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地名汇编》后记

《〈水经注〉地名汇编》终于出版了。这是一种为了治郦而细心编辑，而我自己确实受益匪浅的工具书。问题是，此书是在一个不合法的时间里，在我偶然获得一种额外特权的时候，花了几年工夫编成的。“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是我们在“牛棚”里就牢记的“最高指示”。但是我所获得的这种额外“特权”，绝不符合“指示”精神，而是得之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偶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先后出版了五部治郦论文集，又点校了好几部不同版本的郦注。而这部《汇编》（稿本）都是我的重要依靠。但直到不久以前，当我看到这部稿本时，总不免心有余悸，甚至感到惭愧。所以对整部稿本（包括《前言》），都深感痛定思痛，一直不愿出版。

现在既然即将付诸出版，我不得不写一篇《后记》，目的是两者：一是为了说明《汇编》的来源，二是为了敦促我出版此稿的各位朋友们，向这些先生女士们感谢。

提起《汇编》的来源，实在就是我感到惭愧和痛定思痛而长期搁置不愿公开问世的原因，而且为了交代这种原因，又使我不得不涉及我们在20世纪经历的这场史无前例也是世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这场“革命”的重灾户，而这部稿本恰恰是在这场“革命”的夹缝里的产品，所以在灾难过去以后，我不愿提及甚至回忆这些残酷和恐怖的经历，因为这会使我不寒而栗，半夜从噩梦中号叫起来。《汇编》的确是部有用的稿本，但我实在对此感到痛心和惭愧。回忆“牛棚”里的日子，地理系房子小，“牛棚”分成几处，在我这个棚中关了七人，其中悬梁者一，跳楼者一，服毒者一。要自己丢命，这或是上头人正中下怀的，而且在这十年灾难期间，自己丢命的人也确实多得难以数计。但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怎能忘得了。身边的人悬梁跳楼，而我却出来写成这部书稿。所以1980年以后，我一面依靠这部稿本写论文，一面常常热泪盈眶。

我是在1966年“五一六”号令颁布以后就关入“牛棚”的。罪状之一是我写书出书。当时，地理系没有人写书出书，整个学校里也很少有人写书出书。而我却已出版了十三本书，无非是《淮河流域》、《黄河》、《祖国的河流》之类。但这些都算“毒草”，每棵毒草都要批斗一次，有时是弯腰屈膝地听，有时还要让你跪着听。道理很明白，乱写书就乱读书，而这些乱写的书，也会毒害许多别人。1950年以后曾经担任文艺界重要领导人的韦君宜，在她恍悟以后所写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曾有这样几句：“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 …别的书都是反动。”（104页）

我关入“牛棚”还有一件更大的罪状。因为过去曾经写过有关《水经注》的文章，引用过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推崇郦书为“宇宙未有之奇书”的话，也引用过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中推崇郦书为“圣经贤传”的话。虽然这些文章都是早年写的，但是在灾难时期这还得了。他们说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当然是韦君宜女士《思痛录》上提出的“一本”。于是我显然是全系“牛鬼”中的特大号人物。

1969年春节前后，或许是系里房子少，“牛棚”分散，也或许是一个牛鬼要几个造反派轮流管辖，他们也感到不耐烦了。所以一大批“牛鬼”被宣布“解放”。所谓“解放”，其实只是晚上可以回家而已。剩下来不获“解放”的就是我这个最罪大恶极者。原来的这个容七八人的“牛棚”，现在成了我一人的包厢。因为还得间或来监视一番，训斥几句，对他们也是一种负担。所以这年4月中，一个清早，工宣队队长拿给我一个条子，气呼呼地说：今天晚上你挑了自己的铺盖回家，明天和他们（指已经“解放”的“牛鬼”）在一起。他给的条子是傍晚可以挑铺盖出校门的通行证。

晚上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心里又想到，平白无故地关了几年，最好能留个“牛棚”纪念吧。“牛鬼”一进“棚”，就得每天晚上在向毛主席请罪以后写一篇“牛鬼日记”，本子挂在“牛棚”门口，让造反派检查，写完一本再换一本。写完的都堆在“牛棚”中的一个柜子里，没有哪一个“牛鬼”敢于在“解放”时带走他的《日记》的。而现在，“棚”内只有我一人了，监视我的几位红卫兵也又不到任了。因此，我计上心来，把存放在柜子里的我自己的好多本《牛鬼日记》，包括当天已挂在“棚”外的，一起收起来，打入我的被包，晚上挑出校门，回到家中，家里人当然高兴，因为本来只在借故“探监”时才能见一次面，现在每天都能回家了。而我特别慰藉的是，那么多“牛鬼”，恐怕只有我带回全套《牛鬼日记》。现在，一大包《日记》仍在我手上。虽然事过境迁，但毕竟是关了几年的收获。如我夫人当时所说：“将来给子孙看看也好。”

第二天一早，就到系里和“他们”在一起了，大概有近二十人，身份当然都仍是“牛鬼”。是一间教研室的办公室，每人都有座位。整个上午就读韦君宜女士书上的“一本”，特别是“一本”中最精华的被称为“老三篇”的部分。但按我的观感，“牛鬼”们表面上一本正经，其实都是有口无心。厌倦了，到底算不上“圣经贤传”，更算不上“宇宙未有之奇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下午就服劳役，打扫厕所，掘地种菜，还有其他一些临时差使。当时还没有退休制度，何况是当了“牛鬼”的人，所以几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也得照样干，只是“牛鬼”之间自行照顾而已。

我的事终于在一天发生了。我记得这一天是由一位“牛鬼”领头恭读“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忽然听到敲门，工宣队长亲自进来，“陈桥驿出来！”点名叫人是常事，大概都是当年称为“外调”的差使。即外面来人调查一个曾与被点名者有过某些关系的人，有的无非是同时在一个学校教过书，或是出现在同一本什么通讯录上。因为“外调”是公差，杭州是大家都想来玩玩的地方，所以“外调”的事很多。但这一次是工宣队长自己来。我应声而出，与他到一间专供“外调”的房间，即发现“外调”者由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陪坐在一张柳条椅上。“外调”要革委会副主任陪来，我当然立刻感到不是小事。一般“外调”，假使被提者是“牛鬼”，是要站着应对的。但这一次大有不同，与革委会副主任并坐着的那位，在我刚到门口时就摆出一副笑脸，并且说：“陈先生请坐。”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过“先生”这个称呼了。我只好进去，勉强地在一把木椅角上坐下。他一直向我微笑，打开皮包，取出一张文件：陈先生，这是我们重印（当时尚无复印）的国务院文件，请您好好看看。我实在心慌意乱，虽然接到手上，但是无心细读。大意是：“文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只是对国外知识少了一些，经调查，国内的九个省市有翻译力量，由此九个省市组织，翻译一套外国地理书，由此九个省市的出版部门革委会负责审查出版。我因为心慌意乱，只涉猎了文件的大意。关于此事，商务印书馆的陈江先生有一篇《“文革”中的地理书籍出版情况》（《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详述。

这位先生接着说：九个省市中有我们浙江，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出版部门革委会经过和四所高校（指浙大、杭大、医大、农大）反复讨论，又与你们学校（指杭大）仔细研究，最后决定请你陈先生承担这个任务。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心惊肉跳，我是地理系指定的头号“牛鬼”，进入这个后来被人称为“小牛棚”也是最后一个，怎能承担国务院文件的这件大事？所以我立刻站起来，连声说我的立场观点远未改造好，不敢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我想把文件还给他，但他不接受。而在旁一直板着面孔的校革委会副主任，严肃地开腔了：这是命令，你遵办就是了。

于是我只好暂时离开杭大，到出版局报到。但他们绝不在意我的“牛鬼”身份，对我很客气，上上下下都叫我“陈先生”。一位我叫不出姓名的头头，还和我说了一番训勉和感谢的话。我要钱、要介绍信，他们都立刻照给。我夫人也说我居然时来运转，但我实在忧心忡忡。

我编辑《〈水经注〉地名汇编》是从接受翻译任务开始的。所以下面要感谢在以后几年中帮助过我的朋友和老师。帮助过我的人很多，只能写几位最重要的。

我面临的困难首先是版本。系里英文原版有的是，但都是50年代甚至更早的，我总不能用“文革”以前的版本从事翻译。我知道上海外文出版社革委会主任是周晔女士。这是离杭州最近也是规模很大的外文出版社，于是就跑去求她，这也是我应感谢的第一位。开始她一口回绝。但当她听出了我的绍兴口腔而且知道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她不能说绍兴话，但懂得，因为她是周建人先生的女儿），或许是乡情引起了她对我的关怀。她告诉我，在这个时代，有哪一家图书馆还能引进外文书？只有北京有一所特殊单位的图书馆（她称此馆为“独立王国”），他们照进不误。于是我立即登上“伊尔62”（当时沪京民航就只有这种苏联飞机），因为有国务院文件，又不知我是“牛鬼”身份。这所“独立王国”对我很客气，而且确实如周主任所说，引进了许多外文原版，否则确实是无处可得的。所以周晔女士应是我首先应该感谢的。

第二位必须感谢的是宗师季羡林先生。因为不知谁说我念过梵文，全国分工中就把南亚这一片分给了我，是为了这些国家的书中或许夹有梵文。我是在20世纪40年代因某种特殊需要而念过一点的，非常肤浅。我怕这些国家的原版上所夹入的梵文我对付不了，而全国的梵文肯定以季先生为首，所以去到北大拜见他，向他说明原委，请求在遇到困难时帮助我。季先生虽然是初见，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真是一位饱学谦虚的学术宗师。季先生非常客气地接待我，教导我有关梵文的许多问题，盛赞我用“天城体”写梵文的工整流利；但也谆谆教导我：梵文原来是用“天城体”书写的，但国内的印刷厂没有这种字模。现在，即使在印度，也有用拉丁化代替“天城体”的。这对我真是一种很大的启发。其实，我粗粗翻阅了几本南亚原版，夹入梵文的实在极少。但正是由我对他的景仰，曾经两次上北大晋见他，他工作很忙，但绝不考虑自己的时间，每次都与我长谈，而且是梵文以外的不少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二人都成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年年见面，每当大会报告的休息时间，我们常在外面茶座中长谈，他不仅告诉我战时在德国留学时的种种情况，而且还教导我做学问的许多门径和方法。毕生因梵文而幸遇这样一位宗师，实在由衷地感谢他。

我第三位必须感谢的是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先生。我由于从事翻译之便，曾在天津图书馆读了被胡适先生高度赞赏的《全谢山五校钞本〈水经注〉》，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言论稍有自由的时候，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此书的小文章，为他在香港所见。他立刻写信给我，并且寄给我好几部他的郦学著作。原来他是顾颉刚的高足、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著名郦学家郑德坤先生的好友。除了他自己的独著以外，也有几种是和郑先生合著的。从此我们就通信不辍。他功底深厚，所撰《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实在是我见过的记叙杨守敬的最详细和富于学术性的著作。他不仅把他的全部郦学著作（包括与郑先生合作的）寄赠给我，而且还把我应邀去台湾讲学时奔波多日都未曾购到的《胡适手稿》三十册寄赠给我。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决心整理历年搜集的资料，撰写一部详尽的《郦学研究史》，几次与我函商研讨，并且坚邀我为此书作序。我虽愚拙，但关系不同寻常，只好勉允。此书终于在1991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书中对大陆、港、台以及国际上的郦学研究史实，写得细致深刻，而对我更花了许多篇幅，推崇备至，实在使我汗颜。此书至今仍是郦学界唯一的一部《郦学研究史》。此外，他知道我手上尚有几种郦学著作，而且通过对山西省出版的一种普通期刊《地名知识》（主编是我熟友，曾为此到杭州向我索稿）的阅读，知道我必在从事郦书地名的整理，必有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他几次来信，希望我把这类书稿交他，由他送到台北出版。我不仅佩服他对大陆书刊阅读面的宽广，而且通过几篇短文，就能推断我必有这类著述。《汇编》确实早在我手上，但是由于前述原因，在大陆我尚不愿出版，到台湾出版形同逃避，更让我内心受到谴责，所以当然支吾其词，不曾给他知道我内心的创痛。而他在《郦学研究史》出版后不久就仙逝。我们结果只是多年神交。但对他关爱我的郦学研究，特别是获悉了我在郦书地名上下了大功夫，实在应该衷心地感谢他。

第四位值得受我感谢者是我的大女婿周复来君。他虽然不久前从银行行长职位上退休，但其实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已故的父亲是杭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杭大图书馆古籍浩瀚，多是此校前身浙江师范学院成立时（当时全省尚无文科高校）接收和兼并所得，所以成为当时国内七所可以进行古籍互借的高校之一。他对古籍见多识广，而且研究精深，复来当然受其熏陶。我是必须查阅古籍的人，所以相处甚好，受惠匪浅。“文革”开始，高校子弟，都属于成分不好的劣等种姓，随即被遣送到一个劳动“兵团”苦役。到20世纪80年代事过境迁才得回城。虽然在苦役中仍手不释卷，但毕竟受苦多年。由于他是杭大员工子弟，回城以后，杭大要为他安排工作。

事情又得回到1950年，当时，上头人崇拜苏联，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高校学科中，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所以各校经济系多被取消，而独尊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则成为各校均设的政治系中的一门必修课程。20世纪70年代之末，“工农兵学员”制度取消，代之以“择优录取”。于是各校经济系又纷纷恢复，复来被杭大当局分配到新建的经济系，并且任命担任此系的办公室主任。经济系同时又建立了一所实习性的银行，也由复来负责。当时，各类银行在社会上也纷纷建立，复来在金融上的才能，立刻为他们所赏识，经过与杭大的协商，杭州商业银行延请他作为一所分行的行长，直到不久以前退休。我的大女儿因回城较早，赶上了第一届“择优录取”，考入了浙江大学理工科。毕业后执教于杭州大学。而世纪之末，全国范围内又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杭州的四所大学（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合并成为一所新的浙江大学，我长女从而又成为浙江大学教师。新的浙大校区众多，为了让这次院系调整后的教师得到安顿，随即新建了一处规模甚大、条件优越的新宿舍。为了对我们加以照顾，让我女儿到正在兴建中的宿舍进行选择。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座向阳的最高层，两家毗邻而居，其实就是一家。而学校又不让阳台隔绝，特制玻璃拉门，让两个阳台也合二为一。我们请了一位从农村来的保姆，生活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现在又得回到《汇编》的事上来。我之所以应该感谢复来君，因为他即使在银行任上时，工作虽忙，由于两家住处不远，他对我的不少学术上的工作，是已经有所关心的。现在两家实际上已经合在一起，加上我夫人（她是农大教师）在长期住院治疗后于2008年去世，他对我的学术工作就关心得更多了。他是知道而且亲见我的《汇编》稿本的，但并不清楚这部稿本是什么时候编成的。前面已经提及这部书稿是在一个“不合法”的时间里编辑的，这个“不合法”的时间就是我莫名其妙接受翻译任务的那几年。说实话，翻译的任务实在简单，当周晔女士指导我解决了版本问题以后，一本一二百页的原版，依靠一本英文字典，我在旅馆里日夜运作，花不了两三个礼拜就译出来了。于是就用更多的时间辑录《汇编》。有时在家里，也用翻译的稿纸打掩护，其实仍然是做的《汇编》工作。译书是有国务院文件“保驾”的公务，而且是操作简易的。但《汇编》是我的“私货”，而且必须在各卷各篇中，一字不漏地把每个地名都查清摸透，得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当然，不管是“公务”和“私货”，在时间上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国家的大法是“最高指示”，国务院文件也不过是小法而已。许多“牛鬼”都在读“一本”、服劳役，而我却偶然藉此“小法”，花几年时间辑成了这个《汇编》稿本，并写了《前言》和每一类地名的说明。所以这部稿本虽然确实顶用，但我毕竟是个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人。在这部书稿面前，我怎能不想到，当我孜孜于此时，许多同仁还在蒙难受苦。这就是我内心的创伤，也是我不愿将书稿公之于世的主要原因。虽然复来经常敦促我付诸出版，但我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何况自从1980年以后，我的外事工作骤然增加，除了在校内接受外国进修学者外，还经常由夫人陪同到国外讲学，虽然在撰述郦学文字时常要用到《汇编》，但对这稿本，仍感不堪回首。

事情最后发生了没有料及的变化。因为我出国讲学多次，曾应聘担任过日本三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客座教授与一般讲学不同，与所在学校教授相似，开设一两门课程，每校都要讲满一个学期。各校都是聘请我讲授大学院（即研究生院）课程，而且重视语言素质，事前都请求我用英语讲课，以提高研究生们的英语水平。所以不少研究生，既向我学习专业，也有向我学习英语的。在东京及大阪时，该国收藏汉文资料最丰富的东洋文库，也有若干好学的中青年学者前来旁听，由于我夫人熟娴日语，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2009年年初，东洋文库重要负责人之一太田幸男教授，专函向我要求，该库正在开办“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水经注》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所以恭请我接受他们的专访，要我为他们解决不少疑难问题。我当然复函同意。随即约定日期，于这年4月某日，他们一行共十二位，为首者是太田教授，其余也均是教授或助教授（副教授）职称，这天午后在杭州舍下研讨。他们几乎把该库所有的拙著带来，提出不少与我研讨的问题。在许多需要我解释的问题中，地名是很重要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取出我的《汇编》稿本，因册数不少，摊满了我的一个大圆桌台面。由于汇编的分类细致，他们原来的问题，都藉此迎刃而解。为首的太田、池田、多田几位教授及其余多位，都对此稿本交口荐誉。他们知道这部稿本尚未出版，由于时近傍晚，他们的宾馆距舍下颇远，所以不便启齿借去复制。不过他们讯息灵通，已知我的家乡绍兴市府正在为我兴建一座“陈桥驿史料陈列馆”，所以已与宾馆约定，明日即以同一面包车去绍兴参观，或亦寓有可与该馆协商复制此稿本之意（其实该馆虽早以大型卡车装载我的全部著述及大量手稿等而去，但此稿本及《牛鬼日记》稿本等都留下未发）。我奉告太田先生，由于我的一再逊谢，以致此馆构建较晚，眼下尚未建成，劝他们不必前去。但他们坚持此行，已请宾馆与绍兴联系，认为即使尚未建成，看看馆舍外貌也好。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此后不到十天，即快递寄来精印此番专访的画册数本，封面是我的半身照相，署：“敬赠陈桥驿教授（财）东洋文库 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二十页的精印彩色照片中，也包括他们在绍兴参观尚未构建完成的馆舍在内。绍兴方面对此也很重视，特由此馆的直接领导人、绍兴市城建档案馆馆长屠剑虹教授亲自接待，所以屠教授也在此册之中（此册现收藏于绍兴市“陈桥驿史料陈列馆”）。

东洋文库的一个研究班有这么多成员（他们考虑到在中国的交通工具，尚未全部来华）, 《水经注》成为研究班的重要文献，求解的问题中涉及许多地名，而我又不得不取出《汇编》稿本，这些事都非我初料所及。这天来客多，讨论的时间长，搬动的书册多，特别是外宾对《汇编》的赞赏，由于全过程都由复来动手，所以他完全了解。他们走后，复来就与我说理，对我进行晓谕。他认为我绝不要再为《汇编》引起创伤的回忆。事情无非是提前摆脱了“文革拘留”几年。这正是因为出版界知道我的英语功底。而自由以后，一面译书，一面辑《汇编》，也是一举两得。我所谓的“不合法”时间，现在全国称“文革”为“十年灾难”，所以要说“不合法”，这整个十年都是“不合法”的时间。何况我多次出国，国际上对这荒唐残酷的“不合法”十年的揭露诅咒，我无非不在国内宣述。他去过欧洲，我长女也在美国一年，国外人士对这场“革命”的痛诋，实在不堪在国内重述。所以不必再耿耿于怀了。至于我认为《水经注》是一部并不普及的古籍，研治者不多，所以《汇编》作用不大。但从东洋文库的这些学者来看，治郦学者不仅国内不少，国外也大有其人。所以《汇编》是一部治郦的有用工具书，而且现在已经在国际学者中露面，应该是公开问世的时候了。他随即把我的书稿拿去复印并放大，并且不久就发往出版社。我因为他言之有理，未加阻拦，而他的动作迅速，几天以后就告诉我，全稿已经发到中华书局。开始我有些愕然，但后来平心静气地加以思考，我自己虽然不会这样快速地处理此稿，但复来的做法，还是正确的，所以对于这部工具书能够最后出版，他实在是厥功不小，是值得感谢的。

最后一位我必须感谢的，是此书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的王勖女士。我对她的感谢，当然与她欣然担任这部规模不小的工具书责任编辑有一定关系。但我对这位女士的钦佩，实在始于几年前她担任拙著《水经注校证》责编之时。当年我们通过信，从她对拙稿提出的意见中，让我顿时感到她的博学多才。当责任编辑，特别是学术著作的责任编辑，当然是要有学问的。承绍兴市府和家乡朋友们的错爱，在市内为我修建了一座“陈桥驿史料陈列馆”（除周一外每天开放）。收藏在此馆中的有我的专著、译著约70种，主编书及点校书约30种。每一本书都和责任编辑打过交道。我的体会是，除了极个别学术不够和少数责任不够的以外，责任编辑多数都是既有学术又负责任的。不过我愿意坦率地说，在我接触过的许多责任编辑中，论学术与责任，王勖女士应该是名列前茅的。我虚龄已八十有九，因为读书不多，学术显然不够，但责任还是有的。所以对于拙稿《汇编》的整理排校，我对王勖女士的感谢，不仅言出由衷，而且也是我的责任。

陈桥驿

二O一一年春月

原载陈桥驿编著：《〈水经注〉地名汇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87—2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