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评价与展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城市空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范畴中，使之成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重要视角。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运行的主要场所，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城市直接体现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凸显出来，并在资本积累中不断生产这种空间的对立，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结构；这种空间差异和断裂也使城市日益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的直觉，在城乡的对立中隐晦地表达了对空间某种程度的强调，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空间只是被视为诸如生产场所、市场区域之类的自然语境，空间在历史进程中的自主力量被忽视。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家们继承并延伸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所持的批判精神，强调和突出经济利益（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国家干预）在城市形成和城市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批判
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其城市政治理论自然也会受到其他思想家和学者的批判。皮克万斯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问题似乎超过了它的积极性。首先，他尤为批判那些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把地方政府看作是没有利益自主权的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其次就是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化约论的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只有阶级或阶层才是有意义的分析实体，其他所有组织都是次要的。比如拥有者、公共交通使用者、当地居民或女性等分类，都被新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的产物，所以，它们是次要的。皮克万斯认为，无论是科伯恩对公共服务消费者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女性公共雇员和地方政府之间冲突的关注，还是卡斯泰尔斯的城市社会运动的概念，都确认那种基于男性工人阶级反抗私有雇主的阶级冲突景象已经过时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在阶级化约论上已经同时受到来自外部力量和内部理论的双重批判。皮克万斯也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整体写作，既“比较关注政党、选举和投票行为的研究，也比较关注地方政府内部功能的研究”[216]。
更根本的是，皮克万斯质疑作为抽象概念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它们的“应用”在具体情况中很少关注调节程序。“明显具有海绵特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阶级利益或者阶级冲突来“解释”政府干预，但是并不能将这种事情称之为解释，因为理论解释需要基于现有的假定解释因素对于可得到的证据进行分析。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问题是：概念的抽象性，阐述着共存的相互矛盾的过程，以及对于证据挑剔的和有选择性的做法”[217]。
在对卡斯泰尔斯的评论中，皮克万斯指出，本质上城市运动的发生率、军事力量以及特征既是由其内部机制决定的，也取决于其所处环境的功能；由此，脱离环境仅仅考察运动本身不能够发展出有用的关于城市社会运动的理论。此外，皮克万斯还认为，对运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对于任何城市社会运动的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卡斯泰尔斯对运动本身系统的聚焦，排除了背景环境特征，暗示运动的成功仅仅是由于其本身，而预期与运动发生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无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争论归根到底是语意的问题——卡斯泰尔斯对于一个城市社会运动的严格定义仅仅是指成功的运动，否则就只是城市运动而非城市社会运动。尽管如此，两种方式在城市社会运动的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第一种产生了像《城市与草根》那样的关注点，其中卡斯泰尔斯专门研究了运动本身；第二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对于政治制度和文化理解这些塑造城市社会运动的环境变量更为广泛的考察。
苏珊·费斯汀认为，在诸如市民社会以及身份认同的概念中，城市社会运动研究的基础激起了对于那些模糊运用这些术语的学者的批评。更为严重的是，城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认为误解了资本逻辑形成城市过程以及阶级立场影响大众意识的方式。根据这条推理线索，克林和波斯纳批评了“新民粹主义”城市运动，这些运动旨在倡导参与性民主，但是回避了一种实质性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议程。他们认为，新民粹主义没有能够将其诉冤的原因追溯到政治经济，因此未能带来有意义的变化。
苏贾的研究是不断试图去描绘一个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们主要是拒绝“元叙述”，苏贾试图“把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紧密联系在一起”[218]，认为后现代时期是“被看作一系列资本主义发展浪潮的最新表现，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目标是使随着这个时代产生的资本主义重建更有意义”[219]。苏贾试图采用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观点，如开放性地看待不同意见，这种意见可能是广泛的左翼政治潜在的基础，通过这些事情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尽管这架桥梁并不能让彼此都满意。与苏贾的情况相似，迈克·戴维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即一个更广泛的激进理论，展现了后现代主义者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多视角。在《水晶之城》一书中，戴维斯详细、生动、仔细地分析了洛杉矶的“团伙、掠夺土地的精英、盖世太保和高度政治化的保守的私房屋主们”[220]，在接下来的书中他轻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避开关于左翼政治的抽象言论，但仍然显示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记录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压力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强烈的人文意识甚至是个人意识（记录了资本主义对洛杉矶人生活的影响）”[221]。
一些具有后现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去和解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批评者会减少批判。斯托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激进政治经济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同时批评他乌托邦似的冲动并且建议更新这种激进的政治经济”[222]。这种“实质性成果”根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斯托波强调：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像市场一样会失灵和矛盾的自我导向的系统；权力的重要地位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分配的结果；市场和民主之间存在着张力。
斯托波认为，在马克思的全部观点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再占有很大比重，“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支点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基于财产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这个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局限性：它不能对资本主义内在动力和进程的因果关系分析做大规模的描述。对于这一点，需要在微观分析和宏观描述之间建立一条通道。因为没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层次的理论，当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基本的描述性的分类去阐释这类系统的短期或长期进化过程，他们通常做得不是太好”[223]。斯托波因此拒绝的不仅是作为基本分析方法的新马克思主义，还拒绝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
斯托波的批评引起了批评家的共鸣，这种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非常地强烈，并且从后现代城市主义学派中延伸出来。也许是需要最好的已知事例，迪尔批评道：“通过坚持累加和还原的愿景，苏贾和哈维挥霍了来自不同声音的观点和可置换的主题性。差异被放置到一种障碍物的状态，阻碍了连贯的理论和政治实践。”[224]迪尔尤为批判哈维，因为哈维坚持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尝试在城市理论的重建中包含“深深的现代主义”理念。根据迪尔的认识，这种尝试有三种主要错误：“持续参与中‘差异’的缺失；哈维对他自己的认识论立场缺乏批判性反思；对后现代性政治的曲解和误读。”[225]第一，迪尔批评的不仅是哈维的边缘性问题（如性别），还有他“多次忽略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在本性和环境方面各种不同的声音”[226]。第二，他绝对相信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认为“社会进程的全部方面都能毫无悬念地包含在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门类之下”，如果“真正的世界”可以被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门类下，那么就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第三，哈维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有能力通过链接社会思潮来推动渐进式的政治行动，在迪尔看来，这不仅是现代主义政治“为邪恶的目的所吸收或为不当的行为所应用”[227]，也被迪尔看作是颂扬差异的后现代政治的潜在解放。十分富有侵略性的是，迪尔把哈维和苏贾的马克思主义城市主义的特征表述为“霸权戾气”。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也刺激了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城市主义的批判。在一篇众所周知的短评中，梅西批评哈维的《后现代的条件》和苏贾的《后现代地理学》中存在“灵活的性别歧视”，理由是“在这两本书中，否认女权主义及其做出的贡献”，包括争辩“在女权主义研究这些领域，政治行为和智力活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她们一直在做更主流的白人男性工作，包括马克思主义”。[228]梅西认为：“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对时间、空间和金钱权力关系的特殊衔接”，哈维完全忽略了空间建构的其他权力关系。梅西同样注意到哈维承认需要认识到种族、性别和差异的重要性，她指出这仅仅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会被降级——正如理论上降低到这类问题——的一种分析，而且如果阶级斗争被假定为一般状态，那么女权主义就被降级为‘局部’斗争”。梅西拒绝“所有人都在括号里的持续隶属关系”，她总结道：“我绝对赞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思考性别问题”[229]，但是“唯物主义不仅是强调金钱权力和资本的循环”[230]，“我们思考构建‘解放斗争的统一’方式……这种断定不能迫使所有的斗争都在‘阶级政治的框架之下’”[231]。
类似的问题也在种族关系中被提出：一些对种族和城市政治的分析寻求种族和阶级的连接，比如说美国南部的特征就是“南方种族性”[232]，其他地方在黑人种族传统上态度就更加公正，比如瓦尔加斯描述的洛杉矶市区和巴西的贫民窟。
纵观这些不同的评判，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主要批评是一致的，甚至是那些不想全部批评，希望认识到新马克思主义重要贡献的人也如此。简要来说，主要是以下几点：（1）新马克思主义的排外性限制了它从其他传统中汲取力量的能力；（2）新马克思主义在有说服力的微观分析中没能解释元理论；（3）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阶级政治不再是（如果它曾经是）社会进步变化的恰当策略。
二、对新马克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评价
尽管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批评声，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迈克尔·格迪斯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城市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233]城市学家乔纳森·戴维斯指出，想了解当代的城市政治，新马克思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在《城市政治学理论》中，皮克万斯用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理论提出了问题。皮克万斯说，新马克思的城市政治理论“既给‘更传统的理论’一个探讨的主体可替代的解释，也界定了新的研究对象”[234]。特别是，皮克万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的中心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提供了一种连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学术专业化时代尤为重要。因此，在皮万克斯看来，新马克思主义在城市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关注了经济利益和阶级斗争在城市政策中的角色。关于阶级是如何通过城市政策再生产和地方政府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角色的回答，是新马克思主义最特殊的贡献。
尤金·麦卡恩评价道：“社会理论，如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生产理论既为日常生活提供资料，又从日常生活获取资料。这样，社会理论定能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深化理解城市社会空间过程，必须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所勾画出的理论置于美国城市种族化地理语境。我认为，通过集中关注想象和表征在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列斐伏尔的论述确实能用来系统讨论美国城市语境的种族和种族身份问题。”[235]
苏贾认为，卡斯泰尔斯和哈维为我们提供了从20世纪60年代都市危机中发展出来的新的都市研究学派的适合引导，并且也提供了理解普遍危机根源的一种最好的方法，提供了理解在接下来30年由危机产生的都市重构根源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在这30年中，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卡斯泰尔斯和哈维二人在都市研究宽泛的“马克思主义化”中保持了在智识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他们的著作对“后现代大都市”的城市空间的重新概念化有着非常显著的贡献。
在许多文献当中，城市社会运动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趋势。哈里·波蒂在其关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公民运动”的历史研究中，主张城市社会运动形成一种“伴随着对大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不信任的直接民主的更新视野”[236]。他暗示这种视野可能创造由城市社区治理并且服务于城市社区的城市，认为社区权力代表社会进步。而寻求维持他们文化认同的邻里群体可能会以社区的名义阻碍多样性。并且，作为其最为极端的反对抵抗派，城市社会运动可以被那些排除了低收入人群的资产所有者所主导，这些所有者将社会渴求的土地使用排除于他们的社区之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资本积累的集中化和对于积累生产的冲突的包容力，使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非常强调城市政治不应当被视为一个自治领域，而应当从资本积累的动能来谈城市政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这是一种很好的结合类型。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市政治的著作既关注经济利益的政策效果，也关注对经济利益和阶级冲突的政策效果。皮克万斯认为，这对于工具主义方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对比点，工具主义方法关注选举，而且并不寻找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或者观察政策的分配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利益调节的而非描述利益的工具。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作品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转向，原来这些作品比较关注政党、选举和投票行为的研究，也比较关注地方政府内部功能的研究。当然，功能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配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建构了政治争论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可能会发生在各个层级上，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从总体上超越上述范式来研究官员和政客之间的关系。新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已经比较清晰地掌握了组织层面上的分析。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为现存的问题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且在议程上加入了新的问题，如阶级是如何再生产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反映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众不同的“自家领域”。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引入城市政治科学，使城市政治理论超越了狭窄的苑囿，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现代西方社会科学阵地。城市研究开始更多地通过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来审视城市现象。“将城市性模型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而不是将城市作为自我存在的进程；说明人们在城市所创造和发展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邻里性物质格局，表达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特征。”[237]在现代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力量主要是通过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研究反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政治科学的有机融合，也是通过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西方学术界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者不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城市思想，更重要的是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
三、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的前景展望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主要的关注点在欧洲和北美城市，而现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越来越多地关注南方国家，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已经展露在南北差异面前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带来了新的强有力的概念（剥夺式积累）同时参与南方质疑一些北方的观点（南方的贫民窟城市与正式生产脱节，南方政治运动中“城市”不需要优于“乡村”，因为城市和乡村斗争相互融合）。认识“南方”和“乡村”问题与观点，对现在的城市政治理论是一个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范式而言。
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不能把元理论转换成强有力的微观分析，这始终是对新马克思主义中肯的警告，而且这种断言毫无疑问是存在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确实可以生产出强劲的时政研究——从卡斯泰尔斯的《垄断城市》到哈维的《资本的限制》，但是元理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精髓确保它不会像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样陷入天真的经验主义。
后现代主义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的排外主义和他不愿意借鉴其他范式，尤其是那些寻求分析剥削和压迫的，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写作仍然如此。但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批判是它不愿意承认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渴望把种族、性别和其他种类的“差异”作为研究剥削和压迫的关键因素，在这里仍然存在很主要的挑战。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都尝试在阶级、性别、种族等分析基础间去建立一座桥梁，来提供一些推进方法，虽然不太令人信服。特别是论证阶级分析需要提供大量的对阶级、性别、种族、无酬和有酬工作等相互构成过程的认识，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底层阶级”，政府和雇主的社区集体关系而非个人雇佣等，在分析城市政治的过程中，这些挑战必须被接纳。对于一些挑战，导致了更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包含但是不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理性主义。这些观点带来机会，但是也会威胁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现在看来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种族分析观点之间似乎存在一条模糊的界限，比如说迈克·戴维斯的研究。这种模糊可能会掩盖重要的理论分歧，而这反过来又产生政治影响，同时又会产生“多重种族”分析。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城市左派和同时期拉丁美洲及其他南方国家的激进社会政治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并与其他激进左派城市政治相互缠绕，这种缠绕关系有时是动态的，有时也会出现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分析的挑战是确保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能够在激进城市左派中继续形成主要影响的因素。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研究带来这样的情况，它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思想体系还是阶级统治策略，始终把阶级关系作为政治策略和行为的基础。很显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除其他原因外，已经剔除了很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目标的历史必然。近期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政治与新自由主义辩论对抗大都是以反对私有化为例，有的时候是争辩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的轮廓往往不是那么清晰。例如，重塑地方状态被新自由主义理解成“市场状态”，把地方政府作为斗争的潜在的积极阵地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可行了。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积累势在必行，这很可能是现今“城市政治”最严峻的问题，世界上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和地区都在毁灭的威胁之下。尽管生态问题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写作的重点，但是有明显的例外，如利皮耶茨的合并监管理论和生态主义，福斯特在环境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的视角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的批判。如哈德逊所说，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蓝图，常常涉及激进的社会化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新部署的结合。如果是这种情况，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来说，生态危机所展现的既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机会。
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应对的挑战。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新左派”到今天的南方国家反对运动，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崩盘而是继续影响着激进的城市政治。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如同四十年前的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质疑和批判，即便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开始要求政府对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更多干预。金融危机延缓了新自由主义的进程，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新自由主义究竟是向后新自由主义转化还是退回到从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趋于崩溃，全球政治经济向后新自由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哈维在《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终结》一文和《关于资本的逻辑——哈维访谈录》中，继续坚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论述新自由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的重要影响。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地理非均衡发展后果是资本在生产与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时间、空间成功地转移或嫁祸，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尺度内的实践是典型的社会财富转移手段和经济社会危机转嫁的途径”[238]。在经济危机面前，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仍然是对抗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工具；世界左翼运动也出现了回潮现象，虽然总体上看是理论探讨多于政治实践，但这些状况都会对后危机时代的城市政治产生影响。
哈维把超越阶级分歧的激进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根本替代方案。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模式加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国内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在过去的50年当中，工人遭受了相当多的不平等待遇，他们在这个制度中一无所获。首先，20世纪80至90年代，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在极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纷纷到海外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全球的工人阶级增加了近二十亿”[239]。全球劳动力过剩日益剥夺劳工权利，工人阶级总体生存状况恶化，但因文化民族主义和多种社会抗议运动等原因，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始终没有出现。
哈维批判了当前西方左翼运动中存在的夺取国家政权式的政治斗争已经没有意义的观点，他坚信市民社会组织将会改变世界，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难关能否度过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和人们对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首尔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成为燎原之势。印度人民反对由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大坝建设项目的计划，巴西争夺土地耕种权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反对私有化的政治斗争，发展中国家争取劳动权或妇女权利的运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的财政紧缩方案的运动”[240]，对新自由主义和扩大再生产的各种反抗交织在了一起。哈维号召欧美国家的民众掀起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大众政治运动，提出社会平等的政治要求，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公正的开放的民主；对过剩积累资本的生产、利用和分配实施更强大的社会和政治控制，特别是对公共教育、健康医疗以及房屋供给实行社会化。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虽然饱受诟病，但做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这样的论断还为时过早，毕竟新自由主义源于危机，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是不能提供“比‘自由市场’或‘国家干预’更有效的‘第三条道路’的”[241]。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放任都是极其有害的。类似于“占领华尔街”的城市社会运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作为指导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基本理论方面仍然具有生命力，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依旧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建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