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昌言》译注说明

这个译注本是根据中华书局2012年6月初印本《政论校注》、《昌言校注》（以下省称校注本）写成的，但个别地方做了修正和补充。

校注本的正文采用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严氏辑本主要根据《群书治要》、《后汉书》，并据唐、宋类书等的引文做了校补。译注本只注明辑文的主要来源，严氏校补的详情参看校注本。校注本对严辑原文的错字未加改正，仅在注中指出；译注本作为经典普及读物，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所以原文的错字都直接改正（限于有版本依据的），并在注中加以说明。

校注本原有的附录，译注本除了崔寔、仲长统的两篇传记予以保留并加译文外，其余佚文部分和历代评议部分都不收入。但个别佚文有助说明的，在《前言》中引述。

由于本书是辑本，各篇绝大多数没有篇名，为了便于称引，两书“阙题”的各篇前标注“阙题一”、“阙题二”等，每篇各段标注1、2等序号。由于《政论》全书皆无篇名，所以称引统一用“X·X”形式，如1·1即该书《阙题一》篇第一段，6·4即该书《阙题六》篇第四段，余类推。《昌言》有的有篇名，称引形式为“篇名·序号”，没有篇名的称引形式同《政论》。

本书注释尽量做到通俗化，对字义和词汇直接用现代汉语解释，不注明解释的依据（这些依据可参看校注本）。但个别字的原来意义和引申意义差别比较大，为避免读者困惑，则适当加以说明。同一个字或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解释，这是因为同现代汉语一样，古汉语中许多字和词是多义的，具体词义要根据上下文决定。对于某些古文献中的专有名词，如职官、制度名称等，译文如果难用恰当的现代汉语表达，仍照原文，则在注中解释。关于虚词，如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之类，是古汉语句子中最活跃的成分，掌握其用法对阅读古汉语至关重要，而它们在句子中起的作用，往往通过译文也难以看清楚，所以注释中也有选择地对一些虚词的用法和在句中的作用加以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古汉语，读者如嫌繁琐，可以忽略这部分不看。为省去读者翻检之劳，本书对较简单的字义解释一般采取重见重注，个别则用“参见”、“参看”某注。注释对一些不易掌握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汉语拼音。注意，这些注音只是现代读音，方便读者阅读而已，不是古代读音，不能作为研究古汉语文字同音假借关系的依据。有些字不需注音，但因声调不同而意思有别，对这类字可能有个别的不易区别音义，则注明声调。

关于译文，本书按体例要求以直译为主，但不完全排除意译。直译不同于死译。不顾古今汉语表达方式的区别，机械地用现代汉语模仿、套用古汉语的语法和句型，弄得不今不古，就是死译。用现代汉语的文字和句型，把古汉语原文照实表达出来，对于可省略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省，可补充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补，就是直译。直译做得过头了，就近乎死译。译者根据对古汉语原文的理解，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意译。意译如果做得自由些，往往等于转述大意。死译当然不可取。直译虽“忠实”于原文，但译文不可避免有生硬不流畅之处。意译虽流畅，但不能“忠实”于原文。翻译古文都会遇到这个矛盾（据著者体会，外文翻译工作的矛盾也是如此），不可能做到纯粹的直译而不掺入意译。对同一篇古文，不同的译者即使理解相同，译文也一定有差异，主要就因为各自对直译和意译掌握分寸不同，更不用说对原文理解有所不同了。本书的译文，只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辅助手段，绝对不能代替原文。建议读者先通过注释阅读原文，然后再对照译文，加深理解。这样，比直接看译文去理解原文效果要好，因为注释的部分内容是译文无法表达的。

辑本的文字，大都是从前人书中节录的片断辑出来的，有些还经辑者补缀成篇，所以辑本文字显然不及所佚失的原书通顺，有时上下文还缺乏连贯性。而本书译文又以直译为主，所以不少补充说明都在注释中交代，不能通过译文来表达。著者从未做过古汉语文献的通俗化整理工作，尤其对于古文翻译，不熟悉这方面的技巧和规律，所以译文难免有生硬之处，有待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提高。

孙启治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