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育期（1839—1843年）：承继和批判“抽象的人”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表达了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的远大志向，但是中学毕业论文还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不足以成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或说人的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起点。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承继前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传统，观照现实的人的时代境遇的研究的起点是他在1841年3月完成的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这位为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年轻战士（他只是在若干年后才在自己的著作中为人类开创了新的境界），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向天上和人间的一切神灵宣战并采取批判的态度”^[1]。马克思力图通过对希腊后期哲学的批判考察，探索和确定黑格尔以后哲学发展的方向，以解决当时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发展和黑格尔以后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这两个时期，个性自由和自由意识都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马克思突出强调了哲学批判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2]的重要观点。可见，此时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者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已从抽象意义上开始涉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与黑格尔对德谟克利特及伊壁鸠鲁哲学的轻视不同，马克思十分欣赏和推崇伊壁鸠鲁哲学，把伊壁鸠鲁看作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用辩证法的观点“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3]。但是，马克思关注原子论，主要是考虑到原子论的象征意义，他意图用自然哲学的思想线索来为他关心自我意识、社会哲学的思想服务，用原子论来映射现实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分解为这种实体”^[4]，但是，实质上，“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一样，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对象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5]，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原子概念的具体化就出现了个人观念，“原子是一种例如个人、哲人、神的抽象的自在的存在。这是同一概念的更高的、更进一步的质的规定”^[6]。抽象的个体性的实现，意味着自由的实现。马克思认为，“原子偏斜运动”代表的是个人主宰自身命运、确证自身存在的真诚愿望，而“偶然性”则是自由的化身，他进而从“原子排斥运动”引申出政治契约和社会友谊，进一步说明人的自由、人的实现。所以，马克思批判德谟克利特把原子只看作自然的存在是“一种假设”。通过比较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沿着伊壁鸠鲁哲学唯物主义方向前进的——主张人的主体性与自由。

总之，马克思“写作以伊壁鸠鲁哲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包括摘录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论述，目的不是确立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是谋求人类的幸福。至于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成为他建构以谋求人类幸福为目的的理论大厦的脚手架。这一理论大厦的脚手架则表现为他将理想社会理解为原子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7]。从这个意义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可以看作马克思探讨人的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起点。

1842年4月，马克思成了《莱茵报》的撰稿人，同年10月，他被聘为该报主编，开始直接投身于现实斗争，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系列与人们的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他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以理性和自由为基础来论证出版自由，并将理性具体化为“人民精神”^[8]，把自由看作是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的本质的必然表现，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任何个人，不管其差别如何，天性上都是追求自由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9]；参与了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鲜明地捍卫了贫苦大众的利益，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他调查了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发表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指出了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封建官僚制度，在这里他指出了人的意志和行为背后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恩格斯关注人的问题始于他在1839年3月匿名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一文。恩格斯在辍学移居至资本主义较为发达、思想比较自由的不来梅后，深入工厂、接触工人，这使他对工厂主贪婪、残酷的剥削有了深刻的了解，对工厂工人窘迫、悲惨的生活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进而促使恩格斯开始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成长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伍珀河谷来信》是以恩格斯对他家乡现实生活的感受为依据而创作的一篇政论文。恩格斯在其中描述道：“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 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 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10]工人对宗教的虔诚，使得被剥削者对自己所遭受的剥削麻木不仁，同时却使残酷的剥削者的良心得到安慰。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宗教虔诚主义的伪善，指出虔诚主义是工厂制度的精神支柱，成为工厂主的护身符。可见，恩格斯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探索一开始就是以广大的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为焦点的。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在此期间他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开始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直接交往。其间，恩格斯连续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哲学》《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等著作，尖锐地抨击了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以及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捍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11]、人是自然界的宠儿^[12]、自然界的本质是自由和自我意识等带有明显黑格尔痕迹的关于人的观点。

总而言之，1839年初至1843年初是马克思主义人的现代化理论的孕育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既从理论层面研究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等问题，也从现实层面深入了解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境遇，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积极参加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表现出某种唯物主义倾向，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较多地受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和牵制，他们对人的问题的探讨还停留在一般的原则上，即只提出一些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对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及自我意识仍只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批判。当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矛盾，而想要解释人的存在，揭示人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仅仅依靠黑格尔哲学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