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思想道德变迁的过程

随着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掀起了思想拨乱反正的热潮。当党把工作重心重新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时，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一边体会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变，一边经历着思想道德观念的巨大冲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青年思想道德也呈现自身的变迁路径。

（一）改革开放初期：批判过后的反思

这一时间段主要指的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会议的召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对于思想的拨乱反正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青年群体，其中更以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最为突出。他们率先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再沉迷于过去的个人崇拜，并积极响应国家“实践决定真理”的号召，投身于社会主义实践。青年群体开始积极地渴望学习各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找寻能够支撑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试图构建新的具有合法性的个人意识形态。

1980年，一篇署名为潘晓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第五期上，作者潘晓在文章中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观点^[6]，在青年群体中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青年群体主体价值意识的觉醒，将利益区分为个人和其他，在合理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到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青年眼中的思想道德观。而“为共产主义无私奉献”的抽象价值观开始受到青年们的质疑，20世纪80年代青年在价值观方面的思想解放便由此开始。此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价值观的讨论。1982年，一名青年大学生张华舍生取义，为救一位老农民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社会从传统道德价值观出发对张华的行为进行了赞扬，但青年群体中也有人表达出“为救老农而牺牲自己是否值得”的观点，这个观点的依据主要是一名大学生和一名老农民在培养成本和未来的社会价值上是无法画等号的，这被称为“张华大讨论”。这场讨论是围绕个人价值与社会道德价值展开的，表明思想道德评价的标准已经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对待同一个社会事物也开始出现不同的价值观评价。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青年思想道德的特点是批判过后的反思。但批判并不意味着与传统的思想观念完全割裂，只是从“文革”时期极端的集体主义精神中逐步走出来罢了。他们成长在“文革”时期，思想中带有的理想色彩和集体主义观念很难抹灭。比如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很多知识青年陆续通过自身的努力考入大学，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同时喊出的是“以社会为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以集体主义思想道德观念为主的口号^[7]。所以，思想道德主体价值观的觉醒与集体主体道德观的冲突导致了青年群体在这之中不断探索、反思，开始在尊重集体利益的同时追求个人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

（二）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冲突带来的矛盾和迷茫

这一时期主要包括了从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的时期。1984年10月，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再是从前的一刀切，中国正式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青年群体在思想上热血澎湃、立志成才，参与改革，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在这个时期真正对青年思想道德观起到影响作用的是1988年发生的“蛇口事件”。那时在深圳的蛇口地区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在这场座谈会中，青年人认为他们来到蛇口地区，从事“淘金者”的职业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是凭自己的辛苦劳动赚钱，同时也向国家缴纳税金，不是投机倒把行为也不属于经济犯罪，他们与青年教育家就“根据青年的动机去区分是创业者还是淘金者”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体现的是青年们对于重新评价金钱的价值的追求和渴望，把追求物质利益的诉求当作思想道德价值观里正确的内容，这是对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中“重义轻利”观念的质疑和冲击。

到了8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度超过发展质量，金钱贬值，社会上通货膨胀严重，滋生了许多腐败现象，也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如贾平凹在他的小说《废都》中收录了一首民谣，其中形象地描述了一些人民公仆身居高位但享清福不办实事，“倒爷”们虽从事投机倒把的工作却有人做担保，搞承包的人利用公款玩物丧志，一些医生一手拿着手术刀一手拿着病人家属给的红包等等现象^[8]。这些社会不道德现象使身在其中的青年人也难免受到污染，给青年群体的思想道德观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这个时期影响青年思想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思潮的涌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青年群体中蔓延，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评价标准向他们涌来。再加上国内国外政治、经济局势复杂，青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原有思想道德价值观冲突的新评价标准。在此前提下，青年群体却“抵御政治主导原则或理想，而宁愿相信自己的或许是狭隘的政治经验，从而把关于政治现实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判断以及关于日常生活、关于青年历史使命、关于社会发展前景的认识作为新的主导原则和理想，用以指导其政治行为（政治态度、政治行动）。然而新的原则或理想的取代过程充满了曲折和青年难以预料与把握的因素，常常使他们难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参与”。^[9]由于青年思想道德具有可塑性和冲突性，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难以真正地将自己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落实到实践中，甚至产生一定的偏差，这样的社会情绪在校园内聚集、在青年群体内聚集，便成为诱发学潮和政治风波的导火索，青年们用强烈的言语和情绪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诉求，在无意中也促使“激进主义”在社会上形成风气。究其原因，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思想道德建设未能及时跟上。

纵观整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青年群体富有激情、有理想却躁动激进的思想道德观念贯穿始终。这个时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另一个时期，青年们最后则以反思和迷茫的态度度过。青年思想道德的不符合国情的全盘西化和盲目崇拜必然会导致短时间的激进和过后的失落反思。但这些挫折和失误不能掩盖80年代的青年真正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努力思考，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真正在为中国找寻出路、为自己谋求发展的事实。学潮过后，青年们激进、浮躁的情绪渐渐平息，用反思终结了这场“澎湃的思想运动”。

（三）社会调整时期：改革深入后的务实

这一时期主要包括了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先有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考察南方后发表的意义深远的谈话，后有党的第十四大的顺利召开，无不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后迎来了90年代中期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90年代后期，中国见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随之有了新的特点。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青年，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务实。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现实冲淡了他们对于“左派”、“右派”、“自由”等抽象政治话题的关注，而转向比如增加收入、提高才能、升学、就业等切身大事。他们正在逐渐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成为自主、自决、自立的市场主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使具有不同身份、背景和阶层的青年都可以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来，唤起了青年的自由意愿和价值追求。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青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大众消费悄然兴起，在青年群体中，古典音乐、严肃文学、芭蕾舞等早期的时尚已过时，卡拉OK、迪斯科、通俗文学等的出现迎合了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就连“没有营养”的肥皂剧因为能释放压力、宣泄情绪也以强劲的态势受到青年人的追捧。

在道德价值观方面，青年知识分子以80年代青年中的不理智现象为鉴，展现了这一时代在道德价值观方面独有的特点，即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开始回归理性化，关注并解决现实问题成为9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在反思中，青年知识分子渐渐从对西方各种文化的狂热追捧中冷静下来，转向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比如，1992年初，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编辑出版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并与有关单位协作制作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与《中华文明之光》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义”观、“义利”观、“善恶”观等价值准则重新引起青年的注意^[10]。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认同明显增强，表明青年在经历80年代的几次波折以后，不再热衷于对道德问题的抽象的讨论和对现实的批判，开始正视现实生活的一切，逐渐转向接受现实，顺应社会，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调整着生活的目标，更多地关注自我价值实现。

9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人参与市场经济，人人追逐利益。在这一时期，青年人面对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1997年国家全部实行交费上学的制度以及1999年高校大幅度扩招使得毕业生的毕业分配就业向自主择业转变的种种现实，思想观念有了进一步变化。他们深知市场经济需要独立、有自主意识的青年。西方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迎合着青年观念变化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弱化，道德价值目标和取向愈发务实，理想色彩逐渐褪去。

总的来看，90年代的青年远不如70年代青年对社会政治抱有崇高的信念和蓬勃的热情，也不像80年代青年那样激情澎湃参与政治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再不关心，应该说，在90年代相对敏感的情境下，他们变得更加谨慎和积极思考理想与现实的联系，把对政治的关注从抽象的西方政治理想转到中国实际问题上来，用更多的务实功利去沉淀上一个十年的浮躁的心思。

（四）新世纪发展期：科学发展下的多元与包容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只脚踏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标志着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拥有了更多和世界接触的机会，他们用更加多元与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和接纳新生事物，率先体会着新世纪带来的思想道德冲击。

这个时期的青年往往出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80后和90后。与前几个时期的青年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动乱、经济困难，在他们长大的同时中国也在逐渐由困难走向强大。同时新世纪青年在读书、找工作的阶段，思想观念中留存的就是自主创业、自费上学、自我发展。作为跨世纪的青年，摆脱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但也没有了金饭碗、铁饭碗、分配住房的保障，真正成为“靠自己”的一代。

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我国在2001年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该纲要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我国如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等问题，这一系列文件的推出，对于21世纪的青年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起码对于21世纪的青年来说，他们该做什么样的人，在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模板。200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教育界掀起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发〔2004〕16号文件和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高潮^[11]。会议中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是对21世纪青年思想道德观更加规范的要求。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指出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青年群体判断自己的行为得失、做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和道德行为规范。

这一时期的青年思想道德观念更具理性。首先是在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上，已经少有采取极端全盘态度的人，也没有人单纯奉行西式民主并企图用它改造中国社会；另外，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但并未因可能会发生的思想异动就放弃自己参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青年的思想道德观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

在21世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宣传，对青年道德价值观在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虚拟世界活跃期：微时代个体交互下的相互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类论坛、博客在青年群体内流行，各类新鲜的名词也开始活跃在论坛和博客，网络文化一时兴起。比起传统媒体，网络是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化的平台，在网络上青年们不仅可以观看查阅到主流文化，还可以享受传统媒体无法带来的非主流文化。在这个平台之中青年群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国别和种族的差异，青年可以在网络平台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

2009年，微博在众多品牌种类的博客中脱颖而出，它以其方便快捷、“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的理念，成为当代青年最喜欢的博客形式之一。在微博的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言论，微博也充分展现了公开透明、重视独立个体等特点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近年来，微博呈现对于当下国内外发生大事的“猛烈关注”特征，小到比如明星离婚事件、出道消息，大到国家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事件等，一旦在微博爆料，短时间内会以无法控制的速度进行传播，青年群体会在第一时间从微博上了解到事件的概况并作出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舆论的走向。这时一个青年的思想动态或道德价值判断可能就会呈蔓延趋势扩散，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潮。

2012年，微信作为新的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其中青年群体是微信用户中重要的群体。微信附带朋友圈功能，使朋友圈成为继微博之后又一思想交流和抒发的场地。但与微博不同的是，朋友圈内能看到的文章或内容都是自己的微信好友发出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朋友圈便成为有着类似教育程度、相似工作内容、相似爱好品位的人的思想交流园地，同质人群在进行思想交流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强化。

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时代，青年个体都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进行着语言、文字、图片、视频交流的同时，也在使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得到快速、持续的互换和强化。但在微博和微信上流传的信息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尚未成熟，可能会由于片面的信息和不实的报道导致管中窥豹，未完全了解事情的原委就轻易做出道德价值判断，长此以往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培育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国家对于微博、微信管理做出屏蔽不良信息内容和传播积极向上内容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青年群体正确思想道德价值观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