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令福斯特不耐

尽管福斯特继承也挥霍了亚里士多德因果律的遗产，可是，正值壮年的他与方兴未艾的“现代”是如此切近，他终究迟疑了。“几乎所有的小说结局都十分柔弱无力。原因是此时必须由情节出来收拾残局。”福斯特这样写道，“这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小说家不能在他觉得无头绪或厌烦的时候就收笔？”

整套哲学臣服于宇宙巨大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所启示的情节理论动摇了，那个古老的、必须先设想其“统一性”“完整性”的结构以便作“事件的安排”的谋略于焉启人疑窦：“然而我们也必须自问这种方法是否就是小说写作的最好方法。”福斯特其实质疑得非常谨慎：“为什么写小说一定要先胸有成竹？它不能自然生长吗？为什么它一定要和戏剧一样有结局？它不能不拖这个尾巴吗？……情节尽管刺激而吸引人，然而它只不过是借自戏剧、借自有空间限制的舞台偶像而已，小说难道不能发明一种并不怎么合逻辑但却较适合本身天赋的结构法？”

结果福斯特表扬了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出版于剑桥演讲前一年的新书《伪币制造者》。这部可以视为日后大行其道的“后设小说”之远祖，乃至法国新小说之前驱的作品当然没有完全脱离因果不爽、首尾俱全的情节规范，但是它之所以赢得福斯特欲言又止的尊敬，显然与其打乱了情节导向的逻辑面有关；纪德利用“艾杜瓦的创作日记”（角色艾杜瓦要写一本名为“伪币制造者”的小说）渗透、干扰、揭发《伪币制造者》——甚至暗示《伪币制造者》极可能就像一枚“被宣称为伪币”的镀金玻璃；有趣的是，在小说里，没有谁真正检验出伪币之真伪。

正因为纪德玩弄小说形式的勇气很容易被联想成是他暴露写作奥秘的勇气，是以连福斯特都直指“纪德同时也将他在写此书时的日记公开”。事实上，纪德既不关心（恐怕也不至于要求他的读者关心）艾杜瓦是否被视作纪德本人，更不在意伪币是否“真”是伪币，因为纪德借着艾杜瓦之口这样说道：“岂不是，由于小说在一切文类中是最自由的、最无法则的了，岂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是由于对这种自由的戒心（那常因没有自由而叹息的艺术家，当他们一旦得到它的时候，往往是最不知所措的），小说总是用这样的胆怯来紧贴事实？”

容我们在角色艾杜瓦这几句话之后插嘴：小说的读者和批评者以及理论指导者也常和小说家一样胆怯。就算事实无法被紧紧贴住，他们还要为情节想出一套因果律来依附凭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