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牙行的角色
前面提到清代牙行经纪除了评定物价，中介买卖外，尚有代收税课，承担官府差徭以及一些较不为人知的任务，以下就相关数据分别讨论。
根据当时的定例，一般客商携货至集场发卖，皆须投托牙行，评定物价，而牙行则代为寻找客人；然也有铺户或个人亲至牙行，找寻货源。发货时，牙行须带领铺户与客人三面查货清交，计货多寡，立定限帖，并同往铺家认识居址，届期，牙行与客人同往索讨。每次交易完成，牙行都要收取牙佣。牙佣金额多寡不一，多由买客给付，或由牙户协商买卖双方订立。例如，乾隆五年（1740）十二月间，安徽凤阳府寿州人周瑞龙到牛显的行里买了十七觔棉花，要求牛显把秤放高些，答应给他“二十四文用（佣）钱”。[33]江西鄱阳县生牙吴连作中评价，安排牛只交换，索一钱银子牙钱。[34]也有人用钱二百二十文买了二十斤烟筋，给六文佣钱。[35]道光年间，四川巴县的杂粮行户订下收佣的原则，“牙用（佣）照老额，每石卖客二分，买客二分”[36]。行户与买客之间也常因此而发生纠纷。上述吴连与牛显都因索讨积欠佣钱不成而生命案，留下记录。不过，在交易过程中，牙行未必是永远居于劣势的一方。在有些地方，牙行不让客人与铺户相见，仅由其居中说合，各为交割，以致货归铺户，银归牙行，而客人一无所有。也有牙行以货难销售为名，诱令客商赊放；客商一旦将货脱手，经年累岁不能清结，最后血本化为乌有者所在多有。[37]
牙行与客商之间固然时常发生冲突，牙行与牙行之间也是纷争不断。虽然牙行依例各找码头卖货，不得相互搀越，清政府也明令禁止牙行之间的竞争，以避免起争端[38]，但档案数据显示，牙行之间仍是互不相让，时有拦抢客源之事发生。乾隆元年（1736）七月间，有人摇了一粪船，在江苏常熟县小钱三的粪行里烧锅造饭后，住了一夜。第二天，竟撑船到王大行内去买粪。小钱三气不过，跑到王大行内去理论：“今早摇舡到你行里来买粪的人，昨晚在我行里来，吃了夜饭，住了一夜。怎么今日到你行里来了？”王大反击说，小钱三“拦截”他的生意。两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最后王大不敌，二十天后伤重身死。[39]显然小钱三为了争取客商落行，提供地方给客人留宿，争取好感，没有想到客人竟跑到别人的粪行去买粪。
小钱三只是怀疑王大抢了他的生意，在四川巴县，我们可以看到山货行拦抢生意的具体实例。嘉庆四年（1799）四月间，巴县太平门城鱼行行户赵杨玉向县衙呈控，该处山货行杨鼎丰、陈隆泰等“纠合众行，四路把持鱼货到行，抡起分卖，不容客投，鱼行空设”。原来先前山货鱼货各行发卖，各不相扰，后因鱼行行户病故，无人项补承开，鱼货去到都投山货行发售。嘉庆元年（1796），赵杨玉接顶鱼帖。因为“初充牙户，客面生疏，远来鱼客未遽可信服”，以致仍有人将鱼货投至山货行内售卖。其后虽经县主断令山广杂货应听杨鼎丰等售卖，盐鱼断归赵杨玉发行，但赵杨玉查知，杨鼎丰等人仍卖鱼货，于是赴辕上控。[40]
另一个例子同样是与巴县的山货行有关。根据嘉庆十三年（1808）六月十三日县衙门的告示，巴县城内外牙行一向有山货、广货之分。二十年来，山货行因带卖广货行经卖的布匹，每年帮给广货行银四十两，“以资应差之需”。嘉庆十二年（1807），在千厮坊开设山货行的熊吉庆等查知，三牌坊王西昌的广货行私卖山货行经手的红花，不肯再给帮费。双方告上县衙门，经县主断令，广货行出具甘结，不再出卖山货与红白花，而山货行仍照原议，每年继续给付帮银四十两，“以资办公”；并遵谕城内外山广各牙户人等“嗣后各守定规，恪遵旧例，勿许搀越截卖，希图垄断”。[41]
在河南则发生牙人因生意被夺愤而杀死对手的事件。雍正二年（1724）十月间，南阳府唐县湖阳店集斗行经纪魏经，因为买卖粮食主顾都被另一斗行经纪张文秀“霸占住”，做不成生意，与他理论，又被他用木斗在头上打了一个窟窿，流了一脸血。晚上回家后，魏经愈想愈恼，就翻墙进屋，把熟睡中的张文秀乱刀砍死。[42]
牙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代收落地税。落地税是外地货物运抵城镇市集必须缴纳的一种货物税，也是地方官委由牙行经纪对客商货物所征收的一种通过税。在清代，牙行与落地税其实互为表里；牙行的设立固然在评物价，便商贾，也在抽收税课。康熙二十五年（1686）议准各处牙帖领帖开张，照五年编审例，清查换照的同时，也规定牙行经纪只准在税课应立牙行的地方设立牙行。[43]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一年（1733）下令州县不得发给牙帖后，也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下发谕令，“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察者，照旧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44]，希望因此能够减少乡村农民的负担。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间，户部针对落地税与牙行关系定出相关条例：“牙帖与落地税相表里。嗣后牙人，凡各州县原无落地税地方，止许于城厢行牙，不得往乡镇村落私行抽取；其有落地税地方，止许在题定现收处所，不得于已裁处所私收。”[45]乾隆四十一年（1776）议准，直隶省征收落地税银，在府城州县内者，照例征收；其在乡镇村落者，全行禁革。[46]从这一连串的条规中，不难看出二者关系的密切。
不过，除了这些条规，我们对于牙行代收落地税的实际执行状况所知有限。乾隆三十九年（1774），顺天府府尹蒋赐棨（1730—1802）在讨论是否应增加烧酒行经纪人数时指出：“臣等伏查烧酒行经纪共有三十余名。凡烧酒到行，该经纪评价发卖，已有专司。至过货一行，则仅以代客投税为事，名为经纪，实与包揽无异，似可无庸设立，致滋弊端。”[47]显然，顺天府的牙行经纪业务较重，除了评价发卖的牙纪外，还有代客缴纳落地税、商税的过货经纪。而由于落定税无定额，随征随解，这些行户经纪经手落地税，虽名为代客投税，实际与包揽税收并无二致。
除了评定物价，中介买卖外，牙行其实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承担大小文武衙署差徭义务，也就是本文最初提及的牙行应差自述。这项差务并未写入会典或则例中，我们只能从官员的奏折、县府的告示或牙行的诉状中勾勒轮廓。根据协理陕西道事广东道监察御史栗尔璋的观察，“迩闻地方大小衙门，凡公私所需，俱用牙行伺候，如缎、衣着以及猪鸡日用之需，悉令牙行向铺户居民索取”[48]。栗尔璋是在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上的折子，这是目前所见有关牙行差役最早的文献。所以牙行应承衙门差役最晚应在雍正末或乾隆初即已开始。
至于应承的范围，依档案数据所见，诚如栗尔璋所说，公私所需，均由牙行承担。除了他列举的缎、衣着、猪鸡外，我们还见到文武衙署所需的烧酒、水果、胡豆、弹棉花、驿马粮草等项目。这些牙行平时固然必须应差，而有军务时更不可免。巴县的山货行就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金川战役与嘉庆元年（1796）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承充军务，提供牛皮包装火药桶。[49]杂粮行户平日三行轮流值月，办理应办各衙差料，也在白莲教起义时“奉委调办，虽垫赔失业，并未违误军需”[50]。
为了应承差务，各行户多会向卖客收取佣钱，作为“应差纳课之费”，数额各行不一。例如，巴县水果行户“每两价值……取用三分，以作纳课应差之费”[51]。烧酒行也是“每两取用银三分”，作为纳课帮差的费用。[52]也有些牙行是与铺户共同分担差务。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间巴县有行户与土布铺户议定：“自后买卖土布，以每布一匹，帮给行户差课钱一文，照广布例成法，向卖布之人抽取。……中路布帮，投行者已取行用，每捆于行用内照依老例，取帮差钱十二文。未投行者，未出行用，照土布之例，向卖布者收取。”[53]巴县的孔茂公等三家山货行都是与陈宏盛等四家牛皮铺共同承担应差，三股均派，前者合派两股，后者一股。[54]牛皮行户凡遇军务年间，则与山货牛皮杂骨铺共同承担行运火药、枪炮子桶所用的牛皮包里。由于每一张皮，军营照例统一发价二钱□分，然牛皮贵贱不一，各铺垫赔难料，于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共同议定，“凡现开牛皮铺一户，各自捐银三十两，交公举殷实值年首人，归总生息堆积，如遇年需，则以此生息堆积之项添垫”[55]。
应承差务显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出钱出力以外，尚有赔垫的风险。那又是什么样的应差方式会导致牙户赔垫？牙行考虑的物价波动固然是可能的因素，但地方官员的需索程度可能才是关键所在。上引栗尔璋折子的后半段其实已直指问题核心。他说：“而州县衙门蠹役竟向市上硬拿，俟货物到衙，方令牙行估价，或止给半价，或低给潮银；且逼留时日，多方指勒，以至书办役隶亦皆假借衙门名色索取，是以商贾居民饮泪莫诉。”他接着指出，在刑部会题一案内，甘肃某县牙衙因该县要买猪只献神，竟纠约衙役多人直入居民屋内，“硬自拉猪一口，不问卖主，不给分文”，甚至殴毙闻声赶来的饲主。[56]衙门胥吏或半买半要，或强取豪夺，应承差务成为牙行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为何有些铺户要缴款生息堆积，应付可能的垫赔。最后，栗尔璋感叹，“蠹恶刁风莫此为甚。……若不立法严行禁止，民命何堪”。朝廷显然接受了他的看法，次年即谕令，“大小衙门，凡公私所需货物，务照市价公平交易，不得充用牙行，纵役私取；即办官差，必须秉公提取，毋许借端需索，作践良民。如有不肖官役，阳奉阴违，或被地方告发，或被上司查出参劾，该管官如系纵役私取，将该管官照纵役犯赃例，革职；如系失于觉察，照失察衙役犯赃例，分别议处”[57]。这样的罚则不可谓不重，但是否有效，颇令人怀疑。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于宣化县知县王秉正赊欠布银一百七十两不还，乾隆皇帝谕令各省府州县衙门除菜蔬油酱食物可以就近照市价购买外，其余布匹缎一切货物或由本籍带，或在邻境买用，不得在管辖地方赊买；否则，严参究治。[58]嘉庆五年（1800）订下罚则，即照违令私罪律，罚俸一年。[59]这一连串的法令正是地方官员违法乱纪的反映。
此外，牙行还被交付两项任务。一是决定银钱比价的数目。由于清代商场交易银两与制钱并用，清政府虽曾规定以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文，但这种法定的银钱比价并不为市场交易所遵守，银钱的市场比价往往随着银与铜的供需而变化，因而在中介买卖的同时，牙行经纪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日决定银钱比价的数目。[60]不过，这方面的资料，目前所知有限，牙行经纪如何订定比价的细节，以及是否仅限于京师，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探索。牙行的另一个工作则是为窃案中的失物或赃物估值。由于熟悉物价，凡有窃盗或抢劫案发生，牙行经纪多被叫去评估失物或寻获赃物的价值。例如，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1790-12-07），有直隶通州三河县人刘兰禀称，十月二十八日他自州属西集雇车三辆，装猪三十口赴京卖得京平纹银一百三十五两二分，封作三包装贮搭包，携带钱衣等物于十一月初一日由齐化门起身回家，一更时分行至州属相离刘各庄二里许，有不识姓名者四人从身背后赶上，两人将他按倒在地，其余两人将搭包拉开，取出银两，并将口袋钱衣等物尽行抢去而逸。堂上“随传唤经纪，据估得刘兰被抢绞银壹百参拾伍两零贰分，合库平壹百贰拾捌两贰钱柒分，口袋钱衣等物共值银玖钱捌分，通共估值银壹百贰拾玖两贰钱伍分”[61]。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牙行对清代的府州县等地方政府而言有莫大的作用。牙行不仅进行中介买卖，维持商场秩序，代收税课，更重要的是，提供地方衙门日常运作的人力、物力资源，而这些资源在雍正时期税赋改革以后，对州县地方政府益形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