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中心论
生态女性主义受深层生态学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深层生态学开创的生态新思维引导女性主义者对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做出世界观和价值论层面上的思考；另一方面，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立场又对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性别立场提出了挑战。下面将考察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论立场，以及在该立场下社会性别视角的缺失。虽然在西方历史上，女性总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然而当自然的生态价值受到维护的时候，女性的价值并不理所当然地受到维护。
1.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无论林恩·怀特还是阿尔内·奈斯，他们都用了“anthropocentric”或“anthropocentrism”这个词。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激进生态思潮的批判标靶，怀特说：“西方的基督教是世界宗教中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35]怀特是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考察的。对于挪威哲学家阿尔内·奈斯来说，他所倡导的深层生态学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新的生态范式。它与过去三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范式完全不同，并孕育了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宗教、心理学、社会政治以及伦理原则的产生。在奈斯看来，过去的范式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生态范式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1973年，奈斯发表《浅层的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文中区分了两种生态学的含义：浅层的和深层的。“浅层生态学运动关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类的问题，其核心目标是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而“深层生态学运动具有更加深刻的考虑，它触及到了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去中心化、平等、无阶级等原则”[36]。在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的时代，西方社会的环境和生态意识正在逐步被唤醒。最初，生态学的重要性是由科学家提出来的，环境污染对身体健康所造成的危害似乎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至多是由科学研究提出来、然后诉诸立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奈斯认为，这样的生态学运动尚未触及西方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根本原因深深扎根于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和价值论之中。
比如，浅层生态学运动的口号包括：自然界的多样性作为资源是有价值的；除了作为对人类有价值的以外，自然界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植物物种应当被拯救，因为它们作为基本的储备对人类的农业和医疗是有价值的；假如污染威胁经济的增长，那么污染应当被减少；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威胁着生态的平衡；人们将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广泛降低；自然界是无情的，而且是必然的等等。
在此，浅层生态学运动虽然也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但由于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上依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危机。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强调了综合的哲学世界观，其核心观念在于，人类是地球的一部分，并不与地球分离。这一观念与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是世界范围内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深层生态学相信，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抵制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重新构筑自己的自然观，承认自然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有其独立于为人所用的价值。
2.深层体验、深刻质问和深厚承诺
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是由一套集深层体验、深刻质问和深厚承诺为一体的生态哲学（ecosophy）。其基础是对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直觉性体验，再由体验引导到质问，即对西方文化的基本前提提出质问，从而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根源。由质问而来的新的生态意识会成为行为的根据，由此生成深厚的承诺，即对地球和人类要负责任。
第一，深层体验。强调直觉和体验是深层生态学的特点之一。奈斯认为，深层体验是引导人们走向深层生态学道路的开始。正是在深层的体验中人们才能够获得刹那间的启蒙，切实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的内在关联。
斯蒂夫·哈丁在《什么是深层生态学？》一文中提到了利奥波德的例子。[37]利奥波德是野生动植物管理员，后来成为一个生态学者。20世纪20年代，他受美国政府委托为根除全美的狼群制定一个合理而科学的政策。提出干预的理由是狼群在狩猎运动中争夺鹿群，而少一些狼对猎人来说意味着多一些鹿。作为当时的野生动植物管理员，利奥波德持有那种毫无疑义的信念：人高于其他自然物。因此，为了人的最大福利，无论怎样操纵自然从道德上说都是正当的。一天早晨，利奥波德与几个朋友去山上散步。他们都是猎手，带着来复枪，侥幸能碰上狼开开杀戒。午饭时分，他们坐在岩石峭壁边，下面是喧闹的河流。不一会，似乎有鹿群在急流中越涉，但利奥波德等人马上意识到那是一群狼。他们兴奋地端起来复枪射击，但少有射中。终于有一头老狼倒在河边，利奥波德冲下山去，对战利品洋洋自得。然而，他遇上了老狼临死前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凶狠绿光。后来他在书里写道：我从那些眼睛里看到了新东西，那些只有狼和山知道的东西。我以为少一些狼就可以多一些鹿，然而狼并不想要猎人的天堂。自从看到绿色的火焰死去了，我就感到狼和山都不赞同那样的观点。他提出“要像山一样去思考”。显然，“山”是一种隐喻，喻指该事件发生于其中的野生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完整而有生命的存在，其中有鹿、有狼、有其他动物，有云、有地、有溪流。利奥波德的确完全体验到了某种统一的生态学现实，一种能够自己向外传递意义的活的现实。在这样的体验中，涌现出了启蒙：作为野生动植物管理者的操控心理不见了，把自然视为死的机器而任人所用的心理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对广大的活生生自然的质朴赞誉。
第二，深刻质问。深刻质问是深层生态学基本信念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核心环节。它由深层体验引导而来。在深刻的体验中，人们开始反思自己接受的现成价值观，逐渐产生怀疑，在进一步质问中形成深层生态学的基本信念，进而形成某种理论化的体系。
质问围绕着生态问题，包括生态危机、和平危机而展开。从集体的心理根源、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基本前提中寻找人类中心论的根源。而人类中心论在科学、哲学，以及经济中随处可见，是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由于是从根源上寻找原因，深层生态学在“深刻质问”中把自己和浅层的环保改良主义区别开来。在此过程中，深层生态学提出了八条基本信念：
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健康繁荣均有其自身价值（即内在的和固有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独立于人类为自身目的去利用非人类世界的。
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益于上述价值的实现，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③人类没有权利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除非以负责任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必需。
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数量的切实减少是一致的。非人类生命的繁荣也要求减少人口。
⑤目前人类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已经过分，情况还在迅速恶化。
⑥政策必须改变。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到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进而带来与目前完全不同的后果。
⑦意识形态的变化主要指对生命平等性的赞赏超过了对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的赞赏。这种变化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强大和伟大是不一样的。
⑧接受上述观点的人有责任直接或间接地贯彻执行必要的变革，并且和平民主地去这么做。[38]
深层生态学的这八条基本信念后来不断有所修改，新版本中要求改变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内容越来越明显。比如1995年5月舒马赫学院深层生态学研修班的修改版本中，第7条更加直接和明确地提到“基本的意识形态、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技术结构必须改变”[39]。
八条基本信念也被视为深层生态学的平台，这是一个由各种背景（比如佛教、各种哲学、基督教）进入深层生态学时所应达成的共识。在奈斯看来，世界上各种智慧传统都可以进入生态哲学。虽然它们在自身信仰和学说方面可以各各不同，但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时可以有共同的看法，形成对话。因此，深层生态学不排斥甚至欢迎多元文化的加入。[40]
第三，深厚承诺。深厚承诺是深层体验和深刻质问相结合的结果。一旦某种生态世界观形成了，人们就会出于自己完整统一的个性而付诸行动，产生惊人的能量和承诺。因此，承诺意味着行动。强调行动对深度生态学来说是重要的，正是行动才使深层生态学与其他生态哲学区别开来，使得深层生态学不仅仅成为哲学，而且也成为运动。
选择深层生态学，就等于选择某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深层生态学的支持者认为，以生态持续和谐为目标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所揭示出来的生态学自我会给我们带来欣快，产生被包容感，而反过来它们又引导我们进入对更广泛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同，进而有了更伟大的承诺。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并且和平地实践它、宣传它和维护它，就成为某种运动。
3.生态中心论与非生态中心论：权力与社会性别的视角
深层生态学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论带有浓厚的生态中心论色彩。在生物圈平等主义的主张下，人的利益不再成为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整个支撑生命的系统也拥有健康平衡的权利。它们的价值是内在的和自主的。每一个生命的自我实现都是与其他生命以及生物圈的存在相联系的，人类个体自我的价值也要在与生物圈的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整个生命支持系统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样的生态中心论生态思潮，受到了来自社会权力论生态思潮的批评。问题集中在生物圈平等和人类社会权力平等之间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社会权利论的生态思潮认为深层生态学笼统地谈论“人”，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等级和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环境退化；而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危害到了那些处在社会最边缘、等级地位最低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因此，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是与解决社会权力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生态学的提出者布克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与几位深层生态学家有过一场争论。深层生态学家说布克钦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布克钦则认为深层生态学是不人道的哲学。针对生物圈平等主义关于人与非人的生命形式有同等道德价值的观点，以及几位深层生态学家和“地球第一！”成员关于饥荒和艾滋病是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报复的说法，布克钦认为，后者显然是不人道的说法，而这种不人道的说法，其根源还在于前者，即生物圈平等主义。按照生态中心论的道理，在考虑承载力和人口动力机制的自然生态法则下，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饥饿儿童应当任其自然地死亡。布克钦对深层生态学的另一点批评在于，深层生态学在批判人类中心论的时候让所有的人对生态破坏承担相同的责任。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人在毁灭自然界”，纽约黑人区的黑人儿童和美国总统相比，他们的生态责任是不同的。关键是要看社会的组成结构，某些社会组成结构会鼓励人们支配和破坏自然界的态度。而改变这种社会组成结构的因素也在于人。[41]
生态女性主义也想从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走出来。不少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要比深层生态学更深地挖掘生态危机和环境退化的根源。
萨莱在《比深层生态学更深：生态女性主义的联系》[42]中说，奈斯1973年的论文用了“男人”（man）一词，这并非语义混淆或性别歧视那么简单。奈斯虽然推进了生物圈的平等和整体的关系图景，但他和其他深层生态学家却看不到在“人”（man）统治自然和男人统治女人之间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关联。萨莱指出：“人（man）和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被复制到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奈斯反对阶级的态度也是肤浅的，因为他忽略了在男权制的社会中，自然作为商品和女人作为商品是一样的。
另一个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是由普鲁姆德提出来的。她认为，奈斯的自我实现是通过把“小我”浸入“大我”，并与“大我”相同一而实现的。这种方法太笼统，过于含糊。同一性和整体主义会否定差异。好比雨林或地球，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包含树木飞鸟等壮丽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包含垃圾、臭水沟和光秃秃的山坡。对于新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来说，同一和差异都是必要的。再有，类似于“热爱当地景观”这类特殊差别性的认同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关怀伦理学的原初动机总是与情感上的依附联系在一起的。[43]
最后，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深层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忽略了男权中心论。事实上，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发明和控制着科学和技术，而科学技术是用来支配自然的。对于创立一种新哲学来说，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分析时加入对男权制因素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一些社会女性主义者还认为，男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偏见是生态危机和女性屈从的根源。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支配有赖于他们对自然的剥削，自然是送给资本的免费礼物；而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则维护和维持了女性在家里和工厂的双重“二等”地位状况。[44]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伦理学由于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论，只把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和统治放在首位，这就忽略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和劳动的占有。它无法从人对自然的统治中看到人对人统治的因素，看不到自然受到贬低是与世界上妇女、少数民族、第三世界的人民等等受到贬低相关的。[45]
除了社会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之外，第三世界的环境主义者也从自己的视角提出要超越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印度生态学家罗摩占陀罗·古阿（Ramachandra Guha）认为：“深层生态学那种强调荒野的重要性、主张建立更多的荒野区的做法，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也许是适宜的；因为西方人可以同时享受经济增长的物质利益和未被污染的自然的审美利益，但把这种做法推广应用于第三世界则是有害的，因为第三世界人口稠密，建立大规模的荒野区会使许多人的生计失去保障。”[46]因此，深层生态学在反对人类中心论、倡导生态中心论的时候，显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不平等状况，而深层生态学的平台会在全球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生态灾害。
总之，在社会权力论的生态思潮看来，深层生态学的确忽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正义问题，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的视角在他们那里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