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还其文于古”：重古文词趣尚的上扬

对于成、弘之际学术与文学风尚的考察，还不能不注意该时期在文人圈中出现的一种重视古文词的趣尚。如果说，弘治中随着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集团在文坛的崛拔，掀扬起以诗文复古为总体导向的文学新思潮，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成、弘之际推尚古文词现象的出现，成为李、何诸子倡导诗文复古的某种文学基础或文学氛围。

前已述及，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出于整肃士习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极力推行崇儒重道尤其是尊尚宋儒理学的基本政策，作为官方重点投入的人才培植和输送工程，科举体制被列为重点改造的对象，罢黜词赋而重以经术取士，即所谓“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并由此进一步强化了科试之制与传统儒学特别是理学之间的彼此联系，加上以代圣贤立言而诠释儒家经书之义为基本目标的时文，作为科举考试的规范文体，“非经书不以命题，非传注不以解经，为文章必典则而敷畅”，无论是在题旨上还是程式上，都有严格的限定，在科试体制中取得了无与比拟的合法性和功用性。这些对古文词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小视的冲击力，直接导致其价值地位的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也许是为了相应弥补由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自举子之业兴而古人之学废”的不足，当然，更是出于国家机构培育文才之士以备采用的实际利益考虑，注意古文词方面的修习，仍然被明廷作为一项用于人才储养的重要措施，而其“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所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进学培育，包括古文词的修习，为朝廷所格外重视。永乐三年（1405）正月，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人，受命从前一年新进士中遴选得一甲三名曾棨等二十八人，加上后来增补的二甲进士周忱，共二十九人，俾就学文渊阁，此也成为庶吉士进学之首创。曾亲历其选的王直，在他《题段侍郎燕集图后》中记曰：“永乐之初，复设科取士，太宗皇帝锐意文学之士，诏择进士读书禁中，学古为文章，期至于古人而后已。”在为杨荣所作的《建安杨公文集序》中，他也提到，“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进士，选入翰林，俾尽读中秘书，学古为文词”。由此可见，习学古文词实际上成为当时翰林院庶吉士进学深造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自永乐之初以来，这也变成各个不同阶段教习翰林院庶吉士的某种通例。对于为博取功名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花费在举业上的士子来说，古文词修养的缺乏，似为通病，即使在迈入高级功名之列的进士中亦非罕见。所以，“学古为文章”作为教习的一项内容，对于那些选自新进士的庶吉士而言，不失为加强古文词修习以弥补其缺失的富于针对性举措。但应该说，这一出自官方变相鼓励古文词习学的措施，它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是范围人数非常有限。永乐二年（1404），“天下之会试于礼部者凡数千，拔其尤者得四百七十人”，而从四百七十人中“又拔其尤者二十八人入翰林”。其后每科庶吉士之选，多寡无定额，如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选六十二人，而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只选二甲进士邢恭一人，“以其在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久，他人俱不得与也”。而且自永乐二年（1404）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不管如何，入翰林为庶吉士者，在新进士中还是占据很小的比例。作为一种政府行为，选翰林庶吉士令习古文词虽然有利于少数“文学之士”的储养，但它难以在众文人学子中形成古文词修习有效的激励机制，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次是习学的自由度有限。翰林院以其“供奉文字”为主要职责的性质，注定了它从学为文格外受朝廷的重视。如前所说，还在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就要求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成为政治干预翰林文风典型之一例，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翰林的示范作用，强化文章的政治功能以求经世实用。与此相联系，以后翰林院庶吉士包括古文词在内的修习内容，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永乐之初，对于就学文渊阁的翰林诸士，成祖朱棣即提出“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为学”与“为文”严而律之的要求。对此，杨荣《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松江序》也记述道：

洪惟太宗文皇帝聪明睿智，缉熙圣学，以开万世文明之治。即位之初，深惟古昔圣王作人之盛，必赖培育之深，故于甲科之外，复简其文学之尤者为翰林庶吉士，俾读中秘之书，以资其博洽，学古文辞，日给笔札膳羞，以优异之。盖宸虑深远，以谓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帝王之治虽曰有间，至于儒者，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班固，唐之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欧阳修、二苏、王安石、曾子固诸贤，皆能以其文章羽翼六经，鸣于当时，垂诸后世。我国家隆兴制作之盛超越前代，敦本还淳以推明圣贤之学，五十馀年，所用文学之臣、黼黻之盛，焕乎可述。

这表明，朱棣以包括习学古文词的修习内容来要求翰林庶吉士，本有着深远的考虑，导向性的目标十分明确，期望他们通过古文词等的陶养，树立起真正儒者为学与为文之道，即要像历史上汉、唐、宋诸儒那样，“以其文章羽翼六经”，并能够以此“推明圣贤之学”。它同时意味着，进学者个人在学业上的兴趣爱好，都必须以遵循这一种导向性的要求或期待为前提，受到相应的制约。总之，尤自永乐以来，明廷特别于翰林院庶吉士所采取的教习措施，尽管带有一定鼓励古文词习学的性质，然其原本相当的局限性，对于改变古文词在黜词赋而重经术及推行时文情势下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减缩的格局，并不足以发生有效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国家以科举取士，故凡思效用于时者，必习举子业以阶仕”。对于众多需要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士子来说，举业文字在科场中特殊的功用性，往往使他们无法摆脱之，而在学业上另辟一途。与此同时，时文题旨和程式上的严格约束，使应试者事实上无法从中自由表现他们的思想个性与文学才能，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也难以与相对自由的古文写作对接起来。时人蔡清在《刊精选程文序》一文中说：“今之举业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则犹古也。惟其所求于理者有未莹，故其命于词者不能发夫理，而反以障夫理，于是其文之去古也益远矣。夫举业在今不可废也，欲变举业，而古之在今亦未易也。”他虽然感觉到了当下时文中“古”的成分在流失，这实际上也正是时文自身体制上的局限所造成的，但是并未意识到这种科试规范文体根本性的缺陷，未意识到它与古文之间难以调和的差异性。在他看来，时文之所以出现“非古”的倾向，关键在于作者求“理”未明，而不是时文本身的问题，所以把目标定位在了求“古”与求“理”的统一。这种变相为时文所作的辩护，多少反映了那些文人在主观上自觉认同“举业之文”价值的立场。不论是迫于科试需要而向举业的倾斜，还是对时文价值地位的自觉维护，事实上，显示了在崇儒重道政策主导下改造而成的科举取士体制所展现的一种制度威力，以及具体到作为考试应用之文的时文的文体规范效应。不过从另一面来说，它同时也加剧了那些倾向古文词而不满时文人士，要求保持学业独立品格和挽救古文词失落局面的紧迫感。

可以看到，特别在成、弘之际，一些崇古之士以自己的言论和实践，表达他们极力维护古文词地位的明确立场。顾清在序莆田人黄如金所辑《古文会编》时云：

两汉三代以前，天下之文章一而已。齐梁而降，科目兴而偶俪之辞作，韩、欧诸大家力起而变之，终不能尽。而时文与古文遂并行于天下，场屋之利钝、进取之得失系焉。于是排比日工，而古之道或几于丧矣。……惟我国家文治蔚兴，无愧前古，而科场习尚，识者犹或病之。至于书肆版行钞选辑录之类，则自有时文，盖莫甚于今日者矣。唐之弊也，得韩而兴；宋之陋也，得欧而振。虽不能尽，而古道至今存。黄君斯举，其有二公之心乎？

在他看来，时下基于科场的习尚，时文冲击着古文而呈泛滥态势，实在令人为之担忧，黄氏辑是编以传布天下，难能可贵，不失为振起古文乃至复兴古道的一个举措，以韩、欧变革之心比拟之，则评价也不可谓不高。而在这一方面，态度更为鲜明的还要数吴宽、王鏊及李东阳等人。

据吴宽在《旧文稿序》中自述，他本人在十一岁时即入乡校学习举业，年稍长则意识到场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自由发挥的空间狭小，令人拘束其中，无法尽其所欲言，即如他所说的“使人笔势拘絷，不得驰骛，以肆其所欲言”，因此颇感厌倦。在不得已习举业的同时，将阅读的兴趣转向了古文词，取《史记》、《汉书》、《文选》及唐宋各家文集读之，“意颇属之”。其后虽与有司意忤，且不为平生知友所理解，但他却“自信益固”，取以上诸书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属意古文词可以说更进了一层。因曾深为举业文字所困，以及对于古文词的倾心，他在作于成化七年（1471）的《送周仲瞻应举诗序》一文中，将批评矛头直指时文，嗤之为“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态度之激烈，实无过于此。他以为这种“学者之所习”与“有司之所取”的科试规范文体弊病甚多，并就此进一步指出：

夫国家今日之用人，莫急于科第，其事可谓至重矣。重之至则宜慎之至，慎之至则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为如此，吾不知其何说也！夫既以科第为重，则士不欲用世则已，如欲用世，虽有豪杰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习，顾其所以习之者，无若前之所云则可矣。上之人不欲荐扬人才则已，如欲荐扬人才，虽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顾其所以取之者，无若前之所云则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岂下之人所习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从之也。呜呼！文之敝既极，极必变，变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无若宋之欧阳永叔者，而一振其陋习哉！吾又安知无若苏、曾辈出于其下，而还其文于古哉！

在这里，吴宽自科第关涉“用人”的至为重要的高度来审察时文的疵病。一面在指斥时文之弊的同时，剖析形成其弊端的症结之所在，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从之也”，为上行下效结果所致，这也更像是在辨察个中根源性的因由；一面则呼吁面对“文之敝既极”的现状，应该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而“变必自上之人始”，须真正从根源上做起，辟出文体变革一条最为现实而有效的途径，实现“还其文于古”的理想目标。序中又称周氏“长于《春秋》而尤好古文词，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这也表明，吴宽本人所谓“还其文于古”的期望，与他钟情于古文词的文学立场完全联系在一起。成化八年（1472），吴宽在会试和廷试中皆中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在任职翰林期间，他属意古文词的立场非但一如既往，而且因为可以脱却举业拘束，越发纵兴所为。比如，其时特别与仕于京师的吴中同乡中的好古之士“相与劘切为古文词”，约为所谓“文字会”，“花时月夕，公退辄相过从，燕集赋诗，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传播中外，风流文雅，他邦鲜俪”，在当时已有一定的影响。

作为吴宽生平的好友，王鏊与其“生同乡，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在贬斥时文而维护古文词地位方面，实持与宽相近的文学立场。有关这一点，首先涉及王鏊对当下科举取士体制的个人思考。在《拟辠言》中，他直言不讳指出，设科取士之法行之至今，“卒未闻有如古之豪杰者出于其间，而文词终有愧于古，虽人才高下系于时，然亦科目之制为之也”。以为科目设置的制度性缺失，乃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这一种缺失具体来讲，则反映在专以经术为重而轻视子史词赋，就是“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大有所谓“专经之陋”，无法尽收天下才士。就那些专注于经者而言，不过是“割裂装缀，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穷年毕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弁髦”，根本谈不上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为此，他甚至设想在现行进士一科之外，“别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类，必兼通诸经、博洽子史词赋乃得预焉”，欲以科目的结构调整，改造专重经术的取士体制。王鏊此番设想，说起来还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而已，在明初以来已确立起来的“纯以经术造士”取士政策之下，事实上难以得到施行，不过他的所论所议，确实触及取士政策本身存在的体制性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由此出发，他对重经书之义诠释的时文表现出无有好感的态度，如在《愧知说》一文里，称赏少时曾与其同学的吴鸣翰“其诗篇字画有晋、唐之风，其文非近世之所谓时文也”，从赞许吴文的口吻中，即逗露抑黜时文之意。与此相反，对于古文词他则兴趣浓烈，与斥时文而远之的态度截然不同，如其曾为同年进士长洲人徐源文集《瓜泾集》撰写序文，其中追述了他本人中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后与源一同切磋古文词的经历：“公（案，指徐源）与予同年进士，而齿先于予，时同年三百人，予独善公，且相约为古文词，志甚锐，务追古作者为徒，相与劘切倡和往来。”这一段回忆之辞，可以说，也是他对自己从早年时起已锐意古文词志向的如实写照。不仅如此，在当时，王鏊还是有吴宽等人加入其中的在京吴中人士“文字会”的成员，参与了古文词的切磋活动。故而，说他早时起已对古文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结下了难解之缘，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在对待古文词问题上，当时作为政坛显要和在文坛富有影响力人物的李东阳，则更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明史》本传曾把他时“以诗文引后进”的行为，比较阁臣刘健“独教人治经穷理”的异趣，记述了东阳本人出于对古文词的倾心而注意培植文学之士的举措，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的强烈效应，在重经术而轻词赋的风气中，他的这一取向多少显得有些特异，不可不谓是逆时俗而行之。此举说起来，实际上正是基于他对“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取士政策主导下古文词地位下降现状的担忧和困惑，如其谓“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为士人因受制于举业而荒废古文歌诗感到惋惜。他的《送乔生宇归乐平》诗为从游之士乔宇而作，对比了宇与科举士子截然不同的志趣：“谈诗辨格律，论字穷点画。微言析毫芒，独诣超畛域。纷纷科举徒，未暇论典册。古文时所弃，似子宁易得。”除称赏乔宇热衷于诗文的趣尚，也表达了对“科举徒”轻视古文歌诗态度的不屑，诚可谓是有感而发。这一点，在其为陆釴所作的《春雨堂稿序》中也有所论及：

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备。韩、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况其下者哉！后之作者，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盈天地间皆是物也，而转盼旋踵，卒归于澌尽泯灭之地。其卓然可传者，不过千万之十一而已，岂不难哉？且今之科举，纯用经术，无事乎所谓古文歌诗，非有高识馀力，不能专攻而独诣，而况于兼之者哉！

以上所论尽管主要在于说明诗文兼通之难，故以为李、杜、韩、欧于诗文各有长短，后世之作虽汗牛充栋，而卓然可传者甚少，但又指出，科举之制重经术而黜古文歌诗，在如此情势下不要说兼长诗文了，就连“专攻而独诣”，若无“高识馀力”，也是十分困难的。这里，其对于科举取士“纯用经术”而限制古文词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忧虑之心，同样隐隐可见。由此，还可以联系到李东阳《书读卷承恩诗后》一文针对这一问题的表态，其立场更加坚决，主旨更加明确：

或者以为国家试士之法，专尚经术，悉罢词赋，正前代所不及。矧兹科制策，方探化原求，治道又新，天子明示，意向之始，而纪事之作，以诗焉何居？夫诗赋之所以罢，谓其务枝叶弃本根，非有司求士致理之意。苟华而不害其实，世亦不能无取焉。故九叙之歌，用之邦国，二雅之诗，施之庙朝，古之纪盛事而咏成功者，皆是物也。夫使其俳偶声韵不病于科场，而典章制度贲敷于庙廊，是不徒不相悖而顾，岂不相为用哉！

谓“专尚经术，悉罢词赋”试士之法为前代所不及云云，当然是站在专以经术取士的立场，申辩这一明初以来所施行的政策的合理性，其之所以要贬抑诗赋的价值，根本理由无非是以为它们“务枝叶弃本根”。对于这样的说法，李东阳显然未予认同，质疑之意溢于辞表，即以诗歌来说，他认为，古人以诗“纪盛事而咏成功”，所谓“用之邦国”，“施之庙朝”，便不可谓无有其用，故表示诗“苟华而不害其实，世亦不能无取焉”。这其中有关诗于邦国廊庙功用性的说明，固然与他如我们在前面所已指出的那一种注重诗文经世实用观念不无关系，但在这里，它的重点与其说是为了诠释这一道理，还不如说欲藉此申明维护诗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来得恰当。

就此，特别是进一步对诗歌的体式规制展开辨正，可以说，更体现了李东阳出于重视古文词立场而表现在诗歌问题上的一种理论自觉。正如一些研究者所已注意到，在李东阳的诗学观念中，引人关注的一点，即他曾反复强调诗文不同体，这也成为其重要之论点。的确，关于诗与文各有其体而彼此相异的主张，屡见于他的各类著论之中，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综合相关的论述来分析，首先，注重从体式规制的角度将诗与诸经加以区隔，如他指出：“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盖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后之文皆出诸经。而所谓诗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声韵，例以格式，名虽同而体尚亦各异。”又表示：“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这也意味着，较之后之文在统绪上“皆出诸经”，诗则有所不同，作为一种“限以声韵，例以格式”或“六艺中之乐”的特殊文体，它与其他经典在“体”的渊源上已经有了区分，或者说，它在诸经之中鉴于“体”的特殊性别为一类。至少这在客观上弱化了诗与诸经的同一性，在注重“体”之特殊性的基础上将它由群经中剥离出来。其次，所谓诗与文不同体，显是将诗与其他经典在体式规制上加以切割的一种逻辑推演。据其所论，既认为“后之文皆出诸经”，而诗与诸经“同名而体异”，于是诗文异体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应当说，李东阳关于诗文之体的分辨，重点在于凸显诗歌体式规制的独特性质，究其意义所向，如单纯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对于诗歌体制的说明，多少有些将问题简单化了。毫无疑问，强调诗歌与文相异的体式规制的特殊性，并在“体”的源头上将它从其他经典中分离出来，“别为一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相应抬高了诗歌的价值地位，赋予它某种自主的审美空间。受明初以来重经术而轻词赋的专经学风以及科举时文膨胀的冲击，诗以缺乏实用价值，地位在士人心目中呈下降趋势，未受到重视，面临着明显危机，是以遂有“举业兴而诗道大废”之说，甚至作诗者“多出于文字之绪馀，非专门也”。在这一意义上，李东阳主张诗文异体说，尤其通过对诗歌独特体式规制的申明，不仅彰显了诗有别于文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并且体现出他对诗歌地位的充分重视，不妨说，为受“谈经讲道”学风与时文侵蚀的诗道的振起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

如果说，出于跻身馆阁的顾清、吴宽、王鏊及李东阳等人从不同角度维护古文词地位的言行，还只是代表了发自上层文人圈的一种声音，那么，崇尚古文词趣习在此际一些中下层文人中间的流行，在一定意义上，不能不说更体现了与之相应合的某种时代性文学风向。譬如，弘治之初祝允明、文徵明、都穆、唐寅等吴中诸文士倡为古文词，带有某种群体性活动的特征，就颇具代表性。文徵明《大川遗稿序》曰：“弘治初，余为诸生，与都君玄敬（穆）、祝君希哲（允明）、唐君子畏（寅）倡为古文辞。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休。”其投入的情形可以想见。在此之前祝、都已“并以古文名吴中”，文、唐二子此时“追逐其间”，以至“文酒倡酬，不间时日”，更活跃了切劘酬唱的气氛。基于对古文词的推尚，极力鄙薄时文，乃至强化二者的对立，则鲜明地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以文徵明来说，他本人年稍长，读书作文“尤好为古文词”，曾学文于其父文林同年进士吴宽，宽“悉以古文法授之”，其弘治之初与诸士一同倡为古文词，其实也是受早先文学兴趣所驱使。世俗社会中文人士子普遍执持的价值取向，使文徵明最终不得不选择博取功名的进身之路，尽管数试有司，“每试辄斥”，而举业的束缚显然使他对时文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在《送提学黄公叙》中，对于“操其所谓主意以律士，而峻法临之”，学子“摘抉经书，牵率词义，以习其说”这一种举业训练之法，他就已表示了不屑，以为“有识者嗤之”。而在致王鏊的《上守溪先生书》中，出于对古文词的喜好，其薄时文而斥之的意向更为明显：“而某亦以亲命选隶学官，于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而中心窃鄙焉。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虽然由于科试的实际需要，还要就时文而习之，但文徵明并不想放弃倾心古文词的个人爱好，甚至不惜为此承负为侪辈“非笑”，“以为狂”，“以为矫、为迂”的精神压力，较之相对具有写作自由空间的古文词，时文写作程式化的拘谨和刻板令其格外生厌。他以为，古文词较少制约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更加适合自己的资性与兴趣，不能因为习时文而弃之，如是终有负于自己，正如他所说，“盖程试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诣，则鲁钝之资，无复是望。就而观之，今之得隽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为无命，终身不第，则亦将终身不得为古文，岂不负哉”？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重视古文词问题上的执着态度。

较之文徵明，他的同道祝允明在古文词上同样用力，“自其为博士弟子，则已力攻古文辞”，而声名则更为显著，早在成化年间，其已与同郡的都穆并以古文出名，不相上下，文章“尤古邃奇奥，为时所重”，成为当时吴中地区推尚古文词的一位中坚分子。而另一面，在与古文词的价值比较之中，祝氏攻讦与之相对的时文乃至科试之业的态度愈显激烈，他在《答张天赋秀才书》中以充满鄙厌的语气指责：

今为士，高则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以为拔类；卑则绝意古学，执夸举业，谓之本等。就使自成语录，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试夺千魁，竟亦何用？

以为时下士人“绝意古学”而去习时文攻举业，只是在从事毫无价值的无用之学。在他眼里，近时那些科举之文已经变得“愈益空歉”，以至于“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饰之女”，甚者犹如“纸花土兽而更素之，无复气彩骨毛”，其萎靡空虚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难怪，当他有罢试之念，友人劝其不要放弃时，他则形容自己“漫读程文，味若咀蜡，拈笔试为，手若操棘”，其中除科试屡屡失利而生灰冷之心外，还含有对时文极度的心理排斥。应该说，祝允明对时文的激烈批评，还不仅仅限于它们在文体上过多的拘缚，更主要的是他意识到基于崇儒重道尤其是尊宋儒理学政策背景的科举之业包括程式之文，它们所产生的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已对士人思维运作与思想个性发挥形成锢蔽。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又将排击的目标集中对准了宋儒理学，甚至连及一般意义上的宋人之学术与文学。不仅如上责时人“诡谈性理，妄标道学”，与“绝意古学”的举业之士等而视之，已在批评道学之陋，按照祝氏的说法，“最非美者，道学也。道学奚不美乎？为之非诚”，以为伪而非诚是宋人道学始倡以来最为显著的流弊，也是他极力加以抨击的一个基点；又他质疑士人治经或从事举业时，弃汉唐经义注疏而一以宋人为准的做法，谓“今士从幼便读宋人之传，少长从举业师，一系足后，更无还期。薶首泥目，甘意睫下，与圣门遥遥传胄，汉至于唐诸师，永不识面”。而宋人经义注疏带来的后果，致使学者“尽弃祖宗，随其步趋，迄数百年，不寤不寐而愈固”，认为宋儒之学向经业或科举之业的传输及渗入，除了限制士人知识汲取的多样渠道，更促发了他们思维惰性的滋长或思想上的盲目趋从，一如他鄙夷治学为文以“耳目奴心，守人语，偎人脚汗，而不能自得”。假如说，自明初以来，程朱等宋理学家之说在经义注疏上取得了尊位，建树起难以比拟的权威性，那么，祝允明对于独尊宋儒之说的质疑，尤其以为“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可胜笑哉，可胜叹哉”，将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多少是在消解这种权威性，而他透过时文乃至经业深入昭显士人思维运作与思想个性尤受宋儒理学锢蔽的现实情状，所持论见也更富有某种挑战性与深邃性。还有，他由此提出的“凡学术尽变于宋，变辄坏之”的所谓“学坏于宋”之论，包括批评士人“锢蔽于宋后陋谈”而同样对宋人之学所采取的极力否定态度，尽管不免偏激，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对宋儒理学的质疑所引发的对宋人学术及文学的强烈反感。也因为如此，如在古文的宗尚序列上，祝允明提出将宋文排除在外、由唐文层层追溯直抵六经的学古主张，代表了他本人尚古文词的具体态度，而这与其反宋学的倾向又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专尚经术之风及科举时文影响深入之际，如上诸士着力于古文词的推尚，很重要的一点，体现了为挽救其失落地位以抗拒时文乃至专经之风侵蚀的一种自觉意识。它的意义不啻在于寻求文体上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从中传递出要求维护个人学术独立品格与文学应有地位的诉求。尽管这并不表示各家在古文词具体取法上全然趋于一致，因为趣味习尚总会因人而异，无法一概而论，然至少可以说，其在要求摆脱时文对个人思想与才艺的束缚以及专于经术的拘限、从崇尚古典诗文中满足文学审美需求的大的目标上具有同一性，昭示着一种变革的要求，展现出相对开阔的文学视野。回过头来看，在前七子“脱去近习，远追往古”的诗文复古活动与那样一种重视古文词的趣尚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共通性。虽然不能将二者简单归并至同一个层面等而视之，如比较起来，前者不仅更体现出集团活动的性质，并且在诗文复古问题上确立更加系统而明确的文学宗旨和宗尚目标，这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论及，但可以说，就文学取向的基本面而言，它们均将关注的目光集中转向古典诗文领域，努力以复古为主要的归向。在这一意义上，说此际倡扬古文词的言论与实践，为李、何诸子的诗文复古活动营造了某种文学基础或氛围，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