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的动因和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出于两个动因。第一个动因是：美国经济崛起是如何通过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战略大转型来说，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哪些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与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同，美国的经济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南北战争到1914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长期保持在12%至14.1%之间。其次，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英国出口了1/4的工业品，但美国出口的工业品还不到1/10。[1]再次，企业存在严重的内向倾向，美国公司只是在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分配网络之后，才对国外市场感兴趣。[2]最后，美国经济崛起是通过“铜墙铁壁”般的高关税保护实现的。[3]
实际上，本课题的这一研究动因可以远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笔者对东亚模式危机的研究上。当时，笔者就对美国的大国崛起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对当时的课题组成员多次谈到美国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这种看法在该课题最后出版的著作中得到了表达：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并不适合于发展中的大国，“大国国内市场规模的发展足以使企业生产达到规模经济，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完全可以靠国内市场的扩张实现。因此，仅靠出口导向，中国将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方面，美国19世纪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4]。由于笔者当时在完成该课题的研究后一直忙于演化经济学研究和演化经济学译丛的翻译等工作，直到2008年才腾出时间重新回到早先的这个夙愿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扩大内需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路也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因此，笔者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能够起到启迪和借鉴作用。
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动因则来自对经济思想史中失踪的美国学派的兴趣。研究美国学派的意义主要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并恢复该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按照迈克尔·赫德森的看法，贯穿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指导了美国经济的崛起，该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与政治经济学的“英国体系”相对立的“美国体系”，制定了美国经济崛起的大政方针并为之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美国学派却几乎完全被人们所遗忘。2007年秋，笔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中文和翻译成中文的所有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教科书共计32本，但是非常遗憾地发现，除了一本教科书在谈到亨利·凯里时提到了美国学派这一术语外，许多教科书甚至都没有介绍任何一位美国学派的成员。因此，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除了极少数学者外，美国学派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有经济思想史专家否认该学派的存在，甚至把其混同于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
然而，美国学派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美国学派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简称，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笔者无从考察美国学派这一术语最早在美国何时出现，但至少在19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使用了，因为作为“第二代美国学派经济学综合者”的帕申·史密斯写道：“美国学派的特征在于探求与英国经济学家相反的研究方法——开始于事实，而非开始于假设。”[5]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美国学派在19世纪的美国本土就得到了承认，例如，查尔斯·莱弗莫尔（Charles Levermore）在1890年的论文《亨利·凯里及其社会科学体系》一文中就使用了这一术语。[6]
进入20世纪后，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美国人韩纳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中，第十三章的标题就是“加雷（即凯里）与‘美国学派’”[7]；美国教授卡普兰1931年在其《亨利·凯里：对美国经济思想的一项研究》中也多次使用了美国学派这一术语。[8]笔者在201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实际上主要就是美国学派经济学家的传记，它是“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主要提倡者（和某些反对者）的传记性的概要”[9]。
美国学派的发展贯穿于整个19世纪，为当时美国的辉格党和共和党长达一个世纪的施政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学派的奠基者。德意志爱国者和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流亡美国时曾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对俄罗斯等许多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曾被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爱尔兰人视为“福音书”[10]；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则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熊彼特直接称之为“凯里学派”[11]，其对日本和德国[12]的崛起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第三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留德归美经济学家西蒙·帕滕和伊利，他们是对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经济学家。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了解只限于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汉密尔顿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和亨利·凯里的支离破碎的介绍以及李斯特著作的中文译本，美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基本上已经不被学者们所了解。在迈克尔·赫德森看来，李斯特的著作并没有反映美国学派经济学说的最高成就，只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学说。[13]因此，对美国学派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不仅对于洞悉美国崛起的经济过程和因果机制大有裨益，而且，正如沃尔特·米德早在1996年就指出的，“在20世纪40年代席卷亚洲的大变动之前，美国的远东政策一直受到汉密尔顿的原则的支配，即使在那时，政策的变化也是表面上的；今天，美国对远东的政策思考明显是从约翰·亚当斯、佩里准将和威廉·西沃德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14]。据笔者观察，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至今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于观察美国目前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研究也将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视角。
注释
[1]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转引自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277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 “美国经济是在30%的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参见托马斯·K·麦格劳编：《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赵文书、肖锁章译，34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 贾根良、梁正等：《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37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5] Erasmus Peshine Smith，Review of Bowen'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 Tribune，April 5，1856。也可参见A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1853），pp.321，转引自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147~14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 See Levermore，Charles H.，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561.
[7] 韩纳：《经济思想史》，321~3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8] See Kaplan，A.D.H.，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
[9]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第二版前言，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37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2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 见本书第四章第七节。
[13]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4] Mead，Walter Russell，“Hamilton's Way”，World Policy Journal，1996，13（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