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战争后美国迅速的工业化崛起

从前一节的表1—2中我们不难发现，自1816年至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关税税率走过了一个先升高再降低的过程。在这种“钟摆”式变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当时的四大利益集团在国会和政府中进行游说和斗争的结果，它们分别是美国东北部的制造业者、新英格兰的商业金融阶层、南方地区的种植园主，以及中西部的农业生产者。其中，东北部的工业资产阶级一直面临着英国毁灭性竞争和掠夺式贸易的威胁，强烈支持关税保护政策；北方的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主在英国的殖民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而坚定地站在依赖海外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而中西部的农业州则由于其经济发展方向始终在内向型与外向型之间徘徊，因而关税立场也在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之间游移不定。然而，上述斗争随着南北战争后共和党的长期执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美国最终走上了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工农业结构和金融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南北战争对美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彻底改变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开始改变过去基于地理空间的松散和临时的联盟关系，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竞争开始以政党画线，体现出政党政治（partisan politics）的特点，双方的斗争在政治力量和组织凝聚力等方面也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新英格兰的商业和金融资本家以及南方的奴隶种植园主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立场上更加坚定，他们集中支持民主党议员和总统采取降低关税的各种政策；与此同时，在美国东北部尤其是中大西洋各州形成的贸易保护联盟则逐渐聚集在辉格党周围。[1]第一代美国学派的许多重要学者，如乔治·梯比斯（George Tibbits）、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弗朗西斯·鲍恩（Francis Bowen）和卡尔文·科尔顿（Calvin Colton）等，都在当时的辉格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该党四届总统候选人和多届国务卿，亨利·克莱（Henry Clay）更是提出了由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所构成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政策纲领，这正是美国学派对其政策主张最为系统的阐述。

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无法应对民主党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国会围绕关税问题的政策竞争中一路败北，从而走向瓦解。这种情况为保护主义者重组新的政治联盟提供了契机。共和党的应运而生是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保护主义和内需主导型发展的理念第一次被完全融入一个政党的哲学之中。[2]相对于辉格党，共和党明显扩大了其政治联盟的基础，它不仅吸纳了老辉格党的中坚力量，而且将东北部从事工商业的民主党人以及西部的农业生产者也纳入其支持者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代美国学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亨利·凯里等人通过政治游说、出版书籍和宣传材料，以及在政府机构中获得职位等各种方式，极力阐述发展制造业和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了一套以保护性关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体系。[3]1857年美国严重的经济萧条刺激共和党明确地提出了它的经济政策纲领。它指出，正是民主党的降低关税税率政策才导致了美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而保护主义则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重振美国经济并且促进全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发展的战略性举措。[4]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国内市场的逐渐扩展以及1857年的经济萧条帮助共和党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将林肯送上了总统的宝座。

共和党的执政对南方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种植园主以州权主义为根据，鼓吹各州有权否认联邦制定的宪法，享有政治上的分离权，并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推翻共和党政府。一场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最终爆发。北方在战争伊始曾一度发生经济恐慌，但很快便出现了战时繁荣，庞大的军事订单刺激着各种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战争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又促进了农业机械的改良与推广，发生了依靠先进技术和机械的农业革命；与此同时，即便是主营农业的南方也不得不适应战时需要，建设一些新的军事和民用工业。在内战期间，林肯政府推行实施的两项法案对战争的走向和美国经济道路的整体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分配土地的《宅地法案》，这种基本属于无偿分配耕地的措施（只收取10美元的登记手续费）解决了长期以来各种集团在处理美国西部公共土地方面的争端，在赢得该地区的广泛支持、满足工农大众需要的同时，也为日后开发西部富饶的土地资源，推进交通运输业、种植业、畜牧业以及采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二是《解放黑奴法案》，它极大地激发了奴隶与种植园主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在敲响种植园畜奴制度的丧钟的同时，也对南方原有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5]

南北战争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其更为关键的作用则在于，美国由此开始在保护主义和内向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支持代价高昂的战争，提高了关税税率。1862年和1864年，国会先后两次提高关税税率，彻底扭转了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关税税率下降趋势。1861年时美国的关税免除条目上列有182种商品，到1862年下降到99种，而到战争结束时，除了国内制造业所必需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被征收关税。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关税税率被升至平均47%，海关收入则从1861年的3960万美元上升至1864年的1.023亿美元。[6]这两次关税税率上调虽然很大程度上源于战争的资金需要，但在恢复和平后，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各种临时性的国内税收被迅速取消，但关税税率不仅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反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逐渐被制度化。[7]

内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在大多数时间被共和党人所控制，这就意味着关税政策也长期由该党来制定。在联邦政权体系中，美国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Committee of Finance）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是决定关税税率的关键部门，两个部门的主席则承担着国会相关行动组织者和实施者的职责。南北战争之后，财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先后被贾斯丁·莫里尔（Justin Morrill）、尼尔森·阿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和李德·斯穆特（Reed Smoot）掌控；而威廉·凯利（William Kelley）和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则长期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些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不仅在于他们是共和党保护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而且在于他们都是美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其中，威廉·凯利作为亨利·凯里最狂热的信徒之一，曾长期在国会承担后者代言人的职责；而莫里尔更是“在起草各项法案的过程中，为说明其政策主张曾大量汲取和借用亨利·凯里的思想，很多文字甚至直接来源于后者的著作《利益和谐论》以及《过去、现在和将来》”[8]。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述政治家及其后继者“一起为美国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深化与维持奋战了65年，他们在国会内部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任何要求降低关税的法案都会同时在参众两院遭到封杀”[9]。

从1864年到1913年，除了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曾两次短暂下调税率之外，关税保护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这一时期的美国被高度制度化（见表1—3）。189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曾用一段话鲜明地表达了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哲学：“自由贸易意味着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制造业和我们的市场交给其他国家。”[10]此外，他还将贸易保护直接作为产业政策的关键内容以巩固其合法性，并在上台后不久便颁布了《丁利关税法案》（Dingley Tariff Act）（1897），将关税税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到了57%，该税法一直持续了12年，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最高峰。[11]经济领域以高关税政策为代表的保护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孤立主义遥相呼应，成为19世纪后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

在保护主义政策体系的帮助下，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西欧发达国家对其幼稚产业的挤压和伤害，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以内需主导型工业化战略为指导，美国敏锐地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机会窗口，从而在19世纪末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在内战刚结束时，进口制成品占美国国内消费制成品总量的14%，但到19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6%。在钢铁冶炼行业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进口的比例从12%锐减到大约1.5%。[12]此外，虽然美国农业总产量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但至1900年，全部农产品（棉花除外）的80%都已在国内进行加工和销售。[13]上述数据充分表明，美国在经历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实现了国内工农业市场的统一和工业品进口替代的过程，英国束缚在其身上的殖民主义经济枷锁已被完全打碎。美国的经验再次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之前没有经历一个保护主义阶段”[14]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美国工业的迅速崛起

南北战争极大地加速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进程，仅19世纪60年代，该国工资收入者就增加了56.6%，而工厂数目更是增加了79.6%。[15]虽然保护主义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为美国竖立起了森严的壁垒，但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在美国学派理论家的支持下，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们所主张的放任主义经济哲学却为联邦政府和广大民众所接受。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在国内坚持了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广泛而充分的竞争迫使各种制造业不断进行技术改良、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成为无缰之马，竞争之风，盛极一时。”[16]就连原本出于保护黑人的目的而制定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也因各大工商企业的不断施压，使得最高法院对其做出了全新的司法解释，使之成为限制各州政府对企业营运进行干预的依据。[17]在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此时的认识中，对国内的私人资本加以限制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资本只有受到国家力量的帮助而非阻碍，才能进一步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使其成果为全社会成员所享用。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逐渐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美国形成了独特的工业体系，各种制造业开始参与并最终领导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生产力水平也发生了爆炸式的提高；第二，过度竞争也催生了工业垄断的出现，随着企业联合趋势的不断演进，美国逐步完成了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如果说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和“机械化时代”，那么主要由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开创了“钢铁时代”和“电气化时代”。[18]客观来讲，美国并不完全是这些重大技术创新的发源地，但却最为有效地吸收和应用了这些技术进步。通过大力发展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成功打破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霸权，与德国一起率先完成了这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启动和领导了后来的历次技术创新浪潮，从而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地位牢牢把握在手中。

在钢铁生产方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满足国内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美国根据本土资源条件，逐步用焦煤取代木炭来冶炼生铁；及时引进欧洲先进的贝西麦（Bessemer）转炉炼钢法和西门子—马丁（Siemens Martin）平炉炼钢法，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本土化技术改造；此外，美国工人还通过反复实践逐渐创造出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送风技术（Fast-driving process）和减少熔炉石灰石投入量的工艺。[19]以这些创新为基础，美国钢铁业一方面成功实现了生铁产量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则依靠钢材成本的快速降低，在重要制造业中最早完成了钢对生铁的替代。1860年美国生铁产量还不足100万吨，但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其产量开始居世界首位；1900年达到1378万吨，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1/3。1860年美国的钢产量还微不足道，但在1874年至1882年间，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其产量从19.2万吨迅速跃升到109.6万吨；到1899年美国钢产量远远超过英德两国，已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43%。[20]由此一来，钢轨、金属器具、锅炉、管材和机器制造业都迅速扩大，同时钢材也被广泛应用于桥梁和房屋的建设中，新型合金钢和其他特殊的金属材料也被提供到各种制造业中。[21]

如果说美国的钢铁业在其发展伊始扮演追赶者的角色，那么在电能开发及其大量应用方面，美国则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1878年爱迪生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在此后几年发明和改进了白炽灯、输电、配电、直流变交流和高压变低压等一系列技术与设备，并在纽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较正规的商用大型火力发电厂。此后，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解决了交流电远程输电的实际应用问题，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输电成本，彻底扫清了这一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1886年他成立西屋电机公司，开始制造变压器、交流发电机和其他交流电器。[22]此外，1895年大型水轮发电机被投入应用，1889年感应电动机和多相电动机也被创造出来。这一系列技术进步为美国电力设备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1892年美国已拥有超过500个交流发电站，1898年则增至2774个；1893年电动机开始在康涅狄格州的纺织厂被使用，此后便在所有工业部门迅速推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几乎所有工厂都已安装了电动机。[23]电力工业的兴起使电能被广泛地应用到工业、交通、通信、家用电器等各个部门。到20世纪初，电力在美国已代替蒸汽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工厂的动力机械迅速完成了从蒸汽机到电动机的转换，到1924年该国电力消费量达到650亿千瓦，约等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总和。[24]

钢铁和电力行业的快速进步是美国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工业崛起的缩影，在其背后则是美国此时已成功形成的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的工业体系，而这种体系正是我们在前一节提到的“美国制造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学者曾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1）资本密集型生产，尤其是广泛使用执行特定任务的机械设备；（2）对原材料和燃料等自然资源的密集使用；（3）不使用拥有特定技能的手工业者，在节约劳动耗费的同时依靠资本设备提高生产效率；（4）产品生产系统以通用部件和装配线为特征，能够设计并大规模制造标准化商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25]随着该体系的不断成熟，美国的制造业结构在内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该国也从一个轻工业国逐渐成长为重工业国，表1—4的产业排序变动情况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特征。

史料表明，到1920年，美国的城市（超过2500人居住）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其比例分别为51.4%与48.6%；居住在8000人以上的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从1860年的16.1%上升到当时的43.8%。虽然从1850年到19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农产品总量也几乎提高了3倍，但其制造业产值却增加了11倍；与1859年的情况相比，1914年的工业总产值是其18倍，而1919年则是其33倍；以制成品价值来衡量，美国在1860年处于全世界第四位，而1894年则跃居世界第一，此时美国产值是英国的两倍，是欧洲各国产值之和的一半。[26]由此，美国成功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了工业化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工业国家。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联邦政府对内坚持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对外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战略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美国富饶的土地和矿产资源、大量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交通网络扩展带来的国内市场统一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以大型实验室为标志的集体性科技研发和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制度创新，则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飞跃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动力。[27]

然而，随着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生产和销售的组织方式层面，美国虽然出现了生产垂直一体化、世界范围的产销网络和有助于实现最优控制的成本会计制度等积极因素，然而，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出现了，那就是经济集中化和企业巨型化的趋势，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逐渐从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

一方面，由于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这就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新型冶炼和化工技术被广泛采用，电动机、内燃机得到迅速推广，并且先进技术设备往往要求更高占比的固定资本和更大的生产规模，所以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轻工业为主的情况不同，重工业的出现和新技术的采用在客观上为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创造了条件。此外，诸如化学、电气、汽车和橡胶工业等一大批极具潜力的新工业部门也在工业革命中诞生了。这些部门的大企业具有极高的生产效率，在竞争中有能力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从而加剧了企业间的兼并现象，促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例如，1870年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初始资本就达到了100万美元；同年成立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创办资本也有70万美元；而1908年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更是达到了1250万美元。[28]实际上，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的飞跃发展正是资本和生产走向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比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得更加迅速、更为猛烈，而集中又恰恰成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1879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典型的高级垄断组织——美孚石油托拉斯，它成为一个拥有14家公司并控制着26家石油公司的多数股票的庞大企业。19世纪80年代之后，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如榨油、铅制品、酿酒、制糖、制革、纺织、烟草等，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组织；至19世纪90年代，煤、铁和煤气等资源的开采也开始了托拉斯化进程。[29]

另一方面，面对政府长期对内实行的放任主义经济政策，再加上1893年美国遭遇的严重经济危机，企业如果不联合，那么就会面临残酷的过度竞争。因此1895年至1904年，该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合并浪潮。在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大生产背景下，合并浪潮中既有同类产品生产企业的横向联合，也有不同部门的纵向联合。在世纪之交，大规模的工业托拉斯组织在美国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到20世纪初，美国工业、运输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的托拉斯组织已达到445个，它们合并了近8700家公司，拥有资本203.79万亿美元，控制着1528家大企业；美国企业总产值的约50%被集中掌握在只占企业总数1%的3060家大企业手中。[30]

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曾及时对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发展的趋势进行了考察和批判。早在19世纪中期，亨利·凯里就明确指出了运输业和制造业垄断在阻碍国家经济发展和破坏经济公平方面的严重威胁[31]；该学派后期的重要学者帕滕也曾从经济威胁和道德损失两个层面对垄断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指责[32]；此外，在美国国会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过程中，美国学派的理论家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然而，该学派的有关理论和政策建议面对汹涌而来的公司合并浪潮犹如螳臂当车，成效甚微。[33]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主党出台了更加严厉的《克莱顿法令》，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美国工业继续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垄断的趋势才受到了一定的约束。

三、美国19世纪下半叶有关国家货币体系的斗争

事实上，工业垄断问题并非19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斗争的唯一焦点，该国的货币体系在此时也处于矛盾重重、极不稳定的状态。围绕金本位、国家信用本位（绿背纸币）（greenback）还是金银复本位（自由银币）的货币体系选择问题，美国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经济论战与政治斗争，并逐步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金融保守派和金融改革派。前者以国际贸易商、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家和制造业主为代表，其核心主张是在美国恢复金本位体系，为此，他们最初要求回收绿背纸币、实现通货紧缩，其后又反对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和金银复本位制度的实现。而后者则以农场主、劳工及其组织，以及西部工商业者为代表，其核心主张是要在美国建立起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弹性的货币体系，为此，他们最初强调政府应扩大发行绿背纸币，此后又加入到自由铸造银币的运动之中，试图通过银币铸造来克服通货紧缩、遏制物价长期下跌的趋势。

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林肯政府感受到原有的独立国库和自由银行金融体系已经无力承担巨额的军费支出。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曾经通过向私人银行举债来为战争融资，但这种方式很快就变得不可行了，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向银行支付的巨额利息也会使政府陷于债务泥潭而走向破产。[34]于是，林肯政府果断拒绝了延续高息贷款的建议，在亨利·凯里等美国学派学者的建议下，迅速制定出了新的融资办法：由政府委托财政部直接印发纸币来支付战争费用，这种纸币不能兑现黄金，以政府信用为支撑，并作为偿付国内所有对公对私债务的法定货币。1862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美国财政部则在一年内分三批发行了总额达4.5亿美元的纸币。由于这种纸币以绿色油墨印制，所以又被称为绿背纸币。这些货币被支付给士兵、工人和农场主，在经济中广泛流通，对加速经济循环和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美国财政部在这一时期还绕开私人银行，向美国民众发行债券以募集战争经费，先后卖出了21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也为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然而，美国政府的上述做法却在由英国银行家主导的国际金融利益集团及其美国代理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应。政府抛开持有黄金的银行家自行发行信用纸币，如果这种体系得以持续和稳定，那么黄金将会从货币体系中被排挤出去，金融集团依靠黄金获得巨额利息从而分享社会财富的格局将一去不返。于是，在该集团的推动下，其在美国的代理人，即新英格兰的银行家们不断向林肯政府施压，并在国会进行广泛游说。[35]面对巨大的压力，林肯政府于1863年被迫做出让步，不再继续发行绿背纸币，转而建立由政府和私有银行共同参与运作的国民银行体系。美国政府因此丧失了直接发行货币的权力，而必须通过国民银行、以政府债券为抵押来发行货币（即国民银行券）。而金融集团也做出相应妥协，不再要求收回全部绿背纸币，转而部分承认其法定货币地位。[36]

绿背纸币的短暂发行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货币体系。战争之前，美国的金本位体系使得国内通货以金币和金元券为主，大概占到总流通量的95%；但战争之后，在经济中流通的约4亿美元绿背纸币超过了货币总量的40%，曾经的金本位体系由此转变为国家信用本位与金本位并存的货币结构，二者同时被用于国内贸易的标价、支付和结算。[37]面对这种情况，国际金融财团和美国私人银行家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否定了之前的妥协，要求美国必须恢复金本位体系，回到以黄金铸币支付公私债务的状态；政府也应回购曾经发行的全部绿背纸币，并威胁说如果其数量不受限制，那么必然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国际信用也会因此毁于一旦。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国会于1865年和1866年通过了两项议案，要求逐步收回绿背纸币，其数量也从1864年1月的4.49亿美元逐渐下降到1867年年底的3.56亿美元；而1875年1月，国会又通过了《恢复铸币支付法案》（Resumption Act），拟于1879年彻底恢复使用金本位铸币进行支付。[38]

然而，与绿背纸币的收回过程相伴而生的却是美国自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1873年更是出现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这一局面对农业的危害尤为巨大，一部分曾经支持回收法案的农场主逐渐转变看法，他们发现信用纸币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农业信贷的日益紧张和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下降，而国内外银行家则因此大大强化了对货币的垄断权力，这都使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39]于是，要求中止回收绿背纸币并扩大发行的呼声重新高涨起来。1866年，美国的农场主和劳工建立起了劳动改革党（Labor Reform Party），其重要主张便是反对回收绿背纸币，强调货币供给应当满足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求，而控制和发行货币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40]1874年，全国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正式建立，并明确提出了其货币政策纲领，即一方面要求国会废除《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直接发行足量的货币。[41]全国独立党及其绿背纸币运动在当时的美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187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绿背纸币在将来以任何形式退出，并且规定了当时的余额，即3.47亿美元是其永久的发行量。[42]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财政部在大量黄金储备的支撑下，逐步实现了绿背纸币与黄金铸币的平价。这样一来，绿背纸币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并未退出流通，但绿背纸币与黄金铸币实现平价也就意味它不再依靠国家信用进行担保和扩大发行，反而被纳入了单一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之中。

随着《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在1879年的正式实施，绿币党的主张几乎完全落空，其政治运动也逐渐式微。然而，围绕美国货币问题的斗争则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出来，这就是白银铸币问题。1873年，国会曾通过《铸币法案》（Coinage Act）终止了银币的铸造。然而，随着美国西部储量巨大的银矿被发现，白银产量迅速增加，其市场价格也不断下滑，甚至逐渐低于铸币的法定价格。在西部的白银生产和供应商看来，《铸币法案》剥夺了他们将白银铸造成银币的权利，严重侵害了其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货币相对短缺，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尤其是农产品价格长期陷于低迷。农业生产阶层敏锐地意识到，银币的铸造可以有效增加货币供给，从而实现农产品价格水平的提高。于是，在上述集团的呼吁下，“自由铸造银币运动”逐渐展开。而迫于此项运动的压力，美国国会分别在1878年和1890年通过了《白兰德—艾利森法案》（Bland-Allison Act）和《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 Act），要求财政部每月按照固定的规模购买白银，并以此为基础发行金库兑换券。金库兑换券作为法定货币可随时兑换黄金或白银铸币。[43]

然而，伴随着政府购买白银数量的增加，新的问题却产生了。由于白银的开采和提炼技术此时已十分成熟，白银产量大幅增加造成了银币发行的泛滥。黄金的数量则在这一时期基本稳定，而且金银币之间仍保持着固定的兑换比例。这最终造成原有的金银兑换机制难以为继，黄金因“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而不断退出流通。到1893年，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已降低到公认的最低安全限额以下。美国金融家阶层和国外金融利益集团对这一问题的担忧最终造成了1893年金融恐慌的发生。[44]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政府紧急停止了对白银的购买，并于1893年11月废除了相关购银法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支持自由铸银运动的民主党和支持恢复金本位的共和党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政治角逐，1896年的总统大选也成为“货币本位之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共和党最终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自此，美国明确放弃金银复本位制，转向了单一的金本位货币制度。1900年，随着《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的通过以及共和党竞选的再次成功，金本位制度在美国获得最终胜利并稳固下来。[45]

四、美国的农业革命与国内市场的最终统一

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原有的种植园经济逐渐瓦解，美国农业虽然经受了通货紧缩和工业垄断的严重打击，但从全国整体来看，随着疆界拓展的最终结束，其发展方式逐渐转到了依靠保养土壤与科学耕种的道路上来，在各级政府多种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下，美国经历了广泛应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国内工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农业革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6]

如果没有第二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强大物质和技术支持，那么美国的农业革命是无法深入开展的。正是纺织、食品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工和电气等一系列轻工业和重工业部门的快速崛起，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劳动力产业转移为农作物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1807年美国工厂使用的纺锭大约为8000枚，1867年则增加到约800万枚，至1913年更达到3100万枚；1860年至1913年间，美国纺织厂消耗的棉花从84.5万包（1包相当于216.8千克）增加到575.6万包，这使得棉花的出口依存度从76%下降到45%左右。[47]此外，食品和肉制品加工、毛纺织、酿酒和卷烟等产业也快速增长，这直接导致美国的农产品（棉花除外）至1900年有80%是在本土加工和销售的。[48]

其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美国农业提供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效率。从19世纪中期开始，研制和推广农业机械和新式农具的高潮逐渐到来，而从播种到收获的一系列机械化则在19世纪80年代初步实现。[49]在优质钢材大批量生产和推广使用之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885年全国谷物收割机的产量就达到了25万台；1860年，美国农机和农具的产值为2.46亿美元，半个世纪后则增加到12.65亿美元（如果把这段时间机器价格快速下降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农机数量的增加幅度实际上要更大）。[50]通过对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的逐渐应用，美国农场使用的总动力（不包括畜力）在1879年到1910年间从60.5万马力剧增到1000亿马力。此外，该国化肥使用量也快速增加，从1850年至1900年增加了50多倍，从5.3万吨猛增至273万吨。[51]

最后，交通运输系统的快速发展为农产品顺畅流通提供了保障，加速了农产品的地区专业化和商品化。在美国各级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民办、州办和联邦兴办的交通事业发展非常迅速，随着东海岸至五大湖、太平洋沿线以及若干条横穿北美大陆的铁路线完工，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交通运输最发达的国家。1860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到3.06亿英里，而1914年则猛增至25.2亿英里，超过了欧洲铁路里程的总和。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组成的交通网络不断扩展的同时，运输工具的发展则带来了运费的明显下降，1870年至1910年间，一吨货物运输一英里的平均费用由2.2美分降为0.75美分。[52]运输成本的下降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明显加速了其专业化和商品化的进程。到1890年，美国已成为商品性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国内市场的统一使得农业形成了系统的地区专业化生产布局：美国东北地区充分利用其接近大城市的有利条件，逐渐转向蔬菜水果种植以及乳制品制造；南部专营棉花、稻米和烟草等亚热带产品；中部发展成为种植玉米和小麦、加工饲料和经营畜牧业的基地；西部依托广阔草原形成的天然牧场，主要发展畜牧业；而太平洋沿岸则盛产水果和蔬菜等。[53]

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就是因为在工业提供了巨大推动力量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援助和引导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第一，逐步制定打破制造业和运输业垄断、提供信贷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法律，以保护农业不受其他利益集团的侵害；第二，通过调查规划、筹措资金和兴建水利工程等手段，大力推进荒芜地垦殖和干旱地灌溉；第三，集中促进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教育活动。[54]在上述工作中，对科研教育工作的深化和扩展对于美国农业的科学化与机械化有着突出重要的作用。

1862年，美国专利委员会将其在农业方面的职责移交给新成立的政府农业委员会，后者旨在“为美国民众获得并推广最具一般性和具有广泛意义的农业资料，并且去获得、宣传和分配给农民新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种子和秧苗”[55]。这个委员会很快被提升为农业部，此后又逐渐被划分为许多分局，土壤、肥料和农产品的化学与物理性质研究，牲畜饲养检疫，植物育种防病，病虫害防治，林木保养开发，气象气候调查，农机设备研发，农业贷款，农产品销售和家庭经济等各种问题都有对口机构进行研究和指导。

在农业教育方面，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该法规定向国会所有议员每人分配三万英亩的公共土地，把出售这些土地所得的资金积累起来，用其利息去支持“至少一所学院……该学院的主要课程，必须按照各州法律的规定，讲授与农业和机械工艺等领域有关的知识”[56]。这一最早的“土地赠予”法令成为美国推行农业教育最为重要的单行法规，各个州政府按其规定逐渐地成立了众多机构。至1910年，接受土地授予、讲授农业科学的高等学校已达68所，其中就包括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农业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等。在1887年、1890年和1907年国会又三次通过法令，对《莫里尔法案》进行扩充，增加了政府支持学校农业教育的款项，并特别为多所州立高等学校提供实验站建设基金。这些州立实验站在日后集中研究了与当地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使农产品的年产值有了显著的提高。

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同等价值的则是对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农业生产者进行广泛的培训。19世纪末，国会通过了《斯密—勒威尔法令》（Smith-Level Act），先后拨款458万美元，通过冬季短期课程、发行刊物、举行报告会、巡回教学、开办农民学会、举行农业实验表演，以及与农民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等各种方式对普通群众进行科技培训。许多州成立的农业部也开展了与此类似的工作，数百个农业协会受到资助从事有关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的知识传授和资料印发工作。“至20世纪的初期，美国农民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曾经的态度，开始对他们所谓书本上的知识产生了兴趣。”[57]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农业在技术革命和政府援助的影响下，已经摆脱了英国主导的世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控制，走上了独立的美国式发展道路。南方原有的种植业逐渐衰落，一方面，欧洲工厂转向印度、巴西和埃及以获得被美国封锁的初级产品供给[58]；另一方面，美国南方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开始明显加快，交通体系的扩展大大促进了南方制造业的发展，纺织厂、家具厂、木材厂、钢铁厂和烟草厂不断增加，该地区成为东北部地区工业资本扩张的“新边疆”。[59]自此，美国农业彻底摆脱了根深蒂固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工农业商品互通有无的国内市场最终得到统一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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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载《美国问题研究》，2009（1）。

[2] Judith Goldstein，Ideas，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56.

[3] See Arthur M.Lee，“Henry C.Carey and the Republican Tariff”，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1957，81（3）：289—291.

[4] See Kirk H.Porter，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968，New York:Mac Millan，1924，p.58.

[5] 参见李太斗：《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跃进之剖析》，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2）。

[6] See John Dobson，Tow Centuries of Tariffs:the Background and Emergence ofthe US Trade Commission，Washington:USGPO，1976，p.16.

[7] See Frank WTaussig，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8th ed，New York:Putnam，1931，p.155.

[8] Arthur M.Lee，“Henry C.Carey and the Republican Tariff”，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1957，81（3）：292—297.

[9] William A.Lovett，U.S.Trade Policy:History，Theory，and the WTO，New York:M.E.Sharpe，Inc.，1999，p.63.

[10] Charles W.Calhoun，“Political Economy in Gilded Age:the Republican Party's Industrial Policy”，Journal of Political History，1996（3）：304.

[11] 参见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罗涛等译，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 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5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3] 参见陈奕平：《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载《历史教学》，1989（2）。

[14] David Landes，The WealthandPoverty of Nations，New York:Norton，1998，pp.265—268.

[15]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6]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7]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一款的内容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转引自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8] 参见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等译，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9] 参见查尔斯·辛格主编：《技术史（第五卷）：19世纪下半叶》，远德玉等译，33~39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20] 参见黄耀湘：《美国史简编》，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参见龚淑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载《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22] 参见龚淑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载《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23] 参见克利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等译，3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4] 参见克里斯·弗里曼：《工业创新经济学》，96~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 See Gavin Wright，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Technology，Working Paper，December 2007，p.2.Available at http://www.stanford.edu/~write/papers/Historical%20Foundations R.pdf.

[26]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7]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44~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8] 参见龚淑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影响》，载《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

[29] 参见张友伦：《美国工业革命》，17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0] 参见张友伦：《美国工业革命》，17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1] See Henry C.Carey，The Beauties of the Monopoly System of New Jersey，Philadelphia:C.Sherman，1848，pp.6—12、19—20; Henry C.Carey，AReview of an Address ofthe Joint Board of Directors ofthe Delaware and Raritan and Camden and Amboy Railroad Companies，Philadelphia:C.Sherman，1848，p.8.

[32]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2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3]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98~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4] 参见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1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5] See Robert Ingraham，Henry Carey's Warfor the General Welfare（1865—1879），available at http://wlym.com/archive/oakland/brutish/Henry Carey.pdf，2002.

[36] 参见默里·罗斯巴德：《银行的秘密：揭开美联储的神秘面纱》，217~22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7] 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2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8] 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10~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9] 参见陈明：《绿背纸币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及影响》，载《史林》，2003（6）。

[40] See Gretchen Ritter，Goldbugs and Greenbacks:The Antimonopoly Trad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1865—189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48.

[41] 该党因其扩大发行绿背纸币的主张而影响巨大，正因为如此，该党更多地被称为绿币党（Greenback Party）。See Irwin Unger，The Greenback Era: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 1865—187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pp.293—302.

[42] 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3] 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74~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4] 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5] 参见陈明：《美国白银运动的历史渊源及其久远影响》，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46]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7] 参见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罗涛等译，383~3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8] 参见陈奕平：《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载《历史教学》，1989（2）。

[49]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9~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0] 参见塞缪尔·莫里森、亨利·康马杰：《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155~15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51] 参见陈奕平：《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载《历史教学》，1989（2）。

[52] 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412~4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3] 参见陈奕平：《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载《历史教学》，1989（2）。

[54]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5]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6]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7] 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王锟译，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8] See Judith Goldstein，Ideas，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81.

[59] See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Harper&；Row，1971，pp.3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