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能量来衡量的资本生产率理论

作为保护主义学说的重要代表，李斯特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生产力理论”，认为产生国民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虽然表现为交换价值，但其根源却是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包括了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精神力量、生产所需的各种工艺技能，以及可利用的天然资源等。因此，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实力并非决定于已经积累的用交换价值来衡量的财富，而是决定于该国的生产力发展程度。[1]其实，李斯特的上述观点只是对第一代美国学派有关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观点的总结，而当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的思想逐渐成熟时，一套更加系统和严密的资本学说则成为他们思想的宝贵结晶。那么，这些学者究竟是如何认识资本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何定位资本对生产的意义的，又是怎样阐述资本积累与国家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呢？

一、资本的生产性作用

早在18世纪晚期，汉密尔顿等学者就已经将国际商品竞争的性质抽象为一种唯一的共同要素投入，即生产中施加和利用的产业能量，而这种潜在的能量与生产性资本被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程度成正比。[2]此外，另一位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克莱也曾用英国工业的事实说明了机器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200倍的原因，并直接把对机器的使用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科学使一个人像两百人甚至一千个人那样强有力，它不靠自然力，因此依靠科学将胜过也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3]与李斯特同一时期的约翰·雷继承了上述思想，并最早指出了以技术创新为本质的资本积累及其生产性作用的发挥对国家经济成长的关键作用。

在著作《关于揭示<国富论>中自由贸易和一些其他学说谬误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约翰·雷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幼稚产业保护论，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发明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思想。他指出，亚当·斯密在阐述国民财富增长源泉的问题上存在谬误，一国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发明、技术引进等创新活动带来的资本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储蓄等引起的资本的积累。在约翰·雷看来，古典学派之所以提出资本积累增加国家财富的谬论，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个人财富和国家财富的获得方式是根本不同的。[4]对于这一问题，美国学派曾有过严格的界定，即认为个人财富的获得可以通过占有甚至掠夺的方式实现，这建立在其他人财富减少的基础上；而国家财富的增加只有通过技术发明创造新的资本才能实现；同时，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个人都通过储蓄积累来增加个人财富，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萧条、停滞或衰退。约翰·雷强调发明活动和技术创新为更高利润的投资打开了新的机会窗口，经济中只有创新行为才是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在短短的两个世纪内使国家资本增加了十倍，是因为“技术的出现和发展的奇迹……火和水也成为我们顺从的良药……海洋的风浪不再可怕”[5]。他还提到，发明是人类在地球上唯一有创造性的能力，虽然勤俭可以增加个人资本，但国家财富如果没有发明等创造力的支持，那么就不可能增加。约翰·雷还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时候，国家财富都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一国过去的发明所积累的知识储备；其次是决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使用的“积累的有效需求”；最后是一个国家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各种生产资源。如果后两个条件被看做不随时间而改变的话，那么一国的财富状况最终就决定于它的技术储备和发明。[6]

关于创新活动与投资的关系，约翰·雷也指出，发明活动及其成果会引起企业的储蓄和投资，它并非由经济增长外生决定，同时企业的储蓄也是内生决定的，并不像亚当·斯密提出的那样是外生的。发明之所以引起投资，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首先，储蓄或投资是依据未来的预期回报率做出的反应；其次，成功的发明活动必然提高预期回报率，进而导致储蓄和投资增加；最后，如果没有发明，那么回报率必将逐渐下降，资本积累的过程也会被迫停止。约翰·雷由此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即如果停止技术创新，那么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就会下降，新资本就难以形成。同时，他并没有否认劳动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认为劳动分工是发明（即技术创新活动）的结果，因此，机器设备的出现和发展也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积累导致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结果。[7]

约翰·雷因此成为第一个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持续增长主要源泉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第二代美国学派的学者，尤其是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化和完善之后，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为分析目标的由能量所测量的资本生产率学说便最终形成了。

与欧洲主流理论认为资源是稀缺的这一悲观论调不同，在美国学派看来，自然资源，尤其是它所能发挥的能量是潜在无限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然能量的控制能力的日益增强。对这种观点最为充分的阐述就是所谓的“物质与力量的无限循环规律”（Law of Endless Circulation in Matter and Force），它由帕申·史密斯根据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关成果提出，并由亨利·凯里进行了最为完整的表述。“运动是自然界存在的最本质的特征，物质的数量固然不能凭空增加，但形成特定物体的各种成分却经历着永恒的转变。……岩石和泥土中的营养成分可以被植物所吸收，阳光蕴含的巨大热量可以被植物所保存；动物和植物保持着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它们各自拥有的物质和能量以大地和空气为媒介，不断经历着各种分解和重组的过程，并永远处于相互交换的状态。所有物质都有向其更加复杂的状态转变的倾向，而最为高级的状态便是人类能够爆发强大力量的骨骼和肌肉，以及蕴含无限智慧的大脑和神经。”[8]在自然界这种永恒的转变过程中，“物质和运动的复合作用创造了可用于生产的能量。人类虽然不能创造或者毁灭物质，但可以改变物质的位置与形态；人类虽然不能扩大或者缩小现存能量的规模，但可以改变能量的分配格局和作用形式。当人类研究蒸汽的产生过程、雷电的出现原因以及磁力的作用机理，并制造各种工具或设备来模仿它们的发生时，他们便掌控了蒸汽动力、电力与磁力。每一次这样的尝试都代表着人类改变了物质的存在形式，从而进一步开发了潜在的自然能量。当蒸汽机开始工作时，轮船得以前进，纺织机得以运转，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和水被分解了，人的体力和智力也因发布指令和维持机器工作而发生损耗。但是，人类的劳动能够带来以生产和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巨大成果，这将加倍地补偿他们的各种损耗，从而使人类的物质和能量组成形式向更加高级的状态发展。总之，自然界的物质将永远处于循环状态，而人类加速和利用这种运动的技能越强，所能获得的生产能量也就越大。”[9]

根据上述表述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学派将人类财富的再生产过程视为自然界物质总体循环过程中包含的一个大型能量转化过程。于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人类应当采用怎样的手段来开发和获取自然的潜在财富？帕申·史密斯和亨利·凯里将资本界定为激发自然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他们指出，在19世纪前期的技术条件下，为达到能量剩余不断增加的目的，人们就应当使用由蒸汽驱动的生产性资本来开发自然。他们对资本及其生产力的演进的分析如下：在社会发展初期，人自身的劳动是生产能量的主要来源，那时社会的最大潜在产出只取决于人口规模，以及在维持人类生存条件下仅存的能量剩余；只有能量密集型的资本——如水车、蒸汽机等能量转化设备——逐渐积累起来，自然界潜在的无偿能量才会补充甚至代替手工劳动，经济也才能实现加速增长。源于自然的能量“依靠机械装置的使用无偿为人类提供帮助，并为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0]。在各种资本的帮助下，人类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在获得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的发展速度，促进了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积累；人类在生产中对资本的使用和消耗并不意味着它的消失，而是资本逐渐转变为更加高级的存在形式，并最终成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创造的生产成果远比资本的耗费多，而这些剩余便以财富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挥其报酬递增的作用。在上述过程中，人的劳动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工人的地位大幅提高，劳动者从原先仅能从事体力劳动（将食物转化为干活的能量）转变成为掌握技术的工程师（在劳动中使用各种工艺来操作工业资本）。[11]

在衡量社会产出方面，前文曾提到的财富和效用概念正是用来测度生产能量剩余的经济指标。亨利·凯里在这里吸收了帕申·史密斯的分析过程，将效用与价值的测量结合在一起，认为“效用是拥有某种事物所能获得的服务总量，或者是它可以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价值则是为获得这一服务必须付出的劳动总量。效用和价值之差等于自然力量的无偿帮助所提供的效果总量”。工业的能量产出（也就是效用）与人类的劳动耗费（也就是价值）的比值才是揭示社会财富生产力的关键，经济增长取决于这一比值的提高。[12]由此可见，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实际上将资本区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率取决于它被使用时释放出的能量水平；另一方面，资本的价值决定于获得技术、补偿资本耗费所需的人类劳动。而资本生产率与劳动和资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值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状况的根本标准。[13]

美国学派对资本的分析与英国古典理论、新古典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存在明显的差别。一方面，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英国经济学家普遍将资本视为物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是价值理论的附属物，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理由或者借口。他们关于资本所列举的事例并未说明资本可以产生能量并替代劳动（例如他们并不把蒸汽机视为一种提供劳动的独立生产单位），而仅仅认为它是辅助劳动的简单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手工织布机与蒸汽织布机是同质的资本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流通及其总过程的研究则强调了隐藏在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基于资本积累的机器大生产对生产力发展确实具有巨大的影响，但资本在本质上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产阶级剥削和统治无产阶级的基础和依据。归根结底，英国古典理论、新古典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对资本这一范畴进行分析时，把重点都放在了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核心要素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分配权等问题上。[14]与之不同的是，以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美国学派，对资本的研究避开了生产关系方面的争论，将目光聚焦在了资本的生产性作用上。美国学派认为资本并非仅仅是物化劳动，由燃料提供动力的、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是人类可以更好地支配自然资源的手段，因而资本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等工业部门也成为国家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

如果把帕申·史密斯和亨利·凯里的上述理论放到当代演化经济学的生态理论框架中去，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理解。演化生态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曾经从生产而非分配的角度将生产要素重新区分为知识（know-how）、能量和物质三类。这里的知识包括生物繁殖进化的基因信息、人类生存的基本技能和手段，以及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科学技术，它实际是形成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一种信息结构。这种信息结构在自然和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切生产都是知识利用能量和物质创造产品的过程。按照这一思路，一般理论公认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更为本质的知识、能量和物质三类要素以不同方式进行结合的产物；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划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学者一般更关注成果的分配而非产品的创造。[15]但是，上述美国学派的学者显然不属于“传统”之列，他们并没有将对资本的认识局限于一种物化劳动或者辅助生产的简单工具，反而将资本视为激发自然生产力、增加社会能量剩余的手段，这就意味着这里定义的资本不仅可以释放自身的能量，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以承载知识并发挥引导和控制生产的作用，即人类用以资本为载体的知识来开发能量、改造物质从而实现生产。资本积累，无论在数量上表现为设备增加，还是在质量上表现为技术提高，本质上都是人类控制了更多或更好的知识技能，从而进一步在生产中使用能量和物质的表现。

二、资本积累及其与社会生产总体运动的关系

既然资本是激发自然界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那么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在吸收了约翰·雷关于“积累的有效需求”的观点后，第二代美国学派的学者的分析是从对欧洲主流观点的批判开始的。“他们[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创造和增加资本的唯一途径在于节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最具有节俭精神的国家获得了最快的资本积累速度，然而，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爱尔兰和印度的人民因其节俭的美德而为全世界所称赞；在历史中，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早期家庭也热衷减省，它们贮藏食物、衣料和钱币等各种生活所需的物品。然而，这种谨慎行为的根源往往是物资的极度缺乏，人们对明天是否还能得到足够的生活资料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哪里的节俭程度越高，哪里的社会经济循环就越缓慢，哪里对本可发挥生产性作用的自然资源的浪费也就越严重。社会运动陷于停滞，实现社会分工的就业机会近乎消失，人类的多样化生产潜能根本无法发挥，他们就只能用尽一切办法节俭和储藏，使自己活下去。”[16]

在他们看来，与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保持着无限循环的规律相同，社会经济中存在的生产与消费也是一个循环继起的过程。“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过程形成了生产；人类使用各种生活资料从而获得生产力的过程形成了消费。”[17]人类消费食物，将食物的化学能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将自然界的物质分解并重组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这种通常被称为消费的过程在本质上既是一种生产——人类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也是一种生产准备——为人类在自然界控制更多的能量进行的准备。人的劳动力包括体力和智力，它具有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性质：第一，它极易消亡，一旦生产出来就必须被及时使用，否则就会浪费；第二，任何较远距离的运输都会让它遭受巨大损耗，“一个农民即使距离他的土地仅有一英里，也会因此失去20%的劳动力”[18]；第三，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取决于生产单位对它的需求数量，而后者又决定于社会各种成员相互交换劳动产品的制度的完善程度。[19]因此，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劳动力相互需求、相互供给的网络和循环，只有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水平更高，相互联合与交换的能力更强，劳动力及其潜能才能被更好地开发。“既然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保持相等，那么积累又从何而来呢？经济中资本积累的实现完全取决于生产—消费循环的加速。一个人消费了作为他的资本的食物，产生了工作的力量，这时曾经的食物还是资本吗？当然不是，它转而以更高级的形式存在，即人的体力与智力。人使用这些力量创造出各种生产工具，于是资本又一次转变了它的存在形式。生产工具可以帮助人获得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食物，使人能够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自然及其能量的奥秘。于是，资本积累的进程明显加快，资本开始以人类所拥有的更为丰富的技能的形式存在了。在资本的帮助和指导下，人类能够驱使风力和水力其工作，从而获得了对自然的控制权并且掌握了更多的财富。资本正是实现这种控制权的手段，它经历了从食品到工作能力，再到石斧、弓箭、独木舟、土地、房屋、作坊、轮船甚至炼铁炉的发展过程。而人类使用这些工具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社会更加紧密的联合、多样化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以及资本积累的不断进步。”[20]

上述表述包含着美国学派对资本和资本积累认识的一些精髓，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亨利·凯里等人对价值、生产和资本等范畴的认识完全丧失了其原有的社会规定性。他们将石斧、弓箭和土地等生产工具或劳动对象完全归入资本的范围，丝毫不考虑这些事物参与生产时具有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背景，他们甚至认为人类的食物也属于资本，这就让后者的概念进一步超越了生产资料的范围。此外，亨利·凯里等人把各种工具和设备看做工人通过自己的劳作便能独立拥有和支配的资本，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本来明确的界线完全混淆了，这就彻底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控制和剥削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对此嘲讽地写道：“只要我把具体事物不同于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事物当然就成了抽象概念，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概念的地方。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从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21]

其次，美国学派将社会联合与产业多样化视为社会生产总体运动合理进行的必要条件，又将这种总体运动的不断加速视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合理性的。在他们看来，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核心目的在于对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培养和利用，只有用更高水平的生产能力武装工人，才能使之更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享受更好的生活，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资本积累发挥其作用。[22]他们虽然忽略了资本的社会关系，但却极为重视它的生产作用，他们将资本积累规定为人类通过消费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增强体力和智力、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将资本及其生产性作用不断向更高形式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实现资本积累，就要在人类劳动素质提高的同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并采用更为高效的生产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生产总体运动的合理进行与不断加速便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美国学派首先将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消费循环看做社会生产的总体运动的本质，并进而强调，生产分工和社会联合的不断发展是使这种循环顺畅进行的必要条件，因为其可以带来一国经济的就业多样化和产业完整化，从而保证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维持合理的结构和状态，当人们能够相互交易各自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成果时，社会的各组成部分在开发自然的能力和效果方面的普遍提高就是一个可以自然实现的结果了。[23]

根据上述分析，亨利·凯里等学者曾对英国政治经济理论的有关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后者错误理解了生产发展和财富增加的真正原因；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就采用所谓的节俭理论来解释资本积累的实现，然而这种看法与历史和现实完全不符，人类历史上数次重大的资本积累浪潮并不是依靠人为的减省甚至吝啬来实现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其推动的工业快速发展才是其主要动力；英国学者在面对经济发展停滞、“生产过剩危机”或者“人口过剩”问题时，往往盲目地将其归罪于工人的不知“节欲”或者资本家和地主的贪婪，然而这些经济困境在本质上却源于其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循环的不畅。[24]为证明上述理论的合理性，亨利·凯里也对印度和爱尔兰等“失败国家”与法国及北欧诸国等“成功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社会经济循环的运行差异正是它们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的原因，而生产和消费循环的僵化与停滞又产生于英国主导的殖民主义经济体系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单一生产和社会分裂。亨利·凯里指出，“成功国家”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和劳动力的合理使用，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而“失败国家”则致力于垄断贸易和制造业，不断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与土地的价值，单纯依靠剥削来实现资本积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办法实属竭泽而渔，在长期内必然无法实现资本的良性积累。[25]

三、各种生产要素交叉竞争与废弃的观点

在经济思想史上，欧洲的主流政治经济学家一般假定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倾向于把它们分别处理为获得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在生产性质上不同的要素，由此产生了把产业资本视为一种工具而非一种机械生产过程或系统的观点。然而，以资本的能量生产率理论为基础，美国学派认识到，在提供类似的生产服务时，三种要素的贡献都可以还原为某种“工作作用力”（work effort，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能量），因而它们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首先，人的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本，或者说是人力资本，它在生产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素质和实际工作技能，而这又决定于他能够获得的收入的水平以及其教育和培训经历；其次，资本可以创造劳动力所提供的能量产出，也可以通过增加农用机械或改善化肥质量等方式促进农业生产，因而可以替代劳动或土地作为原始工作的提供者；最后，农业土地本身就是一种资本，是人类通过劳动投入获得农产品的巨大生产机器，因此其生产效用能否充分发挥并长期保持完全取决于人类在开垦、养护和修建基础设施方面付出的努力。[26]

美国学派的学者在19世纪敏锐地发现，在当时的南亚和拉美大陆，一些拥有丰富的体力劳动资源和肥沃土地的国家，其工农产品却由于价格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拥有的高质量资本和劳动排挤掉了落后国家未经改良的土地和缺乏技能的劳动。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领域具有优势，这可以归因于其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中开发能量时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采用资本和肥力密集型的农业模式与落后国家土地密集型和肥力耗竭式的农业模式展开竞争，也可以获得优势，这正是因为劳动技能和资本质量都是维持并提高土壤肥力的替代性技术手段。因此，无论是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还是农业产品的国际竞争，都发生在最终的生产要素投入——能量——之间。他们指出，工业革命使英国的机器生产力已经提高到相当于6亿人口的力量的水平，机器生产力是一种便宜的动力，对它的使用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关键因素。因此，一国通过不断拓宽工业技术的使用边界可以在商品贸易中改变那些过度依靠工人体力和土壤肥力提供能量的过时生产模式。[27]

各种要素在国际贸易中交叉竞争的思想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今天作为自由贸易教条基础的要素禀赋理论相比，存在明显的区别和优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将下述假设作为前提：（1）不同国家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生产率相等；（2）国内和国际贸易中不存在生产要素之间的交叉竞争；（3）不存在国与国之间的要素流动（即使存在流动，第一个假设也保证了这种流动有助于促进国别收入的均等化）；（4）除了出现破坏资源合理使用的暂时紊乱之外，各国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某种给定商品的比较优势不是来自特定国家在某领域具有相对较高的要素生产率，而仅仅来自其相对要素比率方面的国际优势，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来自由相对要素比率产生的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28]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国家在农产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这并非源于它的土地更加肥沃，而是因为该国的土地—人口比和土地—资本比更高，从而使土地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更低的价格。

然而，美国学派却认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于是在多种商品同时被生产时，认为一种商品比另一种商品具有更高的某种要素密集度的看法就是不合适的，因为有多种方式可以使要素实现相互替代。同时，由于国家间要素的生产率存在绝对差异，如果各国要素价格可因国际贸易而变得相等，那么关键性要素投入的成本—收入差别就不再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作为劳动或资本生产率较高的结果，一国的相对生产优势将变成其收益的绝对优势。[29]由此一来，率先实现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将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同时具有绝对优势，它们进而制造出大量超过本国市场需求的剩余产品并占领落后国家的国内市场。在世界范围内，资本将流向最具生产性、同时单位劳动和土地成本最低的国家，而并不青睐那些只拥有丰富的体力劳动资源或农业土地资源的落后国家。[30]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并没有说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尤其是丰富的资本资源供给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似乎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时拥有的众多纺织机械是上天突然赐予的。根据这种理论，资本稀缺的落后国家被赋予了劳动或者土地的比较优势，因此应当继续在劳动或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消耗体力劳动或土壤肥力。然而，第二代美国学派的学者穿透了自由贸易理论设置的重重迷雾，深刻探究了国际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相互竞争机制，揭示了资本在开发各种资源能量方面的巨大作用。“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人们有着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把自己的努力联合和组合在一起，并且利用自然界的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在这方面每前进一步，其特点便是劳动报酬不断增加，流通加快，生产和积累变得更加容易。”[31]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为了帮助美国在生产中获得世界性的竞争优势，美国学派提出了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推进美国工业化的实现。19世纪下半叶，美国先是利用蒸汽机和电动机取代了人工的“工作作用力”，而后又在使用人造化肥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方面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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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2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 参见王晓蓉、孙歌珊：《创新驱动的经济：美国学派的先驱思想与借鉴》，载《学习与探索》，2011（6）。

[4] See John Rae，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Exposing the Fallacies ofthe System of Free Trade and of some Other Doctrines Maintained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64.

[5] R.W.James，John Rae:Political Economist，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5，p.47.

[6] See William Peirce，“Henry George，John Rae，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in a Rapidly Transform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09，36（4）.

[7] 参见王晓蓉、孙歌珊：《创新驱动的经济：美国学派的先驱思想与借鉴》，载《学习与探索》，2011（6）。

[8]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8.

[9]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49—50.

[10] E.Peshine Smith，A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38.

[11] See E.Peshine Smi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p.63—68.

[12] See E.Peshine Smi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p.69—71.

[13]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1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4] 参见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3）。

[15] See Kenneth E.Boulding，Evolutionary Econom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1，pp.24—27.

[16]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76.

[17] Henry C.Carey，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1，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858，p.257.

[18]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364—365.

[19] See Henry C.Carey，“The 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1）”，In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ume I: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71.

[20]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74.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46.

[23] See Gerald F.Vaughn，“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The Pioneering Roles of Henry C.Carey and Van Buren Denslow”，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3，37（3）.

[24] 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450.

[25]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375—379.

[26]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3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7] See E.Peshine Smi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53.

[28]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3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9] See Michael Hudson，“Technical Progress and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and Skills: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US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y”，In E.S.Reinert eds.，Global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4，pp.101—103.

[30]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329~3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1] 季陶达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选辑》，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