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惊吓

可是，有哪位小学老师曾经规定过：小说不可以被诗化、散文化乃至散文诗化呢？白话文运动倏忽起落的半个世纪之后，小说家的确写不出这样的对话：“它（蝴蝶）们到了园里，树上的小鸟儿都要唱歌接驾。”（凌叔华《疯了的诗人》）也写不出这样的独白：“他见到种种的不平，他要追究出一些造成这不平世界的主因，追究着了又想尽他一个人的力量来设法消除，同时他对于他认为这些主因的造成者或助长者不能忍禁他的义愤，他白眼看着他们，正如他们是他私己的仇敌——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心太热血太旺了的缘故，但他确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心地是那样地不卑琐，动机又是那样地不夹杂，你能怪着他吗？”（徐志摩《珰女士》）之所以写不出，恐怕跟它们是不是诗化或散文化的句子无关，跟它们是不是规矩、吻合文法无关；之所以写不出或不屑于写出这样的句子，却是因为白话文运动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小传统——那个当时紧密靠拢着诗、靠拢着散文、试图透过描述程序展现观察程序、讲究修辞各种可能性实验的小传统已经死了。那是一次无声息、无须缅怀追悼、不必惋惜感伤的死亡，就像小说曾经死亡过许多次那样。我们向所谓的“五四”告别，向所谓的20世纪30年代挥手，自兹而去，去不复顾。

去不复顾的小说家并非无所事事，他在修辞上所面对的工程比鲁迅或废名还要繁琐、艰辛且隐微。较诸这个世纪初那些披着诗人的斗篷、踏着散文的快靴的前辈，他在使用和发现新语言方面的任务却更难被人察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写这篇文字的二十四小时以前，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赴某处，收音机里的弦乐七重奏正华丽地裂帛拍岸，忽然之间，节目主持人轻声细语起来，吐出这样两个（试着诠释乐曲的）句子：“暮色从四面八方袭来……乘着歌声的翅膀……”在那一瞬间，我完全忘了七重奏，我受到了惊吓。

那是一种来自鬼魅的惊吓。白话文运动时代早已死去的幽灵附着在早已腐朽的语言的尸体上向我招手，它仿佛在展示阴曹地府的驻颜术，夸炫一种明明比“空空洞洞的言语”还要空洞的言语，却装扮得像是比“染了一点实在的忧愁”还要实在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