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楚辞集解》的版本、体例
徐师曾说：“‘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其题曰解某，曰某解，则惟其人命之而已。”[126]汪瑗之“集解”广集众家之说而辨释疑惑、论说得失，他广搜楚辞学史上前贤及时人的各种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并将能见到的各种《楚辞》版本进行多重比较，洞其得失最终形成自己的结论，作为《楚辞》阐释史上特有的一种体例，其“集解”“发人之所未发，悟人之所未悟”[127]，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 《楚辞集解》的版本
国内现存的《楚辞集解》主要有两个刻本：其一是汪瑗之子汪文英于“万历乙卯”[128]年（1615）所刻；其二是汪瑗之侄汪仲弘于万历戊午年（1618）所补刻。
汪文英刻本于“武汉大学、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藏”[129]，另外，该版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汪仲弘“补刻本”则有“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藏，又日本京都大学、上野图书馆藏”[130]。另外，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此刻本。汪仲弘刻本之所以称为“补”主要是因为其中有汪仲弘所补的《天问注补》，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有《天问注补》单行本，编号为17319。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131]也藏有《天问注补》。董洪利的点校本则“以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参校了北京图书馆万历四十六年刊本”[132]。
“长期以来，则视日本所藏珍贵无比，其实中国藏本就其完整和收藏都较日本藏本为优”[133]。然而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各部分内容所出现的顺序而言，汪文英刻本、汪仲弘补刻本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兹就国内所存版本进行分析，列于下表（小括号内数字为该内容于书中所出现的次序）。
汪文英刻本、汪仲弘补刻本的不同兹就国内所存版本分析
汪仲弘补刻本有《天问注补》，汪文英初刻本有汪瑗的《天问》初解。两个版本中汪仲弘的“补刻本”不易见到，故大致描述如下。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阅览室编码为19343的《楚辞集解》为汪仲弘补刻本，该刻本共16册。第一册包括焦竑序、归有光序、汪瑗自序、汪仲弘识语及《楚辞集解补纪由》，另外还有楚辞大序以及楚辞小序。第二、三册为“楚辞集解离骚卷”，第二册卷首标有“楚辞集解离骚卷”，其署名为“新安汪瑗玉卿集解，秣陵焦竑弱侯订正”。第三册卷首改为“新安汪瑗玉卿集解，侄仲弘补辑”，卷尾标注“楚辞集解离骚卷”。第四、五册为“楚辞集解九歌卷”。第六册为“天问注补”卷之上。第七册为“天问注补”卷之下。第八到第十一册为“楚辞集解九章卷”，但与“九歌卷”不同的是“九章卷”在每首诗歌注解的侧面都标明了诗歌的题目，如“九章·惜诵”，而“九歌卷”每首诗歌注解皆总标为“九歌”二字。第十二册为“楚辞集解远游卷”“楚辞集解卜居卷”“楚辞集解渔父卷”。第十三册为“离骚蒙引目录”以及《楚辞蒙引》“离骚卷之上”（到“羌”之注解结束）。第十四册仍为《楚辞蒙引》，从注解“成言”开始至“圣哲茂行”结束。第十五册为《楚辞蒙引》“离骚卷之下”，从“‘瞻前顾后’一章”到“九疑并迎”结束。第十六册为《楚辞蒙引》所剩之部分及“楚辞考异”。
二 《楚辞集解》的体例
全书总体体例安排，分为楚辞大序、楚辞小序、《楚辞》各卷集解、《楚辞蒙引》、《楚辞考异》五部分，以下分而述之。
（一）楚辞大序
要想把握作者的编写意旨、核心思想乃至情感态度，必须以品读的方式通读全注，方能有所领悟。而注者往往会在序中将这些提纲挈领地展现给读者，在读完注者之序后往往能大致把握作者的基本情况，并对作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有整体的把握。汪瑗的《楚辞集解》以时间为线索，将历代《楚辞》注本之序兼收并蓄，通观诸家之序，便能洞悉楚辞学发展的盛衰轨迹，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楚辞学发展演变之脉络。
立足于明以前，汪瑗所选之序皆为前代具有代表性的序言，他择取了汉班固的《离骚解序》和《离骚赞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南朝齐梁年间刘勰的《辨骚》；宋洪兴祖的《楚辞总论》和《楚辞补注》之序，朱熹的《楚辞后语》中《反离骚》之部分内容、《六义》及《楚辞集注序》。历览诸序，可以洞悉历代《楚辞》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屈子的价值观之微妙变化，可谓一目了然。不但可以看到班固讥屈原“露才扬己”之见，而且可看到洪兴祖为屈原辩护的“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余故具论之”[134]之言，还可以看到朱熹对历代《楚辞》注疏的褒贬。
立足于明朝，汪瑗择取了何乔新的《重刻楚辞序》，王鏊的《重刊王逸注楚辞序》，而两序的内容体现了《楚辞》研究于明代的变化特征。何乔新于《重刻楚辞序》曰：“然王、洪之注，随文生义，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书，辩说纷擘，亦无所发于义理。朱子以豪杰之才，圣贤之学，当宋中叶，阨于权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135]在何乔新的序中，他将朱熹处境与屈子处境相比较，评王、洪之注，未能白作者之心，可以看出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明朝楚辞研究中如日中天之崇高地位。至王鏊的《重刊王逸注楚辞序》，则曰：“则逸也，岂可谓无一日之长哉？章决句断，俾事可晓，亦逸之所自许也。余因思之，朱子之注《楚辞》，岂尽朱子说哉？无亦因逸之注，参订而折衷之……盖自淮南王安、班固、贾逵之属，转相传授，其来远矣。”[136]明代正德年间户部尚书王鏊为重刊之王逸《楚辞章句》作序，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不再以朱熹的《楚辞集注》马首是瞻的时代背景。此外，王鏊明确指出了王逸注的优势：“然余之懵也，若《天问》《招魂》，谲怪奇涩，读之多未晓析，及得是编，恍然若有开于余心。”[137]王鏊在看到王逸所注的《天问》《招魂》后能够恍然领悟其中的道理，使王鏊认识到有重新刊刻王逸《楚辞章句》的必要性，这就是明朝楚辞学的一个突破，该时期已经由前期的以朱熹的《楚辞集注》为圭臬变为重新关注王逸的《楚辞章句》，出现了《楚辞》注本的多元化现象，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自是而后，《楚辞》研究的热潮再次兴起，汪瑗的《楚辞集解》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集解，“楚辞大序”基本涵盖了前人研究《楚辞》所作序的主要成果，可以从侧面蠡测前贤时人对《楚辞》及对屈原看法的历史流变。姜亮夫的《楚辞书目五种》以及崔富章的《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即将历代《楚辞》的序纳入其中，如此，就能更好地为《楚辞》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线索，也是对各注本所产生社会思潮及学术背景的一种补充。
（二）楚辞小序
楚辞小序，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序，《九歌》《九章》之下又分列各篇小序，依照《楚辞章句》中屈赋篇次先后为序，并遵循朝代先后分别列出王逸、洪兴祖、朱熹、吴讷的序，如《离骚经》的小序中，先列王逸之序，次之朱子之序，最后为吴讷之序，这样就可以对时代传承转变中不同注本的观点一目了然。汪瑗在筛选各篇小序时非常谨慎，因吴讷的《九章》总序为引用朱熹的《九章》总序，为避免重复，汪瑗没有再收录吴讷之《九章》总序，《九章》的《惜诵》及《怀沙》的小序亦是如此。吴讷指出祝尧的《古赋辨体》对朱熹《楚辞集注》的承袭，他说：“元祝氏辑纂《古赋辨体》，其曰《后骚》者，虽文辞增损不同，然大意则亦本乎晦翁之旧也。是编之赋，既以屈、宋为首；其两汉以后，则遵祝氏，而以世代为之卷次。”[138]从吴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祝尧的《古赋辨体》亦受到朱熹极大的影响。而于《九歌》及《九章》下的分篇注解中，汪瑗以“瑗按”两字为标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及见解。
（三）《楚辞》各卷集解
汪瑗认为“屈子文章为词赋之祖”[139]，因此在《楚辞集解》各卷中，汪瑗仅注解了他所认定的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也即《楚辞章句》所认定的屈原作品，足可以看出汪瑗独厚屈子而舍他家的倾向，同时这也是明代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李梦阳曰：“史称班马，班实不如马。赋称屈宋，宋实不如屈。屈与马二人，皆浑浑噩噩，如长江大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者也。”[140]汪瑗在《楚辞集解》的篇目选择上认为“东方朔诸人《七谏》《九怀》，不足为《骚》拟”，虽则称为“楚辞集解”，然他只将他所认为的屈原的作品作为注解的对象，针对各部分分而述之，没有去选择宋玉及以下的其他的楚辞作品。
篇首有题解，如对《东君》篇之题解曰：“《汉书·郊祀志》亦有东君，《汉志》之号实昉于此。盖日出于东方，故曰东君。东言其方，君称其神也。篇内凡曰吾，曰余者，皆设为东君自谓也。朱子以为主祭者自称，非是。”[141]汪瑗对“东君”之篇题进行阐释，同时对朱熹之旧说加以驳正。
接着是对正文的注解，汪瑗非常注重文脉的梳理，他将屈赋各篇划分为若干段落，段下分章，然后在此基础上训诂文字、疏解文意。从划分段落而言，如《东皇太一》曰：“首章言卜日以享神，中二章言享神之事，卒章言神之来享也。”[142]汪瑗将全篇划分为三部分，分别阐述了每部分的大意。从划分章节而言，汪瑗在每章中分别进行梳理，如疏解《离骚》从“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一部分，汪瑗先将其分为三章，然后在每章中疏解字词。
此上三章，似觉是申前扈江蓠以下诸章之意。一章言己道不行于时。二章言己之志不同于众。三章言己之所以修道立志者，不求合于今，而求合于古也。按：篇首至此，词气从容，有起有结，宛然为一篇也。此章之后，则太息流涕，郁邑怨恨之词作矣。其词愈切而意愈悲矣。读者不可不知也。[143]
此外，汪瑗在训诂集解时与王逸、洪兴祖、朱熹等相异之处还在于他在通解文义、训诂文字的基础上间以议论、抒发情感。如《哀郢》集解篇末曰：“呜呼！《哀郢》之作，而以谗人之嫉妒，用贤之倒置终之，岂无意乎？襄王迷而不悟，懦而无为，使屈子之志竟莫能伸，而千古之恨至今诵之，令人太息不已。故太史公读《哀郢》而悲其志焉。”[144]这样沉痛惋惜的议论显然是有感而发。
（四）《楚辞蒙引》
《楚辞蒙引》其内容主要是对一些有分歧的字词进行辨析、考证，对一些有歧义的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焦竑于《楚辞集解序》云：“至于名物字句，不惮猥细，一一详究，目之曰《蒙引》。诚艺苑之功人，楚声之先导已。”[145]《离骚蒙引》目录分为上下卷，《离骚篇》（上）有125条，《离骚篇》（下）有119条，共244条，此《蒙引》所考证的篇目范围为《离骚》的相关字句，非常细致。
在解释“理”字时，汪瑗曰：“《思美人》曰：‘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以为媒。’《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此曰：‘理弱而媒拙。’屈子每每以理与媒对言，则理者，亦媒之别名也无疑矣。此处又依五臣注曰：‘恐道理弱于少康。’以为道理之理，甚谬”[146]，汪瑗先列举《楚辞》各篇中出现的与“理”相关的诗句，并从中总结“理”字的使用规律，发现“理”常与“媒”对举，从而得出“理”字就是“媒”字的别称。在这个基础上，汪瑗指出了五臣解“理”字为“道理”的“理”的乖谬之处。
（五）《楚辞考异》
自屈原以其“与日月争光可也”之才创下《离骚》之杰作后，宋玉、刘向、王逸等人或哀而和之，或笺而注之。逮及汪瑗之时，训解者十数家。然而，在众人传承的过程中，因手抄等原因致使屈赋产生文字差异，如“皇览揆于余初度兮”一句中“览一作鉴。一无于字”[147]。在这种情况下，汪瑗“择其文从字顺意义明畅者而从之，余皆删去。不复缀之于各章之下，恐其繁芜，不便观览”[148]。汪瑗将自己认为文从字顺的字词保留在《楚辞集解》中，而其他存疑而不能备详的字词则将其单列成卷，以备读者观览，称为“楚辞考异”。
“考异”之体并非始于汪瑗，在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中已有《考异》，然而现存《楚辞补注》并未单列《考异》卷，据《直斋书录解题》，“案：《文献通考》作《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149]。从陈振孙的记载推测，洪兴祖的《楚辞考异》原本当为独立部分，而今其所补内容或已散入《楚辞补注》相关部分中。汪瑗《楚辞集解》中的《考异》卷为单行体，且汪瑗称他效仿朱熹《韩文考异》而作《楚辞考异》，云：“故效朱子《韩文考异》，并附录于篇末。”[150]朱熹的《韩文考异》曾盛极一时，清代乾隆年间方世举云：“《韩五百家注》自朱子《考异》出而遂废。”[151]朱熹阐明其作《韩文考异》之目的，云：“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152]无疑，朱熹是于多种版本之中考众本之不同，结合文势、义理及其他书籍之辅助进行校勘、辨伪，断以己意。汪瑗亦如是，考众本之不同，并依其意进行辨证。
1.考众本之不同
在《楚辞考异》中，汪瑗“悉考众本之异同”，将《离骚》中的字句进行厘定，汪瑗云：“予家所藏，仅有东京王逸《章句》、丹阳洪兴祖《补注》及吾乡先正朱子《集注》而已。”[153]从字面意思看起来，汪瑗所考之众本只包括王逸的《章句》、洪兴祖的《补注》及其朱熹的《集注》，而事实上，在这些注本之外还囊括其他注本，如《楚辞补注》中关于“乘骐骥以驰骋兮”一句，洪兴祖就引用了《文选》的考证，云：“乘，一作椉，《文选》作策。驰，一作驼。”[154]汪瑗在卷末的《楚辞考异》中将此条列为：“乘，一作椉，一作策。驰，一作驼。”[155]通过这一条可以看出来，汪瑗在《楚辞考异》中也兼及了五臣《文选》本的文字异同情况。
2.“以鄙意是非之”
汪瑗在考众本的基础上，“间以鄙意是非之”[156]。也就是说汪瑗在考订王逸、洪兴祖及朱熹各注异同之时，对《楚辞》文本进行文字校勘及考证，《楚辞考异》共172条，其中汪瑗通过文字校勘以是非断之的为30多条，所以汪瑗用“间以鄙意是非之”。如“纫秋兰以为佩”一句，“纫一作纽，非是。字相似而讹也”[157]。此条中，汪瑗的断定甚合屈子本意，如果用“纽”字，那么“纽秋兰以为佩”这句诗就失去了诗歌的韵味，所以汪瑗认为“纽”字“非是”。在句子的考异中，汪瑗于“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一句之下道：“一本无此二句。”[158]洪兴祖：“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朱子曰：“洪说虽有据，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脱两句邪？”[159]
汪瑗解释说：“《文选》本无此二句。”又曰：“瑗按此二句韵虽与上章相协，而意则属下章。《楚辞》中固多此体，然无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备。洪氏之疑甚为有理。其非脱于王逸之前，而增补于后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删去，姑存之，以备后之君子有所参考。”[160]汪瑗认同洪兴祖的观点，并从“《文选》本无此二句”与“然无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备”来论证“其非脱于王逸之前，而增补于后人”的观点。
考异条目共172条，校勘《离骚》篇文字之异同，《楚辞考异》乃为“集解”服务的，所以此书将其置于正文之后在文字校勘上避免了各章的繁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