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性同体目标下女性的性变革设想
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在认识到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的男权制刻板定义后，提出了两性同体的女性解放理想。两性同体的意思虽然大体明白，但具体的学术含义常常并不清晰。这种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女性主义学者们对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不同理解相关的，并且这种不清晰也造成了人们在设计通往两性同体道路上的差异。我们在本节中主要关注两性同体目标下的女性性变革设想。通过考察我们将会看到，女性的性变革设想是女性试图控制和把握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性和生育）的体现。在这个视角下，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对自然的态度。
1.两性同体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出了它最有特色的部分——对男权制的批判。根据女性主义的男权制批判理论，妇女在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屈从状况是与性别差异相关的。她们认为，两性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性别区分，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解释。事实上，两性性别的差异带来的是性别压迫。不仅是明显的“外部”问题，例如性骚扰和就业歧视，而且是显然的“内部”问题，例如没有决定权和达不到性高潮等，都可以被看作男性性别特权结果的症状。[112]这个时期的激进女性主义者特别关注诸如性角色、生育、哺养等女性性特征方面受到的男权控制。她们倾向于认为，无论从生理还是社会的性别上看，男性因为最终控制着女性的性和生育力而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拥有了支配力。激进女性主义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不少人赞同以建立两性同体的社会来替代两性差异的社会，进而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
两性同体（androgyny）并不是一个十分严密的学术用语。它基本上是一个描述性的用词，既可以指动物学意义上同一个体同时拥有雌性和雄性的生理特征，又可以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性别认同；既可以用来描述双性的情况，也可以用来描述无性的情况；既可以用在女性主义理论中，也可以出现在媒体中以描述某种社会时尚现象。同时，女性主义学者还使用其他的词来表达两性同体的意思，比如米利特的“两性一体”（unisex）[113]。尽管如此，激进女性主义把“两性同体”作为克服男权制对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定义的意图是十分明白显著的。
一些激进女性主义组织和著名学者都有过两性同体的理想。当年一个建立在纽约的名为“女性主义者”的激进团体把自己定义为“消灭性别角色的政治组织”，她们宣称“性别角色本身必须被摧毁。假如这些角色定义还被部分保留的话，那么，压迫的灾难就将延续，并且在整个社会中改头换面再次得到肯定”[114]。按照这个组织的说法，两性同体的理想应该是排除了性别差异本身的。未来平等社会中，人们将不再有根据性别而来的特点、行为和角色。因此，两性同体的社会意味着无（社会）性别社会。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引用了乔林·J.（Joreen J.）的话，“荡妇之所以令人不安就在于她是两性同体的。她在自身内结合了被界定为‘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气质。荡妇是明目张胆、直截了当、傲慢无羁的，有时她也是自我中心的。她没有对‘永恒的女性’其含蓄、微妙、神秘性的嗜好。她蔑视去替代别人，过那种被视为适宜妇女本性的生活，这是因为她想过自己的生活”[115]。在此，乔林所谓的两性同体实际上是女性对某种偏向男性气质的性别的再认同。
米利特在指出支配与从属的男权制两性关系制度无所不在以后，讨论了性革命的问题。她这样表述了性革命的目标：“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结束男权制，废除大男子主义思想和带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地位、角色和气质的传统的社会化方式。这将使两性各自的亚文化实现一体化，原先相互隔离的两性的经验将融为一体。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情是，重新审视被称作‘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同时重新评价男女两性的可取之处：被当作男子气概而受到鼓励的暴力，被视为‘女子气的’、在男女两者身上都不足取的过分被动；效率和理智这些‘男性的’气质和温柔与体贴等‘女性’气质，将被作为适合于男女两性的品质推荐给他们。”[116]显然，米利特那里的两性同体，是要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中的可取部分合而为一，形成一种超越的性别认同。
费尔斯通也希望到达两性同体的社会。不过她的思路和上面的又都不同。她主张在女性性别方面来一场真正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技术革命，这样一来，男性和女性就不再有必要去展示他们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此实现两性同体。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费尔斯通的主张，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女性主义中女性性别的生物性问题。
2.女性性别的生物性问题
当激进女性主义发现了性别差异、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特权的男权制秘密以后，妇女解放似乎就成了一场女性对男性的战斗。虽然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性别角色是社会性的，但既然认定是一场性别对性别的斗争，女性性别的生物性问题就会受到当然的关注。
比较通常的观点是女性性别角色的男权制安排，而这个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的生理性别相关。比如，女性生理所特有的生育功能在男权制下就转化为女性料理家务和照管婴儿的社会性别角色。女性的怀孕、生育和哺育使她们不适合外出工作挣钱，她们只能待在家里。这就有了男性和女性性别角色的内容。“性角色对男女两性各自的行为、举止和态度作了繁复的规定。性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女性的有限作用往往使她停留在生物经历这个层面上。因此，几乎一切可以明确成为人类而不是动物行为（动物也同样会生育，照顾幼仔）的活动都属于男性。”[117]女性的性别角色安排往往是与她们的生物性联系在一起的。
一些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在说明女性从属心理的时候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而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从男性和女性因生殖生理器官构造不同而形成的早年经验差异入手来解释男性的文化统治特质和女性的自然从属特质的。在所谓前俄狄浦斯阶段，所有的婴儿都和母亲相依存。在婴儿的感知中，母亲是无所不能者。前俄狄浦斯阶段以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告终；通过这个过程，男孩放弃他的初恋对象——母亲，以便逃出父亲的手掌，避免被父亲阉割的命运。他的自我向超我（集体的社会道德良知）屈服，其结果是男孩与文化充分地融为一体。它将与父亲一起征服自然和女人。与男孩相比，女孩没有阴茎可以失去；所以女孩与她的初恋对象母亲的分离是缓慢的。结果，女孩没有完全融入文化。它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存在于文化的边缘。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男权制的起源，而克服男权制的途径在于改变婴儿早期的经验。应该让父母双亲共同抚养孩子，使孩子在早期并不产生对母亲的依恋，这样，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生理上构造的不同就不会对后来的性别心理产生影响。
关于女性作为性工具的性别角色，也有女性主义者从两性生理差异上寻找根源。贾格尔曾提到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观察。根据布朗米勒的解释，女性最初的从属是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解剖学原理允许男性存在强奸女性的可能性，而女性却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报仇。“这个单一的因素就已经足以导致男性强奸意识的形成。当男性发现他们能够强奸，他们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强奸不仅成为男性的特权，而且成为男性反对女性的基本的暴力武器，整个过程的基本动因是他的意愿和她的恐怖。他强行地进入她的身体，不顾她身体的抗拒和斗争，这已经成为他作为胜利者征服她的存在的工具，他的男性气质的生理是他作为优越者的力量的最终考验。”[118]针对这种情况，布朗米勒主张应该让女性完全参与国家反对强奸和反对暴力的立法体系，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女性天然的不利地位。
对女性性别角色的从属性进行生物性的解释，是第二次浪潮中从来都没有被女性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舍弃过的思路。不过，对从属性的生物性解释并不必然导致完全相同的解放之路，意识形态的、心理经验的和法律的途径都会被提出来。然而，既然是生物性的因素导致了女性性别角色的从属地位，那么，从女性性别的生物性上来考虑改变其从属状况的思路就势必会出现。
3.费尔斯通的设想
费尔斯通1970年发表《性辩证法》。这部著作篇幅不大、论证也不复杂，但它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独特的激进女性主义设想，即通过技术手段改变女性的生育角色，从而消除女性生理性别对社会性别的影响，使生理性别不再在文化中发生作用。从该书的标题看，费尔斯通的性辩证法是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影响。事实上也如此，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费尔斯通的理论就是从马恩的唯物史观那里出发的。费尔斯通的论证思路大体如下：
第一，费尔斯通指出，根深蒂固的性别阶级的存在是社会最广泛而普遍的不平等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应该采取恩格斯那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不从心理的方面而从物质的方面去寻找不平等的原因。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没有深刻认识到性别阶级的存在，他们只看到了经济阶级的存在，所以，他们找到的物质原因也只能是经济方面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造成了不平等的经济阶级的存在。生产活动的经济因素是基础。
如果要解释性别阶级的存在，经济方面的物质原因就不够了。这就需要某种覆盖面更广的因素，费尔斯通认为，这个因素就是性本身。她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先验论之外，“还有第三个选择尚未尝试过：我们可以在性本身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119]。她提出要考察人类的生殖活动以及在生殖活动中性别阶级的区分。
第二，在考察人类生殖活动的时候，费尔斯通提出了人类“生物学家庭”的概念。她认为在任何社会组织形式中，由男性、女性和幼儿组成的生物学家庭都是最基本的人类再生产单位。生物学家庭的事实包括：“（1）在生育控制出现之前，历史上的妇女一直对自己的生物特性无能为力。行经、绝经、妇女病、分娩痛苦、哺乳、照料婴儿等等使她们要依赖男性才能生存。（2）与动物相比，人类婴儿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长大成人。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无助的，要依靠成年人才能生存。（3）母婴依赖这一基本关系存在于任何社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如此。这一关系塑造了所有女性和幼儿的心理。（4）两性间天然的生殖差异直接导致了最初的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带来了阶级的产生和种性等级模式（即建立在生物特性基础上的歧视）。”[120]就此，我们平时熟悉的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断[121]在费尔斯通看来应该做这样的修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性辩证法，即社会因生殖再生产而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生物阶级，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这些斗争所带来的婚姻模式、生育和照料孩子方面的变化；是与此相关的其他具有物质性差异的阶级的存在（比如种姓）；是建立在性基础上的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阶级体系。”[122]“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既是经济上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物，也是物种繁衍方面生物家庭组织方式的产物。性的再生产社会组织总是位于真正的基础地位，由此我们才能为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哲学及其他历史时期的既定观念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做出唯一的解释。”[123]
第三，费尔斯通认为，消除两性不平等的途径在于消灭两性本身。这里的意思是，妇女通过各种手段对自身生物性别进行控制，进而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特性不再对文化产生意义。她同样借用了马恩的思路：“正如消灭经济的阶级需要底层阶级（即无产阶级）起来造反并掌握生产工具，消除性别的阶级也需要底层阶级（即妇女）起来革命并掌握对人类繁殖的控制，不仅仅是完全回到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且也能掌握对生育的控制：诸如新的人口生物学以及其他一切关于生孩子和养孩子的社会制度。正如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消灭经济特权阶级，而是要消灭经济阶级本身，女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仅仅是消灭男性特权，而且是性别区分本身，使得人类的生殖差异不再在文化上有意义。”[124]
第四，费尔斯通提出四方面的要求来达到消灭性别本身。（1）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使妇女从生殖生物特性中解放出来。必须考虑一些彻底的方法，比如利用现代胚胎学的发展前景，发明一种脱离子宫的怀孕，或者是利用所谓的试管婴儿技术来做到这一点。（2）妇女和儿童要有完全的自我决定权，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3）将妇女和儿童整合到更大的社会中去，使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性别角色扩展到全社会。在孩子的幼年阶段不再和生殖意义上的父母亲近，亲密的爱的关系会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无论什么年龄、什么性别的人都可以作为养育孩子的母亲。（4）妇女可以享有充分的性自由。性别特征的任何形式都将得到允许，因为性已经不再只是为了生殖的目的。人类可以重新享受所有形式的性行为。正如人们在口交和肛交里重新发现了情欲乐趣，也正如人们与同性及异性成员都可以发生性关系一样。对于生物学的性如此重要的生殖器接触的性，它必将成为某一种性经验，而且还是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一种性经验。[125]
正是在这样一场女性的性变革中，费尔斯通认为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必将成为没有必要的多余的东西。男性和女性可以按照自己所喜欢的任何结合方式去搭配和融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行为和特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人类可以进化为两性同体的人，所有的文化也会成为两性同体。[126]
4.掌控自己的性和生育
两性同体目标下的女性性变革，其方向是妇女的解放，是把妇女不平等的最深层和最隐秘因素纳入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主流层面来观照，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实现男女平等。而从实质上说，进行性变革是女性对能够掌控自己的性和生育的期待。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希望是由女性自己而不是男性来掌控她们自己的身体。
费尔斯通对于未来女性主义社会的四条要求中，第一条讲的是通过科技手段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殖方式，消除生物学家庭存在的必要性。第二条讲的是通过改变劳动分工而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让她们直接进入有报酬的生产劳动。第三条讲的是婴幼儿抚养的社会化问题。第四条讲的是妇女的性自由。说到底，这四条都与妇女自己掌控自己的身体有关，准确地说，与自己掌控自己的性和生育有关。而其中最关键的在于第一条，即通过科技手段改变人类的生殖方式，消除生物学家庭存在的必要性。
既然生物学家庭的存在造成了妇女的性压迫以及种种其他的问题，那么，从身体上改变妇女的生育特性在费尔斯通看来就势在必行。现代技术已经创造出真正的条件去克服那些压迫性的“自然”状况。“较之以前，我们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避孕技术。以前那种破坏性干涉的概念（避孕套等）只是开始，往后我们会对整个生殖过程的复杂性有完整的理解，包括荷尔蒙驱动以及它们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现在，口服避孕药还处在初级阶段，只有一种类型的生育控制在实验当中。人工授精和人工排卵已经是一个现实。胎儿性别选择、试管授精眼见着就要到来。有一些科学家团队已经在研究人工胎盘的发展。甚至单性生殖的技术也很快就会得到发展。”[127]妇女在生育方面的自然性不仅妨碍了妇女的自由，而且还使妇女的身体严重处于男性的压迫和控制之中。自然的属性需要用物质的方法去解决，而科技就是解决的手段。
在费尔斯通看来，用人工的方法来改造妇女的生育过程，绝不是不正当地使用非自然的人造技术。而妇女的生育过程虽然是自然的，却不是美好的。她说：“妊娠是野蛮的”[128]，“分娩是痛苦的”[129]。自然生育“最多不过是必要的和可忍受的”，而有的妇女感到分娩就像是“像拉出个南瓜”[130]。
对人类生殖过程进行彻底的改变，就能够使妇女的身体从自然的状态解放出来，也是从自然的不利方面、从自然的对男性有利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让自己的身体摆脱男权的控制，进而达到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一旦自然的生殖过程得到改变，生物学家庭就不再成为必要的社会单位。而建立在生物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最初分工也将随之消失。女性的性别角色不再只是生孩子和性的工具，不再只能从事无报酬的劳动。而这一条，只有在女性能够对生育的事情自主决定和自由控制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妇女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妇女也能在劳动分工中占有平等的地位。
婴幼儿抚养的社会化，也是在生物学家庭不再必然存在的前提下出现的。人类生殖方式的改变，即由人工培育的婴儿或收养的孩子都不再是自然生殖意义上的后代，父母也不是孩子的所有者。这种关系的改变，使得由母亲抚养孩子的事情（或者说，母婴关系）淡化。随着抚养孩子为各种形式的家庭或社会的成员共同进行，母亲的身体被解放出来，妇女自己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
妇女的性自由也是妇女身体的解放。在费尔斯通那里，新型社会关系将带来性自由，“成年人或许会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内回到一种更自然、更丰富多彩的性生活状态，全身心的情感关系将取代生殖器性行为和性快感，当然，它也包括性行为与性快感”[131]。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对倡导妇女身体解放的性自由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比如，主张女同性恋。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既然异性恋包含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意味着女性若要真正实现解放，唯有放弃异性恋，以女性同性恋取而代之。还比如，反对色情作品的制作与发行，认为色情作品鼓励了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和强奸，是把女性的身体作为工具，以为女人都是娼妓，专供男人享乐。又比如，揭露强奸和性暴力的性统治实质，认为从性骚扰、强奸到谋杀，一系列的性暴力使得男性得以控制女性。这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控制。
总而言之，两性同体目标下的女性性变革，其实质是要把女性的身体（特别就性和生育方面来说）从男权制定义的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下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女性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和掌控，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来控制女性的身体。费尔斯通的性变革设想体现了当时激进女性主义这一愿望的极端形式，在这一整套设想中，我们看到了费尔斯通对于女性身体自然性的怀疑和否定。
虽然女性在历史上总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成为自然的象征性符号，但女性主义却并不等于接纳自然。就女性主义的目标看，妇女解放始终处在问题的焦点上。为了这个目标，如果改变自然或控制自然是有必要的，那么就这么去做。在女权辩护下，女性主义为了妇女解放，她们选择了逃离身体趋向理性；而在女性性变革设想下，女性主义为了妇女解放，选择了对女性自然性的彻底变革，选择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然而问题还在于，妇女的解放事业真的能够在这样的性变革中实现吗？这样的女性主义是不是在女性的性变革中舍弃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正是这些被舍弃的东西可以对妇女的解放起到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