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的基因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在1980年的新年前夕，一位名叫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的美国年轻人自唱自录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一首歌曲《哦，洋子！》（Oh Yoko!）。随着新年的到来，欣克利喝得越来越醉，变得更加忧郁、悲伤。他开始弹吉他，悲哀地唱起了这首熟悉的歌曲。“在深夜，”他唱道，“在深夜我呼唤你的名字。”唱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好，但随后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接着唱“哦，洋子，哦，洋子”，而是把歌词改成了“哦，朱迪，哦，朱迪”，指的是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

欣克利产生了幻想，并且精心构思，开始追求朱迪·福斯特。他的妄想越发严重，他想出了一个方案，希望以此来证明他值得她爱——他打算刺杀里根总统。1981年3月30日，他开枪击中了里根总统，经过漫长的法庭诉讼，他被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被送入一家安全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1985年，欣克利的父母公布了他们一家三口的账目，并且成立了一家慈善组织，帮助那些孩子患有同样疾病的父母。欣克利的父母认为，这是由他的基因造成的，他的精神疾病从受孕之时就被埋藏在DNA中。但他们是正确的吗？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聪明的人通常会回答：“这不是天性或教养问题，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可能犯错。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确实错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真相是：这些差异在少数情况下是“完全或主要由基因决定的”，通常是“由环境决定的”。在我们常见的心理特征中，只有少数几种特征是真正的“两者兼而有之”——一半是天性决定的，一半是教养决定的。

“先天与后天”之争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争论时都会带入大量的“私货”，这使我们很容易忽视令自己不快的证据，并夸大那些支持我们偏见的证据。尽管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先天与后天共同决定的”，但如果谈论得深入一些（也许是在喝了几杯酒之后），有些人很快就会表现出对天性论或教养论的由衷偏爱。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都会被与自身经历一致的理论所吸引，我们对自己讲故事，是为了保持我们的乐观幻想。

例如，如果妈妈们被问用哪种方式抚养孩子比较好，她们就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理论，这样她们会感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上班族妈妈们倾向于认为小孩子是很皮实的，什么样的生活都能适应，不需要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们可能觉得，在自己上班时，请别人来照顾孩子，实际上对孩子有好处，因此她们不会因为离开孩子而担心——只要孩子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孩子就能茁壮成长，这是由基因的独特性决定的。这些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可以使妈妈对自己的安排感到最舒心。相比之下，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全职妈妈倾向于表达相反的观点。她们认为小孩子需要被亲生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否则就会受到伤害。全职妈妈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在她们看来，小孩子是很脆弱的，需要精心而优质的养育。她们认为，母亲抚育带来的影响比基因大得多，同样，这些观点也与她们留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选择相一致。

上班族妈妈或全职妈妈如果读到与自己的立场相矛盾的证据，就会感到自己的幻想泡沫受到了威胁，甚至将被刺破。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涉及的话题是什么。例如，一项以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为对象的调查发现，反同性恋者倾向于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选择和抚养的结果，而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则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基因遗传的偏好。相信同性恋是基因决定的，那么“责备”就基本不会落在父母身上了。它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与生俱来的命运，反同性恋者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选择，将之描绘为一种可以通过治疗来矫正的疾病。

我们对“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看法很可能与我们的政治信仰交织在一起。早在1949年，就有一项调查显示，政治层面的右翼人士倾向于认为基因最重要，而左翼人士则认为环境比基因重要，这在如今似乎也是如此。右翼人士倾向于认为，社会等级反映了基因上的天赋，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基因，穷人之所穷是因为他们的遗传基因不太好。同样地，女人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因为基因进化使女性更适合干这个。左翼人士认为，这些差异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可以改变的。最近的一篇综述表明，右翼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这样一来，基因理论就能继续使他们的幻想泡沫保持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