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的兴起
拉尔夫·巴顿·佩里
Ralph Barton Perry
拉尔夫·巴顿·佩里（1876—1957），哲学家， 1913—1946年担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1909）、《价值通论》（General Theory of Value，1926）、《清教与民主》（Puritanism and Democracy，1944）和《人性》（The Humanity of Man，1956）等。
有人曾经告诉我们，在扎扎实实地沉睡了整个“黑暗时代”之后，欧洲突然在1453年被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给弄醒了。我们现在知道，它一直睡得并不酣实，至少可以说，欧洲始终处在非常活跃的梦游状态。我们知道，在1453年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里，人们一直生活得很热忱，很高贵；其思想的严肃和崇高大概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时代，创造了哥特式艺术，梦见了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辉煌的梦想，你几乎不能说它缺乏想象和启蒙。[2]
不过，在15世纪前后，欧洲人的头脑里确实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这一点，再怎么离经叛道的学者都不至于否认。它更多的并不是一次思想的觉醒，而是方向的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改变惊人地富有成果。或许，最好是把它描述为一次“向源头回归”。这是它所有显著表现的典型特征，比如对古代的追溯，对典章制度的重新审视，以及更直接的对自然的观察。这次转向使得思考回到了事物的起始和根源，这次普遍的焕然一新混合了新的经验，对人的每一项兴趣和工作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它首先意味着对某种古代哲学进行新的研究。米兰多拉的皮科创立了新的柏拉图崇拜；针对阿维罗伊学派的解释或正统解释，滂波那齐捍卫了希腊人或亚历山大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蒙田复活了古代的怀疑论。但是，对哲学的未来更重要的东西，并非直接来自时代精神对哲学的影响，而是来自它间接的影响，先是影响科学，然后再通过科学影响哲学。就哲学的未来而言，这一时代的伟大人物不是皮科和滂波那齐，而是哥白尼和伽利略。
哥白尼的发现
哥白尼
哥白尼[3]胆敢宣称地球是运动的。就算实际上是他让地球动了起来，他带给人们的惊讶和烦恼恐怕也不会比这更大。人们一直相信，地球是牢固的创造中心，被太阳和月亮所照亮，被天体所环绕，为人类堕落和救赎的大戏提供了背景——这一信念本身就是一切人类信念的坚实核心。如果不把事物的整个宏大格局彻底摧毁，要想让地球动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人类为适应这一格局已经准备了许多个世纪，并终于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在一个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的茫茫宇宙里，一个人该如何找到一个地方安顿上帝，找到一个地方安顿人，他们又该如何互相找到对方呢？这就是伟大的殉道者布鲁诺致力于解答的问题，1600年，他的去世完全可以充当一座纪念碑，标志现代哲学的开始。
布鲁诺认识到，再也不能以远处的苍穹为界，把世界分为人间和天上两个区域。不可能存在高踞自然之上或在自然之前或之后的上帝，因为自然本身是无穷的。宇宙是一个由无数世界组成的系统，任何一个世界都不比其余的世界更神圣。因此，上帝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他是整个宇宙的生命和美。布鲁诺从斯多噶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重新找回这一观念，使之适合于这个被哥白尼剥夺了其古老地标的时代之需要，这一观念在笛卡尔潜在的泛神论和斯宾诺莎公认的泛神论中得到了坚持，在18世纪经历了一次衰落，后来再一次被莱辛[4]和赫尔德复活，并在19世纪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黑格尔运动的核心观念之一。
伽利略的贡献
哥白尼为人类思想贡献了一个划时代的假说。伽利略所贡献的东西则不那么明确，但更有开创性：一种新的方法。更确切地说，他提出了两种方法：发现的方法，以及精确描述或数学描述的方法。他既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的发现者，也不是唯一的数学物理学家，但他是这些运动观念最杰出的化身。
1610年，也就是在他的望远镜制造成功约一年之后，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恒星使者》（The Sidereal Messenger），引用扉页上的话说：它“宣布了伟大而非凡的奇观，把它们呈现给每一个人，但尤其是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供他们考量；这些奇观是伽利略……借助他最近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即，在月亮的表面，在银河系数不清的恒星中，在星云中，但尤其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围绕木星旋转的四大行星中，观察到的奇观”。这是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一个发现时代的先知。但比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更伟大的，是阐述三大运动定律的伽利略，他因此成了现代力学的创立者。他解释了自由落体，不是把它们归因于含糊的万有引力，而是阐述了准确的时间与距离的数学比，因此能够以数量上的精确性来推导、预测和证明。换句话说，他把数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带入了物理事件的领域。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面前
现代经验主义
如今，伽利略的这种双重影响是现代哲学中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培根和洛克都是哲学观察者，对感觉的信任超过理性，并受到了发现精神的激励。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是数理哲学家，理性的倡导者，起初更多地关注的不是拓展知识，而是使得知识更加确定。
培根（1561—1626）是现代“经验主义”（或称感官经验的哲学）的创立者，他批评他那个时代那些他认为妨碍了清晰视觉的缺陷，比如咬文嚼字、拟人化，或过分地尊重传统和权威。他阐述了一种新的“工具论”（《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套旨在改正和补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的逻辑学和方法论，并为科学过程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培根之所以重要，更多的不是因为他阐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预言了什么。他是第一个梦到了那个19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的宏大梦想的人，这个梦想就是：通过富有耐心的、克己忘我的对自然的研究，逐步控制自然。人间王国（《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将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5]观察自然为的是你可以利用自然，因此把它转变为人的居所、工具和财富。这里有我们现代世界的最高准则，有其特有的信心和希望的主要理由。
现代理性主义
笛卡尔和霍布斯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创立者，不过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笛卡尔（1596—1650）发现数学是一个过程的模型。换句话说，他提出，人们应该仿效数学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探讨。他并不相信，数学，连同它在物理学上的应用，本身就是最高的知识。他宁愿阐述一种逻辑，它应该像数学一样精确，但更基本、更普遍；因此为证明关于上帝和灵魂的更高真理提供了一个基础。《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记录了作者对数学的深刻尊重，以及他自己对哲学中一种类似确定性的探寻。
霍布斯
但霍布斯（1588—1679）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是伽利略的追随者。他所主张的，更多的是采用和扩展数学，而不是模仿数学。他代表了拉普拉斯在一个世纪之后如此雄辩地宣布的、牛顿的工作似乎如此接近于实现的那种观念：普遍机械论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物体运动的定律甚至应该应用于自然的起源，应用于人。人们因此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切事物都应该像行星的速度和轨道一样确然已知，一样可以有把握地预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利维坦》（The Leviathan）的作者把人和社会（由小人物和大人物组合而成）仅仅看做是微妙而复杂的机器，被追逐私利的冲动所驱动。
那么，这些就是伽利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赖以传达给现代哲学的三种形式。培根、笛卡尔和霍布斯先后成为新趋势的来源，这些新的趋势构成了17和18世纪的哲学。培根的经验主义，在洛克那里获得了新生，后者把“朴实无华的历史方法”应用于人类思维的研究；被贝克莱所接续，他甚至把这一学说简化为“存在就是被感知”（拉丁文：esse est,percipi）；在休谟那里被带向了怀疑的危机；但作为英国的自然哲学坚持了下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大陆哲学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为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和莱布尼兹的多元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沃尔夫那里沦为纯粹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但依然在康德所启迪的新理想主义德国哲学中坚持了下来。霍布斯的物理哲学，混合了从洛克和笛卡尔那里汲取来的类似成分，发展成了法国的与大革命相伴而生的唯物主义运动，并为所有试图从物理学中构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留下了一个模型。这三种趋势在18世纪所采取的形式，尤其是它们对事实和必然性的过分强调，激起了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反应在下个世纪结出了果实，但它早已提前出现在帕斯卡尔的信仰哲学中，卢梭的情感哲学中，以及莱辛的发展哲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