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自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各理论体系的变革。回顾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就研究视角而言，各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总体上隶属于两种传统，即“社会关系”分析和“技术关系”分析。其中，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到马克思及后来的新剑桥学派大体上可归类于“社会关系”分析的视角，而从马歇尔综合到边际革命所形成的新古典经济，以及后来新古典综合则隶属于“技术关系”分析的视角。^[8]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社会分析”的视角，把其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侧重点虽然也是生产关系，但这种研究并未脱离“技术关系”分析，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规律。本书的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遵循这一研究视角，结合二元经济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的结论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现代经济学中最早研究收入分配演变趋势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认为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9]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也就是一个国家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过程。因此，倒U形曲线也应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轨迹。

从生产力角度看，收入分配倒U形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且长期不变，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形成倒U形曲线的前半段轨迹。当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后，二元经济转型就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一方面会通过农业产出的减少，带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生存工资水平上涨。工资水平上涨的压力会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用工成本，从而使资方有可能在利润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条件下，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一阶段，只要工资水平上涨幅度等于或超过利润率上涨幅度，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间的收入差距就不再继续扩大甚至有所缩小。当边际生产率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后，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已高于生存水平，工农两大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受制于生存工资，而转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由于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资本与劳动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资本边际产出相对减少，劳动边际产出相对增加，从而导致劳动要素所有者与资本要素所有者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缩小，从而形成倒U形曲线的后半段轨迹。这一阶段，为了降低用工成本上涨的压力，工农两大部门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的作用都会进一步加强。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倒U形演变则取决于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劳资关系表现为契约关系，劳动报酬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讨价还价的能力取决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力供给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工人在劳动报酬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农业最低生存工资决定劳动者不可能在闲暇与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这一生存工资水平也意味着劳动力迁移的机会成本很低。在就业及生存压力下，工人的工资也只能维持在生存工资水平。这一阶段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发展成果，劳动者只能通过生存工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与务农收入的提高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工人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由于农业部门还存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力仍然较为严重。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工农两大部门的工资水平都会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缓解，但并未出现根本改观。

随着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边际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进一步增强了工人在劳动报酬博弈中的力量对比。伴随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带来的劳动报酬的提高，工人的博弈力量还会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高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有可能进行储蓄，由于储蓄的存在，工人就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在劳动与闲暇间进行选择，并有可能更好地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抗争。因此，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后，工人的工资水平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差距会缩小。

劳资双方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博弈力量对比，还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政府与企业一样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的利益诉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支持最大化；二是税收收入最大化。要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必须考虑不同利益集团博弈力量的对比；要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政府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以求得社会产出最大化。由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劳资双方的博弈力量对比不同、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或主要任务不同，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也有所不同。

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劳动者在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主要约束条件是资本短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因此，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各国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都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首要任务。而这种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又会增强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力量，从而使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的劳动者只能通过生存工资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者的博弈力量有所增强，特别是二元经济转型初期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使经济增长的需求约束日益严重，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也通过危及社会稳定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农业弱质性制约体现为粮食“短缺点”的出现，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上述原因，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通常会发生有利于劳动者和有利于农业部门的调整。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相对短缺，劳动者的博弈力量进一步增强。上述两方面的变化会使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发生重大调整，这突出地表现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对农业部门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完成二元经济转型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大多发生过上述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的演变机理有三个方面。

第一，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供求关系，还是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变化，都是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资源禀赋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果。

第二，劳资双方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调整是二元经济转型中收入分配演变的直接原因，并对二元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生产力角度看，功能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按要素贡献分配产出的问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水平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由其平均产出来决定，高于最低生存工资的经济剩余完全归资本所有者；在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生存水平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与此相对应地，资本所有者也只能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获得利润。问题在于上述分析是单纯地用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来说明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由于分配关系本身是外在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只能提供不同要素所有者竞争均衡时的客观标准，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则直接取决于各方的博弈力量对比和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当然，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关系如果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则会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如果背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对二元经济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比重的上升对收入分配演变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总是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往往伴随着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无论是人力资本投资还是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都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的产业结构通常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要求不高；二是企业总资本中固定资本的比重较少，流动资本比重较大。前者决定了在二元经济转型初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不大，生存工资中的劳动者教育与培训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者则使劳动者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是因为企业总资本中固定资本比重越小，企业停产对资本所有者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在这一条件下，若劳动者退出博弈，其在失去就业机会的同时又难以对资方造成实质性伤害。当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特别是进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会逼迫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为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较高要求；企业总资产中固定资本的比重较大，流动资本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使二元经济转型后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大幅度增加。这不仅增加了工资收入中的培训与教育费用，而且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加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难度，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于总资本中固定资本比重的增大，劳动者退出博弈的停产损失对资方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从而加强了劳动者的博弈力量，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