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09—2010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府投资政策，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然而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具有短期化特征，民间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影响着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政府投资后继乏力，民间投资踟蹰不前，使我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2012年和2013年的全国GDP增速只有7.8%和7.7%，2014年第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更是降到了7.4%。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必须合理进行政府投资，最大限度发挥其对民间投资的杠杆效应，这就赋予了本研究以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七点：

（1）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投资不断市场化，政府投资逐步向民间投资让渡。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资一家独大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投资处于次要地位，外商投资作为辅助和补充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2）从理论视角探讨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挤进”还是“挤出”，结论都是十分脆弱的。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作用，取决于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对媒介变量的假定和选择。媒介不同，传导路径自然也不同，最终表现出来的净效应的方向和程度也就不同。

（3）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效应具有滞后性、长期性和显著性等特征。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显著的“挤进效应”，扩大政府投资会带来民间投资的增加。而且，该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激活力最强，中、西部次之。

（4）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投资的经济效应只在短期内发生，长期中它主要依靠挤进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间投资在长、短期中均对经济有显著贡献。也正因如此，只有启动民间投资，才能使经济转入内生增长轨道，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5）结构分析表明，提高民间投资的实际比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应向中、西部适当倾斜；不同领域中的政府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不同影响。其中在农业、研发、教育领域中表现为“挤进效应”，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中表现为“挤出效应”。

（6）关于政府投资的建议：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应避免“踩过界”而过多地干预市场。政府投资要有选择、有节制，要以改善公共服务、增进国民福利、短期刺激经济和吸引民资跟进为目的，不可盲目，更不可过分依赖。同时，政府要规范管理和强化监督，降低投资过程中的寻租成本，解决配置低效和资金浪费等问题。

（7）关于民间投资的建议：政策上要放宽限制、降低门槛，尽可能拓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增强民间投资者的信心。政府应从审批、信息、融资、税费、保障等各个方面，为民间投资提供力所能及的便利或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促资政策的制定要谨慎而行，并建立效果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