和视角需要重新审视，也意味着我们过去所关注的财政、金融和产业发展政策，都需要纳入新的发展战略中通盘考虑和布局。诸如今天我们研究的大金融问题，一定是站在国家全局利益的视角上，判断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它不再是一个纯金融问题，而是有更宽的视角，反映了中国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金融发展战略仅是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国民经济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内容要与新型的国家发展战略相匹配，重点研究在内外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规划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产业的均衡和优化，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重塑中国周边地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在新的大格局下，既做规则的接受者，也做规则的制定者，谋划中国利益，降低系统性风险，实现国家安全。

在进一步明确新战略所带来的新使命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科学地断国民经济学科的定位以及厘清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确定其差异性和特色，使国民经济学科的学者和一线教师理直气壮地、踏实地在新形势下努力开拓和创新这个学科。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加速要素聚集，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之手，重塑经济地理，实现中国愿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既不是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简单叠加，当然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另类表述，而是如何将这些学科有机地联系并统筹在一起，为新形势下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献计献策，丰富和创新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均衡设想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