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3.1 不同国家农民市民化模式分析
3.1.1 英国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和特征
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其农民城市化的进程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3.1.1.1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背景
首先，从英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农奴制的废除。在农奴制废除前，劳役制束缚了广大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没有生产自由、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摆脱低贱的社会地位是农奴们世世代代的目标。而当时的城镇居民却能享有一定的公民权利，因此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自由希望迁移进入城镇，但是农奴不被允许随意迁徙流动，于是逃亡在所难免了。我们至今无法精确算出农奴逃亡人口的具体数字，也不确切知道多少农奴躲过领主追捕而逃入城镇，但可以合理推测他们构成了中世纪城市市民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农业生产的局限性迫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会受到季节因素的显著影响，催生出“季节性”的失业情况。这种现象就会导致处于失业状态以及隐形失业状况的农村劳动力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地区及城镇流动；又因为土地生产资料同农业劳动力之间存在不平衡性，当有限的土地资源被开发殆尽时，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逐渐向非农业转移，从而开始城市化和非农化历史进程；还由于边际收入递减效应的影响，政府会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生产以外的产业。这些都是“推动”人口流动的诸多因素，它们共同推动了中世纪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再次，农业生产力提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是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可见，劳动力能够从农村分离、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并获取稳定的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料，其基本前提条件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因此，从城市基本的生存需要出发，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在农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生产率得以快速提升后，农产品剩余现象越来越多，此时开始出现自由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而农业生产力提高导致农民收入增加，增强了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也会促进对工业品的消费，扩大非农产品销售市场，最后推动非农行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农业和非农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良性循环。
3.1.1.2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历程
纵观11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六七个世纪，可将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1～14世纪初年的“城市兴起”阶段、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年的“衰落”阶段、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前的“回复和发展”阶段、工业革命时期的“高峰”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兴起”阶段。可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两种类型，其中地域流动又分为农村间的短距离流动和从农村到城市的长距离迁移。短距离的地域流动多出现在中古早期，这是和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给自足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的。而长距离的地域流动多出现于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这是和社会交往程度扩大、封闭状态被打破以及自然经济解体的进程相一致的。而行业流动则包括农村非农产业向城市工商业转移。
英国初期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属于跨区域流动，而非跨行业流动。并且不是向城镇转移，而是在农村间转移。因此，该时期被称为“农村社会的内部流动”阶段。该阶段的短距离、村际间的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劳动力从人口众多的乡村流动到土地富余的边疆地区进行垦荒。当边疆地区的土地承载能力接近或达到饱和时，垦荒的移民行为就会停止。
若要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首先必须要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进步，否则仅会停留在村级之间的“季节性”循环流动中。在这期间劳动力也存在一定的行业间流动，大多是从农业流向畜牧业和乡村纺织业，比如，在13世纪后期英国的畜牧业和纺织业开始兴起。一般而言，短距离的流动和迁移者多在当日即可返回原地，无论短途交换或季节性打工，迁移者返回当地后继续从事旧有的职业。显而易见，这类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都不会改变迁移者先前从事的职业和原有的身份，体现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纯粹的“地域性”的流动色彩。这一时期大多属于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流动，虽然比例很小，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外流，即农村劳动力经过长距离流动进入城市。在长距离的地域流动中，由于路途遥远，长距离迁移者当日或数日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能返回家乡，往往留在迁入地或在城镇定居下来，而留在城镇里的迁移者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职业，主要以非农业为谋生手段，从而逐渐由农村移民变成城镇市民。
11～13世纪、14世纪早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地域流动——城市化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英国从11世纪初开始大规模的城镇建设，12～13世纪城镇化规模空前扩张。据统计，这一阶段当中城市新增数量达到140个之多。再加上已有的旧堡和市场小镇，截止到14世纪初期，英国已有将近400个城镇。研究表明，12世纪末建立的斯拉夫德城在最初的50年发展时期内，城内居民多来自附近半径16英尺以内的村庄。到了13世纪末期，英国城镇的人口覆盖范围逐渐增大，以中西部城镇为例，居民大多来自周边半径30～40英尺的范围。由此可见，英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其形成均源于周边的农村地区，例如首都伦敦的形成即是如此。
第二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衰落”阶段。大体来说，在劳动力转移初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1～14世纪上半叶向城市流动的时期（城市复兴）和14世纪下半叶～15世纪向城市流动时期（城市衰落）。
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英国多数城镇经济发展滞缓。黑死病和其他频频发生的疫病，使英国城乡损失了1/3～1/2的人口。据哈切尔研究，英国城乡人口数量徘徊在225万到275万之间，15世纪中叶为人口最低点——在200万到250万之间，这样，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的人口膨胀和耕地资源紧张矛盾得到全面解决，乡村出现许多闲置分地，个别村子和市镇甚至出现了荒无人烟的现象。因此，在中古晚期的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英国乡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紧缺问题。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规模变小，多数城镇经济发展滞缓，物价低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短缺。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人口膨胀状况一去不返，许多地区都出现人手短缺现象。乡村存在大量土地和富余的就业机会，农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生存压力降低，在人口与资源比例配置上，天平向后者大大倾斜。而人口、资本向乡村“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了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总之，从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都是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较为艰难的一段时间，包括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南部科茨沃尔德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衰退和城市萎缩，英国史学家称其为“逆城市化”运动，而且这不是个别情况，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第三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时期。16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级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迈过了初级阶段，进入了“发展时期”。
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人口显著增加，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551年的301万人增加到1601年的410万人，1641年人口快速增长至500万，增长趋势持续至1651年。此后人口增长出现停滞，就此绵延半个世纪的人口扩张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在这半个世纪的时期内除了人口和城市化的持续增长之外，英格兰的三大产业也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队伍急剧膨胀，使得农村劳动力出现过剩局面，造成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为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发生的一场变革——圈地运动，使得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入一个新时期。圈地运动将农村大部分生产者驱离土地，剥夺了农村大多数居民依照习俗和惯例所享有的权利，摧毁了社会传统结构，重组了乡村生产关系。圈地运动不仅仅是贵族、领主通过超经济强迫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一种暴力运动，也是通过经济手段、经济力量推动的一场经济和社会变革。被推出土地的许多农民辗转迁移到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更多的则利用当地和附近现有的资源转入各种非农行业，或作为雇工受雇于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各个大农场。16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受到农业生产力提升的推动之外，生产关系的转变也是加速其转移的重要因素。
17世纪初期，商业和货币危机再次席卷整个北欧，但它对于英国来说却不仅是单纯的“危机”。物价逐渐平稳，居民收入稳定，而此时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下降，甚至部分地区的工资水平反而出现提升的情况。这为16世纪的生产率高速增长和生产关系发生的巨变提供了喘息之机，为农村的制造业、商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村劳动力在地域间、行业间的转移也得到了深化发展。在17世纪中叶之前的时期，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较低，还达不到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步伐加快，到18世纪中叶时，万人以上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17.5%，已超出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平均城市化水平为13.8%），如果只计算5000人以上规模的城市，英国的城市化率则已高达21%。此外，城市化的类型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行业流动得到了有力推进，推动了工业产业的稳步发展。据统计，截至1750年，英国的非农人口比例是42%，而荷兰是34%，法国则仅有31.5%，可见当时的英国已成为欧洲非农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17世纪的100年是英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阶段，完成了从缩小差距到扭转劣势再到实现超越的过程。
第四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带动了各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急剧增长。这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拉力，将众多的农村人口吸引至城镇和工矿中。“自由”已经不是这个时期城市的特权，许多城市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独立地位而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地方郡县，“自由”也不再对居住在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开放，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更难问津市民身份，所以现代工业城市赖以拉动乡村人口力量的不再是一种政治因素，而是一种较之中古城市更为纯粹的经济力量。城市展示出能够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各种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的广阔前景，而在乡村，由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多余的人，在农村单纯依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城市繁荣富裕的生活水平和大量就业机会深深吸引着他们向城市迁移。
工业革命开启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历史篇章。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100年中创造了劳动力转移数量等于工业革命开始前700年的劳动力转移数量之和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期间，大量的现代城市开始迅速崛起和发展，英国从仅有1个1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增加至9个之多。研究表明，截至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首次实现非农人口占比超过50%，基本实现了城市化的目标。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比例随之下降。具体来看，19世纪初期英国有40%以上的男性均为农业人口，而到19世纪中叶该项数据已下降为25%以下。由此可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农民逐渐转化为市民。
3.1.1.3 英国农民市民化的特征
通过对英国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研究发现，英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如影随形。纵观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四个阶段，其中早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多是向英国的殖民地转移，而不是进入城市，但后期的转移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成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大重要转折。从15世纪至19世纪经历了400年时间的圈地运动，从早期的将小块土地整合为牧场到后期的签订圈地协议，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方法改变土地的使用方式，使众多农户被迫失去土地而向城市转移。据统计，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以1520年为例，英国农村中的非农人口占比仅为20%，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发展，到1560年占比达到24%，1700年占比为34%，1750年占比为42%。可见，工业革命不仅加速了英国工业化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历史性运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减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转移人口达到平均每10年2.5万人，此后，平均每10年转移5.3万人，而到1811～1820年，又上升到每10年21.4万人；1821～1830年，更达到每10年26.7万人。从1860年工业革命开始的100年时间里，英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80%急剧下降到25%，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直接影响。由于在早期的圈地运动中英国政府采取了极端的强制性非人道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因此把该时期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称为“强制性转移模式”。
此后，英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1931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为125.8万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6%。但是到1965年下降到4%，1978年为2.2%，1986年保持2.2%。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至工业革命结束的农民市民化强制性色彩非常浓，而后期的农民市民化则是政府故意为之，是一种自觉性选择。
3.1.2 美国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和特征
3.1.2.1 美国农民市民化历程
美国也是较早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国家之一，它的城市化进程起始于19世纪初期。在独立战争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以及小规模的手工业为支撑，而工业的发展直到1789年联邦政府建立才真正开始。南北战争的结束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扫清障碍，产业革命的高潮就此出现，甚至超过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在工业产业高速发展的带动下，美国城市人口占比从1870年的25%提高到1920年的50.9%，仅用了50年的时间。
美国农民市民化走的是一条自由迁移的道路，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初始阶段（1790～1830）。该阶段农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化水平非常低。因此，美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95%，而城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还都很小，人口超过2500人的地区就可以算作市区。随着海运业的发展，美国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于是大西洋沿岸地区逐渐形成如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等的贸易城镇。随着1825年连接纽约与五大湖区的伊利运河竣工，美国的外贸产业通过运河网络得以迅速扩张，向内陆和西部地区不断延伸，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城市逐渐兴起。城市数量少，城市人口增长不稳定，但在城市中从事商业、制造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人口比例高。
阶段二：加速阶段（1830～1930）。该阶段中美国的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城市人口高速增长，城市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快速发展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大规模国际移民的涌入。从移民的数量来看，1851～1920年的70年间，年均移民数量多达39万人，与同期美国国内的人口自然增长之比达到了56.5∶100。从移民的构成来看，大部分移民来自英、德、法等欧洲发达国家，并且多为产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为美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冶炼、纺织等诸多工业技术和知识。其二，本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美国本土工业化的发展在空间上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使得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发展。国内东西部地区之间运输网络的完善，在促进美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由东部向西部推移。美国经济逐渐由农业产业主导转变为以工业产业推动的新格局。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2%，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转而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
阶段三：郊区化阶段（1930年至今）。城市郊区化也称为“逆城市化”。然而它并不是城市化的逆过程，而是指市区人口向郊区或卫星城市转移的过程。郊区化不仅可以有效化解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还促使中心城区完成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信息交流和经济决策的中心。随着郊区化的深入推进，城市工商业也向着潜力大、生态环境好和经营成本低的郊区转移。据统计，过百万城市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880年仅为3.4%，到1930年为13.3%，达到最高比例。在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再加上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以及汽车在家庭中的普及，人口逐渐由城市向郊区迁移，据统计截至1980年，城市人口占比仅为7.7%。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美国近郊住宅面积与城市住宅面积之比从23%上升到37%，郊区人口数量从1950年的4023万增长到2000年的1.4亿，郊区人口比重由26.7%增长到49.8%。几十年来郊区人口稳定增长，其中20世纪60年代增长最快，而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相对于郊区来说显得缓慢，非都市区的人口则有升有降。从城市中心、郊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的过程来看，美国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1950～2000年，美国城市人口增加了1.3亿，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
郊区化并不是将“城市化”分散的过程，而是一国和地区实现了城市化后其城市人口分布状况依据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在城市区域进行动态调整的过程，它并不是“非城市化”的分散化过程。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全球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的影响，郊区至城市之间的通勤成本加大，加之政府对中心城区的环境治理与改造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居住在郊区的人口重新迁回中心城区，开启了“再城市化”的序幕。
3.1.2.2 美国农民市民化特点
美国城市化的历程大概经历了100年的时间。截至20世纪末，美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成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结合美国三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自由迁徙、自上而下的非农化
相对于英国圈地运动导致的农村人口强制性迁移而言，美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则是自由和自然的流动过程，以此称之为自由迁移模式。这种人口的自然迁移可归结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源于美国人的冒险主义和开拓精神，外因则是政府对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公路、水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大批农村人口得以顺利转移到城市，为美国工业经济腾飞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人口迁移方向也不同。在集中城市化阶段，人口主要从农村迁向城市，而在郊区化阶段，人口又从大都市区内的市区迁向郊区。从人口区际迁移的角度讲，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东北部和南部地区迁向中北部和西部，美国一百多年来的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在地区分布上趋于均衡，西部和东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20%左右，而南部和中北部的人口比例各在30%左右。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美国工业以及城市的地理分布由工业化初期的不均衡性，在内战后逐步走向均衡的过程。人口自由流动促进了美国的城市化，人口区际迁移过程与美国区域发展以及城市化由发散走向收敛过程刚好一致。美国学者查尔斯·卡尔洪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
（2）内生动力推进城市化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受到战争、自然灾害、行政干预等外生、偶然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比较小，更多的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区域发展阶段来看，在美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始于东部地区。这是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南北战争结束至1920年期间，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作为重工业区的中西部地区脱颖而出。1960年至今，随着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崛起，以高科技产业聚集区为代表的太平洋沿岸以及南部地区异军突起。纵观上述阶段，美国城市的发展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形成了“城市体系—大规模郊区化—大都市区”的发展格局。美国区域发展由发散到收敛的过程以及城市空间形态由点状、线状再到面状的发展过程无不体现出内生性特点。与政府出台的城市化相关法规政策相比，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等这些内生性因素才是真正引领美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因。
（3）跳跃性与渐进性城市化并存
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同，美国属于移民国家，其历史并不悠久，其社会经济发展也远远晚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最初，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领土仅限于大西洋沿岸，南北独立战争之后，才逐渐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其中，东北、中西以及南部地区，因地理位置优越经历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西北地区则相对独特，作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其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没有经过农业先行的发展轨迹，直接走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在开发西部之初，采矿业成为先导产业，催生出以投资者、产业工人、商人等群体为居民的城镇，城市文明的初级阶段就此产生。虽然，随着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许多城镇逐渐消失，但是之前所产生的城市文明并没有消散，而是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升华，为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美国城市不仅与工业化同步而且还与西部大开发息息相关。西部地区这种跨越农业发展阶段的城镇化模式成功地甩掉了由于农业产业问题所产生的历史包袱，其城镇化速度远超东部，成为全面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因此，美国城市化过程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道路。
3.1.2.3 美国农民市民化促进因素
美国农民市民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非常发达，尤其是汽车的普及使劳动力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城镇空间上自由转移；在制度方面，由于美国的城市化具有内生属性，基本是依靠市场经济推动，因此政府并没有过多地采用行政干预手段，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劳动力的培训、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培育之中，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综合职业素养达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最终目的；在社会层面上，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劳动力转移情况非常普遍，并且大部分转移的劳动力都能够很快地被当地城镇所接受，因此城镇化率提升速度相对较快。
美国农民市民化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美国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化过程是建立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美国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自治宪章，如果社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规模具有了城市的特征，地方组织可以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市，国民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体现。
3.1.3 日本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和特征
3.1.3.1 日本农民市民化历程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城镇化发展的后起之秀，其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始于明治维新时代。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533万增长到1.1亿，城镇化率从11.75%提高到86.3%，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人口、经济和城镇化都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5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一百年才能完成的城镇化历程。具体而言，其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过程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一：早期城镇化时期（明治维新至20世纪40年代）。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经济始终以农业产业为主导。据统计，1868年日本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9%，第二产业仅占4.1%，二者悬殊。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日本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劳动力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日本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才开始设立市制。严格说来，日本的城市化正是从这时开始正式起步的，日本在1889年的城镇化水平为5%左右。
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农业产值逐渐被工业产值超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聚集，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898年的11.75%上升到1920年的18.04%。但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2%，比例依然居高不下。城市数量从1888年的37个上升到1920年的85个，而农村的数量从58433个减少到10796个。从1889年到192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仅从10%上升到18%，到1950年也仅为37%。从1889年到1950年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年均仅提高0.44个百分点。
阶段二：重建初期城镇化时期（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停滞。大批城市居民为了躲避战火纷纷转移到农村。战争使整个日本遭受重创，城市由于轰炸受到了严重破坏，如东京就有56%的房屋毁损，51%的居民无家可归。二战结束后，由于大批复员军人、海外回归人员、城市疏散人员返回农村，农村人口剧增，城市人口急剧减少，城镇化水平由1940年的37.72%下降为1947年的33.11%。虽然城镇化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然而同期的城市绝对数量却在持续增长。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不再占据社会思想主流地位。大量的民众从战争重灾区涌入东京、大阪等恢复较快的大城市。为了配合日本政府提出的政策分权以及人口、经济的集中政策，在战争后的十年时间里，东京增加了150万套居民住宅，但其中有75%为私人搭建，从而出现了大面积的贫民窟。为了调控大城市人口的无序增长，解决产业过度集中建设的问题，尽管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相应调控。但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并没有较好地贯彻国家政策，这让国家政策取得的收效甚微。
阶段三：加速城市化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1956～1973年，日本经济经过调整终于迎来了黄金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协同高速发展，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6%，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递增率达到3.6%，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日本全国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入城镇化发展中期——加速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从整体的集聚动力来看，工业产业带与三大都市圈的空间复合，为日本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带的基础上，日本制造业进一步高度集中在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名古屋—东海道的临海工业地带，尤其是出口型产业进一步向港口工贸城市集中。1975年，三大都市圈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9%、37.9%和52.8%。
阶段四：完善城镇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1980年以后，由于受到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日本的经济增速迅速下滑。再加上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农村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在缺少工业支撑的局面下，城市对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明显降低，城市化增速显著下降。1996年城市化水平为78%，仅比20年前高出2个百分点。200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68%，2005年为86.3%。
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日本主要的大城市均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城市交通日趋发达，因此在大城市之间的区域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由此形成。由于东京、大阪、名古屋等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城市过度拥挤，于是日本开始大力兴建和发展高速铁路和现代通信技术。由此，日本城市居民开始向城市的外部区域转移，形成了世界上最现代的城市空间形态。从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横滨、京都等大城市的人口发展状况来看，人口的持续增长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大阪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而后除横滨以外的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此状况。以东京为例，据统计，1990年东京3个区的总人口为816万，到1992年减少了17万，总人口降至799万。然而，大城市人口的负增长并不意味着其经济的衰退，而是日本大城市以外的郊区在交通、住宅、通信等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城市居民迁移至此，这一时期日本郊区化特征非常明显。
在郊区化的同时，日本都市圈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日本向信息社会过渡，承担生产职能的工厂进一步从都市扩散到周围地区，甚至从周围地区转移到海外，而承担中枢商务职能的都市圈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人口再次向都市圈聚集，而且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圈的半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京圈最终形成了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巨型城市带）。
3.1.3.2 日本农民市民化特点
日本国土面积狭窄，南北狭长多山，资源匮乏，人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这样一个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方面必然有其独特之处。
（1）土地集中与劳动力转移的非同步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就对日本社会进行诸多方面的改革，土地改革便是其中之一。此次土地改革推行自耕农制度，即将土地廉价卖给农民。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长期为地租而苦苦挣扎的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日本的农业产业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但自耕农制度明确禁止农户对土地进行自由转让，土地的租赁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虽然此政策旨在保障广大农户的土地权益，却严重阻碍了土地的集中开发和利用，大大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率。
此外，经济发展推动了土地价格持续上涨。此时农户不仅仅将土地看作生产资料，更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资产，产生了严重的惜售心理。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土地向专业农户的集中，实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开始鼓励小农户向非农产业转型，但收效甚微。另外，由于农业收益偏低，日本农村中存在大量的兼业农户，造成虽然农村劳动力已进入城镇工作，却不放弃其土地权益，将土地视为缓冲地。一方面将土地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资产，持土待沽；另一方面，将土地作为失业或年老时的最后的生产依靠。因此，日本出现了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很快，但农户以及农场主数量减少的速度远不及前者的尴尬局面，使土地流转和集中受到严重阻碍，既没有实现农业产业的规模经营，也没有实现国内粮食的自给目标，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鲜明特征是：虽然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镇，但其不放弃土地权益。因此，农村的土地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获得提升。据统计，从1960到1975年的十五年间，日本农户的数量仅下降了不足20%，而同期的农业从业人口却减少了50%。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在从事非农工作的同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权益。1955～2000年，日本农户数从600万户下降到227万户，但其中经营1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一直占总农户数的半数以上。1960～1985年间，农户户均农地面积从1公顷仅上升到1.22公顷。从以上数据来看，日本的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还远未实现。
（2）以兼业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日本劳动力转移的显著特点即以兼业方式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分为两种：其一是异地转移，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众多农村青年抓住时机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其二是就地转移。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区域开发逐步扩展，日本的工业布局逐渐分散。一些工业企业转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农村，由此农村的非农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使得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促进了农民的兼业化。所谓兼业化转移，就是农户在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同时，不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经营，以便减少失业风险，提高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兼顾他业的农户称为第一兼业农户；以他业为主，农业为副的农户被称为第二兼业农户。据统计，1955～1975年的20年中，日本农户总数从6043万户降至495.3万户，同时，兼业农户数却从393.7万户增至433.7万户，占比也从65.1%上升至87.6%。1953～1975年，日本农民的农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6.4%，非农业收入却占了73.6%。1960～1985年，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第二类兼业农户比重大约增加了40个百分点。其中，在1979年全国从事农业劳动的1264万人中，有846万是兼业者，在兼业农民中有82%是雇佣工人。农村工业化进展迅速的富山地区以94%的兼业率居于全国之首，那里只有6%的专业农户。可见，日本的兼业用户正在逐步由第一兼业农户向第二兼业农户过渡。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已经成为家庭的副业，农民已经变为拥有土地的非农产业工人，其兼业化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即距离大城市越近的农村，兼业农民数量越多，第二兼业农户数量也越庞大。高速增长的经济使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农产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兼业转移模式在为转移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也存在阻碍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消极影响。
日本的国土资源有限，人多地少，这是农户普遍兼业现象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大部分农户均抱有“持土待沽”的心理。此外，日本的兼业农户规模很小，日本机械也适合小农生产，农民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完成农业劳作，所以兼业生产并不困难。此外，战后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扶植和保护，使日本农户可从农业中获得较有保障的收入。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政府的组织性大大克服了小农体制与现代化要求不适应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努力采取措施保障农民的农业收入。这些措施的持续稳定，使日本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可获得稳定的收入，因而不太愿意放弃小块土地，即使外出有了稳定的工作，也将耕种田地收入作为自己收入的补充，因为它与劳动的付出相比较是划算的。然而，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兼业为主，造成了很多没有效率的小农场，他们受到国家农业政策的保护，再加上日本政府对农业的巨额补贴，使得农业技术和制度不能适应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发展，导致日本农业日益成为一种无自立能力、低效率的产业，使得日本农业的整体效率难以提高，从而削弱了日本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3）工业化带动城市发展
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推行城市化以来，工业化的城市化逐步发展。20世纪30代日本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城市的工商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户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的急速减少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据统计，城市人口比重由1920年的18%上升到1940年的35%，非农就业比重占75.3%，城市化达68.1%。港口城市和滨海工业特区出现，开始向重要工业城市集中，形成了重要的工业区，如京滨、阪神、中京和北九州工业区等。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临海地区工业用地的开发，大城市周围新开发工业的集聚，极大地加速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城市集聚的现象。仅占国土面积14.4%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就是最典型的以工业带动城市发展的范本。
（4）政府宏观整合，力求均衡发展
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主要靠市场和资本的运作，通过商品经济自然地促成城市化，而日本是通过制度和法律的顶层设计推动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通过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推动了城市化，以及日本的町村合并政策、政令指定都市等的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城市化的法律和政策，由政府主导处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矛盾。在发展工商业方面，政府积极地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1961～1962政府颁布了《促进不发达地域发展法》和《促进新工业城市建设法》，计划统筹建立一个连接东南各海湾的特大城市群地带。后来，政府又开始通过国家的产业政策将工业和投资分给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周边的卫星城市和中小城市，以推动日本城市群的均衡发展。
（5）“以点带面”，协调发展
日本首选高度集中城市化战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它不是孤立地发展大城市，而是平衡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使得城市化水平比较均衡，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日本在战后城市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过程中，首先选择的是大城市发展战略，形成了东京、名古屋和大阪几个“大都市圈”，即以某一个大城市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周围发展卫星城，再向外辐射与扩展。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一战略选择是成功的。在选择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同时，并不是孤立地发展大城市，置农村发展于不顾，而是有计划地实现城乡一体化。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日本根据城市化的不同阶段五次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以解决城市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为了缩小地区间差异，防止城市过大化，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日本开始实行分散工业布局，指定了新产业城市和工业特区。针对各地区的特点，提出了区域建设的基本方向及地区中枢城市和核心城市的重要功能，同时强调了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地区总体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6）变“危机”为“契机”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过许许多多问题，过度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许多城市病发生。例如，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病、城市住房问题、道路拥堵问题，等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着手治理这些城市问题，不仅采用各种科学技术降低污染，而且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从法律角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颁布的《环境基本法》确立了新的环境政策方针，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污染以及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全部纳入法律体系。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以节约资源、促进资源再利用为宗旨的环境保护措施，提出构建以抑制资源消费量、减少对环境压力为目的的“循环型社会”的构想。同时，日本国民针对国内的环境政策提出改革意见，向政府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随着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推动，日本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的环境问题也得到大力解决。今天日本的节能环保技术、节能环保产品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总的来说，日本的城市化和欧美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工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而分离出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快速的工业化所消化，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快速的工业化使农村劳动力迅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人口与土地彻底分离。少数的专业农户拥有大量的土地，管辖着大规模的农场。由于这些国家的农业实现了规模化经营，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再加上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的帮助，欧美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然而，日本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发达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日本的工业化起步晚于欧美国家，它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节省开发研制机械技术的时间。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与此成正比的是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是惊人的，远远快于欧美国家。日本人多地少，农业兼业经营现象普遍。兼业转移的劳动力转移方式使农户与土地不能彻底分离，土地不能集中到少数专业农户的手中。因此日本的土地集中程度相对来说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日本耕地规模小，增加了生产成本，现代化农业设备的使用受到限制，因此日本农业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农业生产率低下，导致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率使日本农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期，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显著，工农业收入差距还很大，城市工商业仍然对农村劳动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就导致日本农村人才的大量流失。小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户的高度兼业化，使老人、妇女成为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主力，而本应成为农业生产主体的核心劳动力却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目前日本农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农村劳动力“空洞化”现象，农业生产后继无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欧美国家的专业农户相比，日本这样的弱势农村劳动力主体是没有竞争力可言的。简而言之，在日本，战后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工农业的生产差距，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很快，但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兼业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业中核心劳动力大量减少，给日本农业发展带来很多后遗症。
3.1.4 韩国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和特征
3.1.4.1 韩国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城镇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历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韩国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进程。
韩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阶段，1968年，韩国总人口数量减少；第二阶段，1977年，韩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超过农村人口数量；第三阶段，1990年，韩国城镇人口占比达到74.4%，如果加上镇一级人口，城镇人口比例高达82.7%，城镇化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以上三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将韩国城镇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和成长阶段。1960年韩国开始农民市民化进程，在这个时期，韩国政府着手处理人口流动过大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并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布局。但真正的快速增长出现在1968～1977年，因为这个时期韩国政府在农业生产上大量采用了机械化农具，进而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力，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韩国政府先后四次实施了以首尔为中心的经济开发计划，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这个时期韩国的城镇化出现了以首尔为中心并向东南沿海集中的趋势。
第二阶段，加速阶段。这一阶段为1977～1990年，这个时期是韩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时期。因为韩国政府开始大力处理通货膨胀问题，企业竞争力大大加强，出口产品开始大幅度增加。这是韩国历史上经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并顺利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同时韩国人口快速增长，以首尔为例，由60年代末不足300万人，激增到1998年的1000万人，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城市之一。人口城镇化水平由1960年的28.3%增至1985年的74%。
第三阶段，后城镇化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城市人口增速放慢，城市人口年增长数量由原来的100万减少至45万，直至2003年降低至35万。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韩国人口的老龄化，农村人口输出不足。还有韩国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人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韩国城镇化的进程，韩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必然要求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促进了集聚效应，形成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韩国的大城市、新城市基本都集中在交通主干线的枢纽地区，例如，沿海港口（釜山、仁川）、首都城市群（安山、城南、高阳）、工业区（马山、昌源）等。针对韩国人口由农村向城镇的流动，韩国政府历来重视政策的导向作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抑制流动政策，到70年代又开始实施人口分流政策，再到后来的城市收容政策和扩建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保证了韩国社会人口出现了多次大的流动时期，但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3.1.4.2 韩国农民市民化的特点：快速农民市民化
韩国的城市化起步晚，但是依靠工业化驱动，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推进速度非常迅速，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升。韩国的城市化推进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韩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同时也助推了韩国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政府主导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定了工业集中在城市布局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宽松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城市的集聚功能。
第二，韩国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伴随而生的城市病问题也非常多。工业化进程使韩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由此也带来了各种问题，比如城市人口膨胀、房地产价格高涨、交通堵塞，农村出现空心化、务农者高龄化、劳动力短缺，有的村庄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首先，农村空心化和高龄化问题突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韩国农村人口迅速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镇，从而使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农业劳动者的大量流失，使韩国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后继乏人。其次，农业生产能力下降，许多农产品只能依赖进口。农村劳动力的快速流失，使得韩国粮食、肉类、蔬菜、水果等自给的代价增加，这些物品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高出许多。尽管政府严格控制国外农产品进入韩国，但国际贸易自由化势不可当，韩国政府最终不得不让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韩国农产品供给进入了不得不依赖进口的时代。再次，农民收入减少，农业农村经济问题凸显。韩国工业化驱动快速实现城镇化的实践，尽管成效显著，但因忽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日益变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一是农村务农者大大减少，而且趋向高龄化。二是农业生产成本日渐增高，农民增收困难，加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导致韩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矛盾突出，影响了韩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三是城市交通建设、城市地价暴涨等问题制约韩国内需经济。交通建设是发展的命脉，但由于韩国的农民市民化发展过程主要集中在机动车未普及时期，因此老城区道路狭窄，停车位严重不足，开车出行的最大困扰就是停车难。主干道的最右侧车道经常被临时停放的车辆侵占，造成通行压力增大。密集的人口使得上下班时间市内道路拥堵严重，而在重要节假日期间，人群在城市之间的移动往往造成高速公路的瘫痪。此外，城市人口超短期间、超高密度地集中使得土地价格暴涨。地价的暴涨尤其集中表现在首尔等大城市，房地产泡沫严重。随着韩国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韩国房地产市场从2007年开始步入下行通道，交易规模持续缩小，价格不断走低，一些参与房地产投资的普通民众不堪贷款重负，沦为房奴甚至信用不良者，这已成为韩国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
第三，政府对问题的反应比较迅速，建设和治理同步进行。
第四，韩国的城市化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儒家文化和韩国民众的国民意识都影响了韩国城市化的发展。韩国城市化的这些特点在韩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1.5 拉美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拉美国家和地区迎来了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历史时期。随着二战结束，拉美地区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拉美地区的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国家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城市化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拉美国家迎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国家战略，促进了重工业发展，同时这些重工业基本分布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因此国家建设的大量资源也投入这些较大的城市。在农村，拉美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此外，国家减少了对农业产业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造成农业产业的衰退，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难以维系生活。基于以上原因，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并且大部分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几个城市，因此导致拉美地区在那个历史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的大城市人口平均每十年翻一番，而这些城市又缺乏足够的产业基础和就业能力，因此造成大量人口失业，形成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到了人口总量的60%，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人口比例只有两到三成，大约25%的城镇人口只能生活在贫民窟，这就造成了“过度城市化”的问题。这里着重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例阐释拉美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3.1.5.1 巴西农民市民化发展历程和特征
（1）巴西农民市民化发展历程
巴西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过独立斗争最终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巴西在南美洲国土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经过长期的发展，巴西已经成为南美洲人口最多且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在此期间巴西的城镇化建设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其城镇化进程可以划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第一，城镇化初期。巴西的城镇化起始于殖民地时期，终止于20世纪30年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由于巴西是隶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其主导产业主要是种植业和农产品初级加工及原材料供应，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程度非常低。最早形成的城镇，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都是为服务殖民地经济而建设起来的。巴西最初的城镇化人口并不是由国内农村转移而来，而是大量的欧洲人口移民而来的。19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的铁路建设和咖啡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巴西的城镇化发展，铁路沿线和咖啡种植及交易集散地产生了大量新兴的城镇。19世纪后半期，大量欧洲移民涌入巴西，迁移人口规模约400万人，这也极大地推进了巴西城镇化的进程。此外，随着19世纪末巴西奴隶制度的彻底废除，巴西国内自由流动人口大增，基于以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巴西的城镇化规模和速度都显著提高。
第二，超工业化的过度城镇化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巴西城镇化建设进入超工业化发展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城镇化的速度，巴西城镇化进入过度发展时期。在瓦加斯革命后，巴西政府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的国家战略，进而推动了中心城镇的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随着巴西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业产值急速增加，1967～1974年巴西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年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历史上称之为“巴西奇迹”。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巴西国内的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开始显现，例如，圣保罗市在这一时期人口开始激增。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巴西国内的沿海城市的人口也开始大幅增加。巴西的城镇化率由1950年的36%快速增长到1980年的67%，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半个世纪才达到的城镇化水平。同时，据统计，人口为2万以上的城镇由1950年的96个激增到1980年的496个，并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城镇化分布体系。现在，巴西已经达到高度的城镇化水平，但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圣保罗等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化分布出现了不均衡的情况，巴西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城镇人口失业现象和城镇人口贫困化等社会问题。
（2）巴西农民市民化的特征
现在巴西的城镇化水平达到了90%，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达到了98%，城镇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出现了过度城镇化的一些共性问题。巴西90%的人口集中在国内的大中型城市及卫星城市，因此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人口不足的现象，大量农业用地被闲置而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巴西的农业生产主要采用大型农场集中耕种和管理，而这些大型农场的数量有限，虽然采取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仍有大量农业用地没有被开发利用。在巴西众多大城市的周边分布的众多卫星城市（即小城镇），人口数量由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些卫星城市的周边分布着巴西的农业、种植业、畜牧业等传统产业，同时也分布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公司，这样为小城镇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了卫星城市的发展。但巴西的大中城市和卫星城市的周边也分布着大量的贫民窟，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失业率和犯罪率都很高，例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市，贫困人口占到了城市人口总量的20%。
3.1.5.2 墨西哥农民市民化发展历程和特征
（1）墨西哥农民市民化历程
第一，城镇化初期。墨西哥的城镇化初期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迪亚斯总统上任之后开始了墨西哥的城镇化。迪亚斯总统通过大力发展采矿产业、大力建造港口和铁路，并推动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墨西哥北方及内地城市如瓜达拉哈拉、梅里达等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1803～1884年墨西哥城镇人口由13.8万人增长到30万，到1878年，墨西哥有52个人口超过1.5万的大中小城镇，其中铁路建设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墨西哥，进而促进人口增加。19世纪末，墨西哥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但农业的主体地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20世纪初墨西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5%，当时墨西哥全国人口1360万，城镇人口只有143万，10年后城镇人口增加到178万，年均增长率仅为2.2%。到了1930年城镇人口增长到289万，城镇人口比重提升到17.5%。墨西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两个原因分别是：第一，城镇化推动力量来源于1910年国内革命；第二，与美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使得边境城镇华雷斯、华纳等经济得到发展。1930～1940年的10年间城镇化速度有所减缓，由前10年的平均增长3.6%下降到3.1%，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墨西哥国内实施的土地改革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数量。
第二，过度城镇化时期。墨西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进入城镇化过度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城镇的数量和规模急速增加，城镇人口数量激增。1940～1950年的10年中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60%，创最高历史纪录。1970～1990年的20年中城镇人口达到2467万人，增长了112%，而全国人口增长率仅为66%，城镇数量增加到153个。城镇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墨西哥城，由1940年的176万提升到1970年的6687万人。到了1990年人口规模在10万至100万的城镇达到了56个。造成墨西哥过度城镇化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而促进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第二，由于墨西哥国内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生活水平，城乡二元现象较为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出现了墨西哥的过度城镇化问题。
（2）墨西哥农民市民化特征
波菲利奥·迪亚斯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工业获得迅猛发展，城镇化由此起步。到20世纪初，墨西哥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总的来说，墨西哥的城镇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可称为城市化初期阶段。由于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墨西哥在20世纪的前40年城市化进程迟缓而曲折。1900～1910年，由于受制于庄园生产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迁移，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靠居民的自然增长。城镇人口从1900年的143万增加到1910年的178万，年均增长率为2%。1910年后革命的推动导致国内流动人口的增加，1910～1930年，墨西哥城市人口占比由11.7%上升到17.5%，城镇人口增加到289万，年均增长率为2.45%。1930～1940年由于城市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政府土地改革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城市化进程呈现减缓趋势，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由1921～1930年的3.6%下降至3.1%。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可称作超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1970年，墨西哥的城镇化率从42.6%增长到66.3%。欧洲国家用了50年的时间实现了城镇化率由40%提升至60%，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时间，而墨西哥仅仅在20年内就实现了。截至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单从数字上看，墨西哥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似乎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墨西哥的城市化确实是过度的甚至是畸形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墨西哥的城市化是在其工业化远远滞后的情况下“虚假”发展起来的。由于没有工业的支撑，仅依靠第三产业，使得墨西哥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墨西哥城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城镇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畸形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和城市贫民，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墨西哥的城镇化道路可谓教训惨重。
总结墨西哥城镇化发展历程，有两个特点。第一，大城市主导。大城市超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但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其承载能力，于是一些负面问题显现出来，形成大量的贫民窟，城市失业人口数量增加，大量入城的农民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进而导致城市秩序的混乱，引发犯罪等社会问题。第二，工业化基础较弱。墨西哥的工业化布局与发展是在政府保护和主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推进工业化发展，而墨西哥政府资本有限，只能通过其他的融资渠道获取工业化发展的资金，结果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企业市场竞争力差，无法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难以有效支撑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3.1.6 苏联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及特征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通过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现代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拉开了城镇化建设的序幕。1928年，在苏联五年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引领下，工业化发展进入提速阶段。大量的工业企业出现，尤其是重工业得到了显著发展。工业的发展带动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而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直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到1940年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2年的时间里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同时城镇化进程也取得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196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0%，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通过苏联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由于人口总量少，即使其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其城市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