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回首进入21世纪以来大约20年的世界经济，有两个席卷全球的重要动向最为引人关注：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且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连锁反应，其后续影响至今仍在不断显现与发酵中；二是“新产业革命”的概念迅速兴起，其实践正在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经济体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这两个重要动向“相伴而生”，看似并无显而易见的直接因果关系，却也并非偶然。简言之，美国与欧洲部分发达国家长期过度追求金融业与虚拟经济扩张、忽视工业和实体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失衡不断累积，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反过来又进一步触动了发达国家对于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深刻反思，工业和实体经济的地位重新获得认可与重视，这一认识转变有力地推动了新产业革命迅速升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产业战略。
对于欧盟而言，上述两个重要动向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2008年底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因与美国经济联系极为紧密而首当其冲地遭受严重冲击，此后又陷入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欧元区与欧盟经济先后经历了2008年的“跳崖式衰退”和2012年债务危机导致的“二次探底”，直到2013年才开始缓慢复苏。2017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增长率达到2.4%，增速超过美国。[1]这一近十年来最好的经济表现曾被部分媒体解读为欧盟正在走出危机的标志。然而，还必须看到，历经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欧盟所受的冲击不仅仅在经济层面，由经济长期低迷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层面的连锁反应仍在不断发酵的过程中。即便在经济层面，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并不坚实，尤其是在中长期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限制因素。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领域多层面的新变化和新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向欧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首先，危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严重冲击，一体化前景面临诸多新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至少从两个方面动摇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其一，危机导致成员国经济表现进一步分化，经济竞争力差距拉大，围绕欧盟层面推行的主流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紧缩政策）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加剧，成员国凝聚力明显下降，甚至自1950年代起一直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法德轴心”也难以就“一体化将向何处去”达成基本共识。其二，危机造成整个欧盟范围内持续的高失业问题，在受冲击严重的南欧和部分中东欧国家尤甚，而且由此引发的贫困和社会不满并未因失业率逐步回落而明显减弱，这导致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且从中获益的精英群体与难以从中获益进而越来越对一体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逐步凸显，与此同时，持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多国强势崛起，并且在个别成员国通过选举得以上台执政。上述两方面矛盾的持续累积导致欧洲一体化陷入低谷，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更是令一体化的前景“雪上加霜”。
其次，危机对欧洲经济社会模式形成强烈冲击，其发展前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欧盟内部并不存在统一的经济社会模式，但是自二战后启动一体化进程起，欧盟（欧共体）始终致力于塑造相对一致的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以增进成员国和民众对一体化的认同。欧盟（欧共体）并未对欧洲经济社会模式做出明确界定，但是仍可由欧盟条约的相关内容梳理出其核心要素。《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欧洲联盟条约》第3条（承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的《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对欧盟的使命和价值观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中第3款和第4款聚焦于经济社会领域，列举了欧盟要实现的各项经济社会目标。[2]长期研究欧洲一体化的意大利学者卡洛·阿尔托蒙特（Carlo Altomonte）曾根据条约内容将欧盟的经济社会目标归结为三点：增长、稳定、凝聚，并相应地将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界定为“增长-稳定-凝聚模式”。[3]若进一步将环境领域囊括进来，则可将欧洲模式简单归结为兼顾经济活力、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平衡发展模式。总体而言，自199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欧盟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尚差强人意，同时在经济稳定与社会凝聚方面获得了较大成功，在节能环保领域更是取得显著成绩，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的内核因而得以不断强化，而且越来越多地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4]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核心要素平衡发展的相对稳态一步步被打破，不仅经济增长与社会凝聚力受到严重冲击，实现环境与气候目标的投资来源也受到抑制，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再次，危机导致欧盟在落实新的经济增长理念与目标时困难重重。2010年，为重振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欧洲经济，同时也为了明确“后里斯本战略时代”的发展方向，欧盟提出了面向未来十年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5]该战略提出了支撑未来欧盟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理念：智慧型增长（Smart Growth）、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智慧型增长指的是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增长指的是实现资源效率型、更加绿色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则指实现高就业的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与地区的凝聚。为落实这三大理念，该战略设定了到2020年要实现的一系列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将20～64岁人群的就业率由69%提升至75%；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1.9%提升至3%；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20%，将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消耗的比重提升至20%，提高能效使得初级能源消耗比1990年减少20%；将未能完成基础教育的人群比例由15%降至10%以下，将30～34岁人群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由31%提高至40%；将处于贫困中或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数至少减少2000万人。要落实上述增长理念与目标，离不开公共和私人部门在研发创新、教育、能源转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然而，接踵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成员国可用的公共财政资源极为有限，也持续打击着私人投资者的信心，造成投资严重不足，智慧型增长和可持续增长所需资金存在较大缺口，而一些成员国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也严重威胁到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最后，危机对欧盟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冲击，导致其国际经济地位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盟的“竞争力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从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表现和竞争力的关键性指标——劳动生产率上看，自1990年代中期起，欧盟整体及德、法、意等主要成员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明显低于美国，且呈现下滑态势。[6]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于2000年提出了里斯本战略。然而，该战略的推进并不顺利，尤其是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多年未取得明显成效。2001～2007年，欧盟28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为1.5%，而美国则为2.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2011年，欧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普遍放缓，美国为1.68%，而欧盟28国仅为0.78%，增速不及美国的一半，欧元区19国的增速更是低至0.6%。[7]这一增速变化对比也表明，危机对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潜力与竞争力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欧盟整体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伴随着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疲弱，欧元的国际地位也相应地受到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份额的下降。自1999年问世之后，欧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由不足18%一路攀升，曾于2009年达到约28%的阶段性高点。[8]然而，之后伴随着欧债危机爆发及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社会和金融市场对欧元前景的信心持续受到打击，相关机构开始减持欧元资产，加之欧洲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QE）政策后欧元进入贬值通道，欧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开始大幅下降，并于2015年至2016年降至约19%，几乎退回到刚问世时的水平。[9]无论是经济竞争力相对疲弱，还是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重要性下降，都意味着欧盟的国际经济地位面临着严峻挑战。
上述几方面的挑战显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强化的，共同勾勒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遭受的全方位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发展困境。归根结底，唯有尽快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提升成员国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竞争力，才是摆脱困境并且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力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得到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政府的普遍认可，也是过去几年其努力的重要方向。鉴于此次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以及持续时间之久，近年来欧盟试图摆脱危机、探寻新的经济增长轨道的努力所涉及的内容也日趋广泛深刻，既包括具体制度上的“查漏补缺”与“被动修正”，也不乏积极的“战略构建”。在这些努力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从竞争力的角度看，最终创造价值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行为体都是产业；而无论是一体化的继续深化，还是成员国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最终也都将通过产业这一层面转化为欧盟的经济实力与竞争力。[10]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曾是前几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主要发生地，对于产业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曾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切实的经历与体会，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工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反思也更为深刻，因此对于迅速兴起的新产业革命尤其敏感，并很快将抓住新产业革命的机遇乃至塑造新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与摆脱危机、重塑经济增长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结合起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纷纷出台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战略就是这一认识的明确体现。可以说，正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产业革命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重要动向的共同影响下，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再次被提上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优先日程。从全球层面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纷纷出台新产业战略，有力地推动了自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启动“再工业化”战略以来迅速拉开帷幕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步伐。
本书以新产业革命为背景，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近年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出台的新战略。具体而言，本书的论述与剖析将着重围绕以下两条主线展开。
第一，较为系统地梳理分析近年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出台的新产业战略，包括战略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具体举措、落实进展，等等。在欧盟层面，本书将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委员会相继发布的几份产业政策通报进行论述，并将重点聚焦于2012年提出而后于2017年更新的“再工业化”战略。在成员国层面，对近年来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四大国出台的新产业战略做较为细致的考察。这条主线旨在将本书实证研究的内容串起来，试图回答一系列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因而可称之为本书的“明线”。
第二，深入挖掘近年来西欧主要国家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变，既包括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变迁，也包括产业战略实践所体现的政府功能的变化。透过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制定与实施产业战略的实践不难发现，西欧国家政府的经济角色的确呈现出了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一方面，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政府的作用明显有所加强，政策重点向更有效地推动工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转变，并且纷纷出台新产业战略以促进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使得创新政策成为政府的优先日程，各国的产业战略并非回归传统的部门干预，而是致力于全面推动创新，以创新驱动产业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简言之，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欧各国开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而新产业革命则决定了其政府经济职能更多地向推动创新转型。这条主线旨在将本书理论探讨层面的内容串起来，尝试回答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为什么”出台新产业战略及其新产业战略“为什么如此”等问题，因而可称之为本书的“暗线”。
总之，通过上述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两条主线，本书将努力给出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的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一方面为国内理解与把握近年来欧洲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提供一个重要视角，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更有效地推动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进行的过程中，英国已通过2016年6月举行的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并且已经启动了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何时正式脱欧尚未最终确定。然而，直至本书收稿，英国始终保持着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而且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因此，无论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还是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变上看，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近年来欧盟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英国的产业战略都是不容忽视的。鉴于此，本书仍将英国视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将专辟一章对近年来该国推出的产业战略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
本书共十二章。第一章是围绕正在迅速兴起的新产业革命所做的一个理论综述，旨在从不同视角梳理与归纳有关新产业革命主要内容和愿景的代表性阐释，从而为后文展开实证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分析。第二章至第四章立足于新产业革命这一背景，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层面的新产业战略——“再工业化”战略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其中第二章是对欧盟“再工业化”战略整体框架的梳理与分析，包括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实施框架、最新进展等。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欧盟“再工业化”战略，第三、第四章分别选取该战略确定的两个重点发展领域——关键使能技术和智能电网，围绕欧盟针对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做较为细致的研究。第五章至第八章对近年来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做较为全面深入的剖析，包括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实施框架等，其中第五章重点围绕德国2013年提出的工业4.0战略展开研究，第六章聚焦于法国奥朗德政府提出的“新工业法国”计划及其升级版——“未来工业”计划，第七章对英国卡梅伦政府的产业战略和保守党梅政府的新产业战略做较为详尽的论述，第八章重点考察意大利2013年提出的国家能源战略和2016年提出的工业4.0国家计划。第九章以绿色金融为例剖析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落实新产业战略的投融资政策。第十章尝试对过去几年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及欧盟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的落实情况和进展做一简要评估。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第十一章关注的是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为什么”出台新产业战略及其新产业战略“为什么如此”的问题，将结合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着重探讨当前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演变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第十二章是本书的总结，试图在归纳前文的基础上给出新产业革命背景下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形象，而后从中国制定产业政策与中欧产业合作的角度简要探讨对中国的启示和影响，提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
[1] 本书中有关欧元区与欧盟经济增长的数据均来自欧洲统计局（Eurostat）网站：http：//ec.europa.eu/eurostat。
[2] European Union，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Volume 53，30 March 2010.
[3] 转引自孙彦红：“意大利学者谈欧盟东扩后的经济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3月25日。
[4] 2007年至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承担的“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研究课题的主题即为“欧洲模式与世界”，该课题按照学科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视角就“欧洲模式”展开研究与讨论，其中经济社会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成果为罗红波主编《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 2020：A Strategy for Smart，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COM（2010）2020 final，Brussels，March 3，2010.
[6] 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50年里，欧洲（以原欧盟15国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高于美国。以从业者每小时GDP的增长来衡量，1950～1973年，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为4.4%，而美国为2.7%；1973～1995年，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为2.6%，美国为1.4%。1996～2000年，虽然仍有7个成员国超过美国，但是整体而言，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仅为1.2%，而美国达到1.8%。以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劳动生产率统计数据计算，参见http：//www.oecd.org/topicstatsportal/0，3398，en_2825_30453906_1_1_1_1_1，00.html。
[7] 本书中有关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数据均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站，或根据该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https：//data.oecd.org/lprdty/labour-productivity-and-utilisation.htm#indicator-chart。
[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年间，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剧烈动荡，而欧元区的金融体系则相对稳定，促使多国纷纷选择增持欧元官方储备资产，以部分抵消美元资产的风险。
[9] 此处有关欧元资产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份额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http：//data.imf.org/regular.aspx？key=41175。
[10] 孙彦红：“欧盟‘再工业化’战略解析”，《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