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国内外学界都曾经主张过“经济增长将导致民主”的说法，鼓吹在经济改革之后应该迅速推行政治改革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但是通过第三部分的论述，我们已经发现经济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是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换句话说，经济情况的改善，既不能成为谋求政治改革的借口，也不能成为推动经济改革的原因。虽然经济增长并不能导致民主化，但是我国信息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所引发的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彼此间交流信息的便利化，却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

依据第四部分中的论证，我们可以确定，在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民众协商时“交易成本”的降低，已经严重动摇了现行的社会管理机制。尤其是在2014年9月爆发的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去领导化”和“非组织化”现象，政府在试图同抗议人群交换意见时明显找不到相关的负责人或组织者，以至于无法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这已经明示了我国政府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回应新技术冲击的必要。为此，面对新的技术形式，针对已经大幅降低的交易成本，我们就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进行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事务参与的通道，释放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事实上，在信息技术革命改变协商的“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我国政府不仅面临着挑战，同样也迎来了机遇。

（一）新形势下的政府机遇

（1）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降低了民众掌握相关知识、交换意见达成共识的交易成本，同时也为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提供了可能。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民众表达意愿和需要的公共渠道被极大地扩展，同时政府收集信息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旧的条件下，需要支出大量成本才能满足的信息需求，现在以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数倍于前的信息。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其制定的政策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其有效性也将获得提升。

（2）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监督权力行使，避免寻租的交易成本。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张，规模扩大，这就造成监督政府雇员、维持效率和避免寻租的交易成本不断攀升。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政府对其雇员的行政活动掌控将更加有力，同时也可以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得其行政效果的反馈。这使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去监督权力的行使，在保证政府运作高效化的同时，进一步避免权力寻租。另外，也可以避免少数政治组织或人物裹挟民众谋取私利，因为公开表达和传递个人意愿的交易成本极度降低，民众已经不再需要“代表”。

（3）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普通民众获取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知识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新的信息技术降低了不同阶层民众间交流的交易成本，为跨阶层交流提供了可能。此外，随着不同社会阶层掌握的知识的同质化，对同一社会事件的理解上的差异将趋于缩小，社会意识形态差异缩小，认同增加。在意识形态层面，社会趋于扁平化，稳定性提高，政府不需要继续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

（二）新形势下的政府挑战

（1）民众所掌握的知识量的增加，必然带来民众参政议政需求的增长，民众权利诉求增加，意味着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要与民众进行更多的协商。随着民众权利诉求的增加，我国当前的政治权利分布情况会出现一定的改变。

（2）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遭遇的质询会大量增加。随着掌握的知识量的增长和达成共识所需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民众权利的增加，民众会更加频繁地参与政策的制定。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民众将掌握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政策执行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各个阶段，民众都将试图参与其中，并影响政策结果。

（3）随着信息获得和交换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拥有相似知识背景的民众对共同关注的社会事件将更加容易达成共识。在这种共识达成的同时，伴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群体性行动将大量增加。

（三）政策建议

（1）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做到政府工作的“透明化”，满足民众的“知情”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误解和谣言对政府运转的破坏，同时也可以增进民众对政府决定的理解和接受。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还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政府雇员的监督成本，将政府雇员的权责义务和评定标准全部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可以在有效地降低公众对政府雇员猜忌的同时，保证政府雇员按照其被赋予的权责规范行动。

（2）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范围，民主程序标准化。随着获取必要知识、交换意见和达成共识所需要支出的交易成本的降低，民众必然会更多地表达对政府行政过程的意见和看法、更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政府行政过程中去。与其被动地不断应对危机，修补现有体制的漏洞，不如主动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范围，在政府已拥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民众参与的民主程序标准化，以最有利于社会稳定运行和发展的方式，在维持既有政治体制的体系时，满足民众的参政议政需求。

（3）改变政府定位，做公共事务的参加者，而不是管理者。在新的形势下，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性事件中，政府需要逐渐习惯自身的“角色转换”，需要学会同每一个民众，而不是一群民众的“代表”打交道。为此，就需要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改变其单面的管理者定位，逐步转变为一个承担政策制定和推行责任的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尤其是在处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时，必须改变曾经的单方面给出权威性结论的处理方式，以及习惯性地寻找所谓事件“发起人”、“领导者”、“代表”或者“行动纲领”，学会同“多数人”而不再是“少数人”打交道。

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民众获取参与公共管理的知识、同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交流和达成共识所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被极大地降低了，这已经使当前出现的群体性活动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发”、“零散”和“去中心”特征，而同时其影响范围却极大地扩张。我国政府出于维持政治体制稳定，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这些新的情况作出回应。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需要政府逐步改变对社会的管理方式，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范围，同时建立标准化的民主体制，保证在新形势下我国政治体制同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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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冠（1983～），男，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保障。

[2]亨廷顿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先在《历史的终结》中表述了这一观念，亨廷顿虽然在《文明的冲突》中对“历史终结”这个论调提出了质疑，但是却接受和采用了福山对现代国家的描述作为基本的研究工具。

[3]John McClelland，“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Routledge，1998，p.57.

[4]Simon Springer，“Public Space as Emancipation：Meditations on Democracy，Neoliberalism and Violence，”Antipode：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43（2011）：534.

[5]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Harper Perennial，1950，p.77.

[6]Gutmann，Amy，and 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97.

[7]Daniele Archibugi ＆ David Held，eds.Cosmopolitan Democracy：An Agenda for a New World Order，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5，p.27.

[8]Albert Einstein，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 World New York Open Letter，1947（10），p.15.

[9]Daniele Archibugi，The Global Commonwealth of Citizens：Toward Cosmopolitan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59.

[10]John Locke，The Works of John Locke，GreenWood，1989，p.31.

[11]John Rawls，“Justice as Fairness：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14（1985），p.240.

[12]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9.

[13]对这个问题存在争议，此前福利经济学界就表示即便政治学界接受应该考虑“未来世代”的收益问题，福利经济学也没法对他们的收益给予适当的关注。Peter G.Broen，“Policy Analysis，Welfare Economics，and the Greenhouse Effec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3（1988），p.474.

[14]Allan Gibbard，“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A General Result，”Econometrica，41（1973），p.600.

[15]John McClelland，“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Routledge，1998，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