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小结

当代生态思潮中，无论是道德主体扩大的权利论，还是生态中心的价值观，以及社会权力论，都强调了平等与和谐的思想。虽然他们对是否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看法不一，但对于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有批判。妇女和自然，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是同样的弱势，都处于不平等的受压制状态，这就决定了对生态和环境的关怀与对妇女地位的关怀是不冲突的。然而上面的考察让我们看到，生态思潮对社会性别视角的接受不是一个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过程。生态思潮中的有些派别接受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有些却忽略了。总体来看，社会性别视角进入生态思潮大致与以下因素相关：

第一，在哲学上不再持有抽象人性的概念。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对于人的看法几乎都是从抽象的人性概念出发的。柏拉图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基督教教义说人是有原罪的造物；启蒙思想家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拥有平等的社会权利；20世纪以后非理性主义说人是意志的存在等等。对人性的这些把握产生出了不同的政治理想和不同的道德理念。从人性到社会理想、到道德理念，这被认为是一条十分可靠的逻辑思路。只有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才能保证正确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正确的做人原则。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这条思路的具体内容时，发现所谓人性的概念是把许多人排除在外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概念不包括奴隶和妇女，启蒙思想家的人起码也不包括妇女在内。谈论人性的思想家以人的名义说话，由于他们自身并不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因此就不能意识到所谓抽象普遍性的人性概念实际上是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西方哲学史上，抽象人性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代生态思潮的一些流派在反对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恢复自然的权利的时候，也自觉不自觉地笼统抽象地看待人。既然以往的错误在于“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压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因此，如果不放弃抽象人性的概念，人类群体中的受压迫群体就不能进入当代生态思潮的视野。结果，不仅使这些受压迫的群体不能得到解放，甚至自然权利以及生态社会的理想也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深层生态学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第二，即便不再坚持抽象人性的概念，如果不能认识到以往历史中男权制的社会支配力，社会性别视角还是不能进入生态思潮的视野。一直以来，男权制对妇女的统治都是以十分隐蔽的方式存在的。这种隐蔽并非有意所致，实在是因为它根深蒂固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并且并不因为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发展有根本的好转。人们认为妇女天生就应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妇女生来就应该听男人的，因为男人在外，见多识广。而这些都是因为妇女的理性天分不如男性，妇女多愁善感，变化不定，不是能够仰仗的力量等等。对于妇女的这种偏见常常被当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既是天然如此，便无须也无法改变。于是，往往社会思想中照顾到妇女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比较少。要不是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兴起，恐怕妇女的屈从地位还不会被真正重视，即使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发展，人们还是不习惯于在正统主流理论中吸纳女性主义的思想。比如社会生态学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等，虽然看到社会不公平现象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生态危机也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但他们并没有特别关注到社会不公平中妇女的状况。而凡是能够在自己的生态思想体系中吸纳社会性别的视角，必须兼有以上第一和第二点的条件。

第三，女性关怀与生态关怀的交叠。不过，放弃抽象人性概念以及认识到男权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妇女的统治，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还不是社会性别视角进入生态思潮的充分条件。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即便具有女性主义的立场，也不会理所当然地具备自然关怀的情怀。这里我们要指出，女性关怀与生态关怀的交叠，是社会性别视角进入生态思潮的前提条件。这种双重关怀交叠的情况，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身上。面对着环境和生态的时代大问题，面对着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反思，一些女性主义也展开了自己的思考。比如，作为当时神学女性解放主义者的罗斯玛丽·卢瑟女士（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就说：“生态学开始在我所在的教会的思想意识中出现。1971年，我第一次读到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马上，我就把一些具体的生态学问题引入到我的教学当中。我还为1971年第一个地球纪念日的典礼写了‘地球日礼拜’一文。”[77]卢瑟后来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女性主义者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结果是为生态思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从女性的特殊历史地位出发，不仅引进了性别公平的内容，也为人们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了独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