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1]（代序）
从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迁，社会科学研究也始终伴随这一历史进程，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在经历着心理学重建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贴近这一社会转型和变革，突出的表现就是1986年前后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出现，经历了30年的发展，到2016年社会心态研究初步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范式，并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上不断积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将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30年的历程进行简要回溯，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范式进行分析，也将基于以上分析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的未来走向做出判断。
一 社会心态研究的进程
2016年10月，笔者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2]上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文献4651 篇。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心态相关文献从1986年开始出现，开始的阶段每年仅有几篇，以后慢慢增加到每年几十篇，经过20年的时间，上升到了每年100多篇，之后开始快速增加，到高峰时社会心态相关文献增加到每年500多篇。如果加上其他形式的出版物，30年间社会心态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因而有必要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回溯和梳理，以进一步理解社会心态研究的发生、发展，总结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得失，从而推进社会心态研究。从1986年社会心态研究出现到2016年，社会心态研究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每十年为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6年到1995年，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96年到2005年，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6年至2016年，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崛起阶段。三个阶段的划分，一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另一方面依据的是社会心态研究重要成果的出现，以下具体说明。
图1 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的历年文献数量（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
1986～1995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文献是古江（1986）的《试论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这篇文章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1987）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心态》，这位单位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作者探讨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在“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心态问题，从个人的投入和产出角度讨论了公平感的问题。而这一时期更多的“社会心态”文献来自文学研究领域，如关于文学反映社会心态的讨论和文学现象中的社会心态，此外也有来自心态史学的研究，如乐正（1988a）的《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在社会心态研究起步阶段，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以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为代表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特点和规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社会心态调查和探讨社会心态机制与研究范畴的文章。这个阶段出现的比较“规范”的社会心态研究是叶小文（1989）的《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转换、失调与调适》，这项研究既探讨了社会心态的机制，也提出了社会心态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调适手段；这项研究的视角是跨学科的，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等，虽然在一项研究中作者试图提出和解决社会心态中几乎全部的问题，显得“野心太大”，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性。
（二）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
1996～2005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延续了第一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的特点，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比第一个阶段有所增加，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但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并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还处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时期。这一时期探讨社会心态研究理论的成果不多，有几篇讨论社会心态研究意义和本质的论文，包括张二芳（1996）的《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丁水木（1996）的《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龙宣萍（2000）的《论研究社会心态问题的意义与方法》和李静等（2003）的《论社会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开始出现对社会心态进行干预的论述，如胡红生（2001）的《试论社会心态调控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张二芳（2000）的《倡导健康的社会心态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刘燕（2004）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主要趋势及调适目标》和揭扬（1997）的《转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依然集中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关系的探讨上，围绕这一主题的论文较多，如李布（2000）的《对转型期社会心态问题的探讨》、徐璐（2003）的《论社会转型时期执法者心态变迁及其对执法活动的影响》、刘扬（2002）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调节》、任德军（1999）的《转型期国民文化心态的嬗变》、郑仓元（1996）的《转型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主要趋势》，此外还出现了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专题研讨会，以及与社会心态有关的著作。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关注特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如刘霁雯（2005）的《当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心态初探》、姚维（2004）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社会心态调查研究》、郭亚帆（2003）的《内蒙古城乡居民基本社会心态调查与分析》、王晓丹（2002）的《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心态嬗变对近代思潮的影响》。仅从发表的这些文献看，无论是在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是在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阶段，社会心态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突出的表现是以主观分析和现象描述为主，大样本的调查比较少，仅有的一些调查还停留在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态度进行分析的层面，很少触及深层的心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不够。此外，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缺乏探讨，也没有分析社会心态的有效理论，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在学术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
（三）社会心态研究的崛起阶段
从2006年开始，社会心态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不仅每年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成倍增加，而且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探索不断深入、研究领域日益广泛、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20年左右的发展，不同研究者在社会心态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如笔者（王俊秀，2014a）在对这一时期社会心态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心态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社会心态理论，但在解释社会现实问题时，‘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又被广泛应用，因此，目前的社会心态研究很大程度上概念比较混乱，缺少学科或理论讨论的平台，致使不同学科对于社会心态的解读难有交叉，沟通和交流困难”。针对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王俊秀，2014a）提出，“因此，从社会心态概念出发，梳理社会心态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探讨社会心态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对于整合社会心态研究、推进社会心态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社会心态概念界定、社会心态机制、社会心态结构、社会心态测量和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对社会心态概念的讨论源于杨宜音等三人的一组讨论文章。杨宜音（2006）把自己写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作为靶子论文发表在2006年《社会心理研究》第1期上，同期《社会心理研究》还刊登了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刘力（2006）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心态——评杨宜音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另一篇是陈午晴（2006）的《汇合与融合：社会心态的两种个体超越方式》。这三篇文章提出了社会心态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杨宜音（2006）分析了群体中的个体和个体中的群体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社会心态产生的机制上界定了社会心态的概念。刘力（2006）认为，虽然心理学对社会心态没有加以界定，但在心理学的历史上不乏相关的理论和研究。他梳理了心理学史与社会心态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回答了为什么社会心理学成为强调个体而忽视群体的学科。他还在文中重点论述了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借鉴社会表征理论这一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陈午晴（2006）则在文中对个体心态如何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心态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个体心态转化为社会心态可能存在两种方式——汇合和融合。杨宜音（2006）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引发了社会心理学界对社会心态概念的讨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马广海（2008）的《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一文，文中指出，社会心态研究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范畴，并针对社会心态概念提出了操作化的想法。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心态理论的探讨性文章，包括社会心态学科基础、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以及社会心态学科的定位，也出现了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专著。
这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崛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家社会政策的需要，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把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纳入政府执政纲领。相应地，社会心态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基金课题目录中，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对社会心态研究提出新要求，这激励了许多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心态研究的繁荣。
社会心态研究成为为国家社会政策服务的重要内容。从2010年开始，王俊秀、杨宜音一起筹备出版“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也就是“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5月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信任”等主题一时成为媒体传播和讨论的热点，之后，“社会心态蓝皮书”每年出版一部。这个关于社会心态的年度报告受到了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了解民情民意、治国理政的参考文献。此外，杨宜音、王俊秀还参与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的“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完成《“十三五”时期社会心理和舆论引导研究》研究报告（杨宜音、王俊秀，2015）。
二 社会心态研究的范式
经历了30年的探索，社会心态研究虽然还远未成熟，存在许多空白的领域有待填补，现有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但社会心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经初步确立。这种研究范式包括社会心态研究的定位、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基础、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定位
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范式。由上文对社会心态研究历史的回溯可知，社会心态研究产生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在社会心态研究30年的历程中，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下人们的心态特点与变化始终是研究的核心，这也成为社会心态研究的定位。换言之，社会心态研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关注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的心态特点与变化。笔者（王俊秀，2014a）曾批评中国社会心理学缺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批判，是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边界的扩展，因为社会心态不仅包括一个时期相对静态的社会心理特点，而且包括在历史长时段中社会心理的演变；社会心态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反映，而且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力量。周晓虹（2014）通过将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群氓时代”“群体”如何推动社会转型，与美国移民社会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个体”如何推动社会转型进行对比，来分析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缺乏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周晓虹认为，近几年，中国社会心理学领域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社会转型既是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良机。
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因为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社会心态研究必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这样才可能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有整体的把握。周晓虹（2014）在综述几篇主要的与社会心态概念和理论有关的文章后认为，将宏观性和动态性界定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恰如其分。王俊秀（2014a）对比了社会心理学分析水平和社会学的分析水平，认为社会心态要关注从个体、群体、社会层面到国家层面完整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过程，研究其中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处于中观水平与宏观水平之间。具体而言，社会心态研究要在社会学的宏观结构和社会心理学的微观个体之间寻找内在的关联，即一个时期社会心理特点的全貌与不同时期社会心理的特点和变化。
（二）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基础
社会心态研究不应该只是进行一些类似态度的调查，而应该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方法。社会心态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理论基础也应该来自多方面。笔者（王俊秀，2014b）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中个体与社会的不同视角，认为社会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一些宏观的研究是社会心态研究可以继承和使用的理论资源之一。此外，心态史学、社会学也是社会心态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经典理论和现代理论，经典理论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大家。杨宜音（2006）考察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关于“个体中的群体”的思想。她发现，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秉承了涂尔干、塔尔德、勒庞、列维-布留尔、冯特等学者的传统，让社会心理学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这是社会心态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刘力（2006）认为，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孔德。他认为，孔德的“人既是所在社会的产物又是这一社会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和两难问题：个体如何既是社会的成因，又是社会的结果？孔德之后，塔尔德（Tarde）提出“社会就是模仿”的命题，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源于发明和模仿，发明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模仿是发明的现实化途径。他认为塔尔德的发明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缘起，他的模仿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刘力，2006）。刘力（2006）进一步认为，勒庞（Le Bon）发展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在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心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勒庞指出，个体聚合成的群体具有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特征。刘力（2006）还认为涂尔干的“集体表征”涉及信念、宗教、风俗、时尚、道德、语言和科学等，蕴含着社会心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社会心态的重要理论著作；冯特学术生涯后半期的社会心理学也是社会心态研究的学理基础。成伯清（2016）也指出，德国的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的群众心理学都强调社会群体共有的心理现象——不同社会层面或整个社会的心理，前者成为“民族精神”这一文化性概念。除冯特、塔尔德、勒庞等学者外，马广海（2008）指出，施坦达尔、拉扎鲁斯的“民族精神”强调的是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体都在各自的身体和灵魂上留下了特殊的民族本性的痕迹，表现为个体身上相同的爱好、倾向、素质和精神属性。周晓虹（2014）认为，欧洲学者中不仅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等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关注社会心态，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乌托邦心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关注的也都是集体心理。成伯清（2016）认为社会心态一直是经典社会理论的重要主题，包括马克思的异化或阶级意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集体意识。
除了经典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理论，当代理论中比较重要的理论资源还包括来自欧洲的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共享现实理论（吴莹、杨宜音，2013）等。尽管这些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不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心态研究所希望的宏观层面，但这些理论对于理解和解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关注群体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经过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击与改造后，衍生出社会认同理论等，这些理论基于人际互动的视角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心态形成的相关机制，但并未触及社会心态形成的宏大社会结构背景（成伯清，2016）。成伯清（2016）认为，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心态成为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核心范畴”之外的“剩余范畴”或“附带现象”，但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心态再次成为社会学的关键课题。特纳等的情感社会学、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等成为社会心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情绪与情感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王俊秀，2014b）。
（三）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是社会心态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讨论的是社会心态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和相互建构与影响的问题。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二者是难以分割的，是社会心态的不同面向。
关于社会心态的基本构成，马广海（2008）认为应该包含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成伯清（2016）认为意义和情感是社会心态的两个关键维度；杨宜音（2006）认为社会心态是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的。王俊秀（2014a，2014b）把社会心态的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具体分为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五个方面；杨宜音（2006）从“群体中的个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心态的结构，而从“个体中的群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心态的机制，从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视角来讨论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此外，杨宜音（2012）还提出了个体与社会互构形成社会心态机制的向上模型、向下模型和互动模型。吴莹、杨宜音（2013）根据共享现实理论、主体间共识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进一步分别探讨了他人态度对个人“社会心态”建构的影响、个体眼中他人的观念对个人价值观与社群认同的影响，以及不同社群因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同一理论或观念的表征的差异。王俊秀（2014a）根据社会心态的五个构成要素，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强调了社会表征和社会情绪、情感在宏观层面对社会心态形成的作用。周晓虹（2014）用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来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高文珺（2016）指出Morris等人提出的规范学（normology）概念将不同领域的社会规范结构整合在一个模型中，并分析了规范如何传递及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理解文化动态性，对于理解社会心态机制具有参考价值。
社会心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事实，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必然是复杂的，因此，对社会心态结构和形成机制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操作化的策略，社会心态结构内容的选取具有很大的主观性，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还有待今后进行长期的研究和探索。
三 社会心态研究的走向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走过了30年，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个体心理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也就是存在一个心理转型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社会管理者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自发阶段和激励阶段，前20年基本处于自发阶段，是从不同学科出发共同关注社会心态这一主题；而接下来的10年则有社会问题激发和社会政策激励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时期，通过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手段的推动，社会快速发展。但近10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显现，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表现出社会心理特征。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开始关注社会心态，提出社会心态干预的要求。这一要求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态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还是以对社会心态特点的调查、分析和理解为主，很少能够回应政府管理部门对于社会心态进行引导和干预的要求。经过10年的准备，未来的社会心态研究将开始转向，也就是在理论探索、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实践，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未来的社会心态理论和实践将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辛自强（2017）提出，心理学必须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革，研究理念要突出应用导向，提高改变现实的能力，要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承担起理解、改善现实的使命。王芳等（2012）提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家的历史使命，社会心理学必须关注当代社会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现实问题。杨玉芳、郭永玉（2017）考察了国外心理学关于社会价值的观点，发现心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一些微小的社会问题给出一套完整的答案，而很少针对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给出不甚完善但可能很有前景的参考性建议，关注后者才应该是心理学未来重要的创新性思路。他们提出社会治理离不开心理学，心理学在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多元主体、协商民主、消解矛盾和精细治理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心理学要为社会治理服务。王俊秀（2015a）提出社会心理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未来社会心态研究应该有“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的转向，并系统阐释了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提出通过“社会心理建设”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通过社会心理建设来推动社会治理，把社会心理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王俊秀，2015b）。
国内心理学界直接研究和讨论社会治理的文章并不多，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内容可以归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如公平感的研究，它有助于人们理解关于公平的心理学规律，可以为社会治理所用，但这类研究本身并不一定是以社会治理为目标设计的。另一类是关于社会治理本身的研究。这类研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某个人群或某个心理特点的单一研究，如关于农民工歧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的研究，研究的问题属于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另一种是关于社会治理的综合研究，这类研究不是仅关注一个问题，而是采取宏观的研究策略，综合研究社会治理本身核心的心理问题，社会心态研究属于这类研究。换句话说，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或多或少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尽管相关程度不同，未来社会心态研究不仅要研究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治理本身，社会心态研究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
（二）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
我们把社会心态研究定位为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这是从研究的问题视角出发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新兴企业家和新型工人具有的特殊心态——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强调社会道德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强调社会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现代化的转型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麦克莱兰（David McLelland）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人们的“成就需求”；哈根（Everett Hagen）认为社会的发展需要“创新性人格”（王俊秀，2016）……这些理论都说明，社会心态一直是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社会转型是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主题，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个主题上是缺位的，未来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态研究将聚焦这一问题，但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社会心态研究应该具有独特的学科性，不同于传统社会心理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学，但又是脱胎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心态的实践路径应该是迈向一种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但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一直缺少发展的维度，笔者指出，以往的社会心理学至多把社会的发展看作影响个人、群体的背景变量，心理学的时间维度并没有超越发展心理学中的生理时间，缺乏对社会时间的理解和研究，很少去关注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与人们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的社会心态研究需要被置于社会时间之中，只有把社会时间维度引入，才可以帮助社会心态研究理解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社会心态研究应该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不满足于被动地描述、分析社会的转型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走向，思考如何使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共享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使得社会心态越来越健康、社会越来越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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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主旨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到2016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走过了30年。
[2] http：//www.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