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学派的理论创新和本课题的研究目的

迈克尔·赫德森总结了美国学派八个主要方面的理论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是真知灼见。第一，工资的劳动生产率学说，旨在解释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高工资经济在制造业上能够战胜欧洲和其前殖民地的“乞丐”劳动力经济，并为美国的工业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由能量所测量的资本生产率学说；第三，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率是资本投资的产物，而非李嘉图所谓的“土地固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第四，城乡平衡发展学说；第五，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一种独特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是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和经商成本；第六，银行和金融活动作为公用事业，必须由政府实施监管；第七，经济分析需要宽广的历史和社会观；第八，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演化的科技进步观。这八项理论创新不仅为洞悉美国崛起的因果机制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对于认识目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资本的能量生产率学说）和制定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仍具有重要启发价值，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创新性的探索。

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在19世纪，凯里学派“这个学派被称为而且也自称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应当指出，这个词完全没有它今天所具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意味”[1]，美国学派本质上就是民族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突出代表，对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在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三大思潮之一，赫德森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这三大思潮的经济学说，请看表0—1。[2]

表0—1 1815年至1914年间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

既然美国学派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其对世界经济也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为什么该学派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就湮没无闻了呢？固然，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邓巴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史学家多尔夫曼在讨论19世纪美国经济思想史时无视该学派的理论贡献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致熊彼特这样的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都沿袭了他们的评价，认为该学派“对分析作了负贡献”[3]。但是，在笔者看来，更深的根源则在于：由于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学说与美国崛起后改行自由贸易政策相冲突，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背，与“华盛顿共识”更是针锋相对，因此，“那些对美国工业政策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不仅没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出现过，甚至在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也几乎从没有出现过。由于拒绝与今天正统的自由贸易学说相对立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历史学家们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成了一个黑洞”[4]，这才是导致美国学派湮没无闻的重要原因。

正如挪威经济思想史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指出的：“由于经济思想史现在已经被简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家谱学，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无法学到’当今工业化国家以往政策的历史纪录。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上所发挥的作用。”[5]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家詹·法格博格也曾感慨道：“虽然有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文献，但是大多都不是从追赶的角度入手，也就是说并没有集中在其他国家（地区）可以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中学习到什么、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实现本国（地区）的成功追赶上。”[6]笔者对法格博格的看法深有同感，翻阅国内翻译过来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撰写的美国经济史教科书和专著，我们发现很少能找到对中国有所启迪的经验和教训，而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史》却给我们教益颇多。在这种情况下，本课题组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从过去的英文文献包括原始文献中“沙里淘金”，复原美国经济追赶、崛起的过程和美国学派的历史原貌，并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对其做出新的理论解释。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就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了。近年来，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遭遇到越来越多国家保护主义的狙击，世界经济面临着“去全球化”的可能性，而外部需求作为我国工业化的驱动力也渐趋萎缩，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已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对19世纪美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详尽无遗的研究，而是集中在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反思和选择直接具有借鉴和启发价值的方面。因此，本课题对美国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资本生产率、技术创新、国民经济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学的先驱思想等方面，对美国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上，并出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注释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2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第二版导言，17~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2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3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 埃里克·赖纳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转引自杰弗里·M·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献：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 詹·法格博格等主编：《牛津创新手册》，507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