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贵族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包括学术界在内相当多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贵族不学无术，即使有贵族的身影出现在文化生活当中，也是附庸风雅之举。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上述看法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误导了人们对贵族的客观认识。实际上，在转型时期，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贵族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不仅程度不同地参与多种文化艺术活动，而且作为文化艺术活动的指导者和庇护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这一时期的文化走向。

一、贵族对文化活动的涉足

16世纪早期，英国贵族尚处于许多文化生活的边缘。这其中既有军事传统的影响，也有缺乏教育的因素。然而，随着贵族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开始广泛涉足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在贵族当中出现了一批学者文人。

从亨利八世时期的萨里伯爵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牛津伯爵，贵族在英国幻想文学创作中占有的份额是空前绝后的。在文学领域里，西德尼家族的影响尤其重要。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本人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早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的妹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写作田园诗，他的女儿、拉特兰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和他的外甥、彭布罗克伯爵威廉也是诗人。在戏剧领域，繁忙的政治家巴克赫斯特勋爵创作悲剧，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牛津伯爵创作喜剧，二者在当时都受到很高的评价。[111]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多默·斯坦诺普所作的《给儿子的信》是“以纯正散文写成的智慧宝库，是贵族阶级有关风度和理想的简洁指引，也是作者精密优雅的心思之动人剖白”。[112]财政大臣伯纳斯勋爵在业余时间翻译了几部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传奇和英雄史诗，其中最有名的是傅华萨的《见闻录》。[113]许多贵族对神学有着极大的兴趣。第四代贝德福德伯爵是10部对开本的神学沉思著作的作者。第八代芒乔伊勋爵是个热情的神学学者。贵族们对绘画艺术的痴迷也是尽人皆知的，少数贵族甚至亲自拿起了画笔。还有一些贵族涉足“科学”实验。16世纪中叶，第二代坎伯兰伯爵“沉溺于炼丹术、化学、水的蒸馏、制造其他化学提取物用于医药以及其他学术研究。”17世纪早期，第九代诺森伯兰伯爵赢得了“术士伯爵”的绰号，原因在于他研究解剖学、天文学、炼丹术、蒸馏。[114]另外，许多贵族致力于地方考古，他们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力图证明家族的高贵和家世的久远。

然而，贵族亲自充当文化创造者的情况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充当文化活动的庇护人。在中世纪，艺术和文化的最大庇护人是国王和高级教士。他们筹划和建设大教堂，委托雕刻师装饰教堂，雇用家庭学者写作，雇用家庭画师制作手稿的画饰。直到沃尔西时代，贵族的庇护作用仍然无法同教士相比，只是到16世纪30年代以后，他们的地位才扭转了过来。虽然帕克大主教是个重要的手稿收藏者，劳德大主教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方形建筑的建设者，但总的来说，在此时的英国文化生活中，主教们的影响大大减弱，国王也不再是艺术和文学的最大庇护人。亨利七世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和陵墓，亨利八世位于诺萨克（Nonsuch）的豪华宫殿，曾经在国内起过表率作用。但在90年以后飨宴厅（Banqueting）建成之前，国王退出了艺术庇护人的行列。“亨利八世曾经慷慨地赞助知识分子，希望利用他们推进其政治野心。而伊丽莎白完全依赖自己的思想成就，在庇护文学或学者上所做的事很少或根本没有。”[115]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承担起了庇护文化活动的职责，并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生活的主导者。

贵族对文化活动的庇护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们充当诗人、作家、科学家、雕刻家、艺术家、建筑家的庇护人，向文学、哲学、考古学协会提供庇护。他们庇护文学创作活动，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以往蔑视文艺的贵族现在开始写诗，并允许诗人附骥于门下。当时的作家或者本人是贵族，或者依赖贵族的赏赐为生。这就是当时出版的诗文集上总要有“献给某某爵爷”等字样的一个原因：贵族接受了书，往往要送给作者一笔钱。塞西尔、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顿、彭布罗克伯爵及夫人等都是很好的文学赞助人，“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持续至塞缪尔·约翰生在彻斯特菲尔德讲学以后，仍然存在。”[116]虽然西德尼的家道并不是很富裕，但他却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文学赞助人，他曾经资助过卡姆登、理查·哈克路特、纳什、堂恩、丹尼尔、本·琼森，尤其是斯宾塞。第三代伯林顿伯爵理查·波伊尔是文学、音乐和艺术仁慈而慷慨的保护者，也是贝克莱和汉德尔、波普和盖宜的朋友。[117]

有证据表明，许多贵族对戏剧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了戏剧事业。少数权高势重的贵族还庇护职业剧团，受庇护的剧团便称为“海军大臣供奉”剧团、“宫内大臣供奉”剧团等。因此，“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史也就是属于牛津伯爵、沃里克伯爵、莱斯特伯爵、伍斯特伯爵、德比伯爵、施鲁斯伯里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其他贵族的剧团的历史。”[118]17世纪30年代早期，有着文学抱负的年轻贵族们蜂拥到年老体弱的本·琼森的身边，在伦敦的各个酒馆里与他共饮，聆听他的格言隽语以及对莎士比亚的回忆。[119]在绘画领域，更为常见的是贵族成为庇护人和收藏家。像对待建筑一样，收藏绘画和资助艺术家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这一时期的科学也吸引了贵族，并且依赖于他们的经济支持。贵族们加入各种学会和协会，进行观察实验，接受其他作者题献的新著作。贵族对音乐品味也有影响，1720年，在皇家音乐协会的20个理事中，有一半是贵族，其中一些人如第一代埃格蒙特伯爵是一个热心的业余乐手，他喜爱亨德尔的音乐。[120]如同其他领域的文化一样，对科学的支持将少数真正的热衷者和大批仅仅追求时尚的贵族集中到一起，后者主要是为了寻求作为新派人物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对科学起到积极作用的贵族是第五代达德利勋爵这样的贵族，他们对工业中的新技术革新提供鼓励和资金。”[121]

二、贵族扮演文化生活新角色的动因

英国贵族在转型时期文化生活中的崭新角色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文艺复兴动摇了教士对文化的控制权，而宗教改革使得教士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宗教不再是文化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俗人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确立。

其次，贵族教育的发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集团属性。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完全限于教士等级，他们构成了社会的文化精英和管理精英，在国王和贵族的指令下为其工作。而到16世纪以后，情况为之一变。知识分子由教士的一个分支转变为有产阶级俗人的一个分支，这支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英国文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由于他们掌握的财富和政治权力，在决定上层艺术和文学形式方面，贵族必然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贵族控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而言，他们必然决定着文化的方向。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求助于贵族，是因为贵族有经济能力来扶持文化事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小心地迁就其赞助人的文化兴趣。”[122]贵族参与文化生活的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生活。莱斯特的范围广泛的庇护，受到了促进国内温和的清教主义和对外军事征服的愿望的推动。而古典作品的翻译家、教育改革家、学者、科学家、诗人将作品题献给他，满足了他试图在整个知识界建立庇护网的野心。支配学术和文学的庇护制度，与支配议会下院选举的庇护制度，共同构成了贵族的政治权力架构。

社会对贵族风度的推崇，表现为人们希望贵族展示出高雅的素养和丰富的才识。具有文化品位和多才多艺，有助于提高贵族在上流社会和社交界的地位和威望。演员是个流动的宣传工具，能够扩大庇护人的声誉，因此，在自己的名下拥有一个剧团就成为一种地位和身份。接受作者题献的著作则会使庇护人的名声传之后世。莎士比亚提醒他的读者，向一个大诗人施以援手是比投资于豪华陵墓更为持久的投资。[123]贵族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有文化来装扮。对富裕的贵族来说，音乐家、剧作家和艺术家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他们为贵族提供了家庭娱乐。参与文化活动，还是贵族的另一种寄托情感的途径，向有才华但政治上失意或淡漠于政治的贵族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可供他们发泄多余的时间、精力、财富。如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官职，他们可以献身于考古研究、建筑、“科学”实验，及收集书籍、绘画等。

最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发展需要贵族的庇护。作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画家需要在庇护人的羽翼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经济支持和保护，免于受到教会和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迫害，获得能使其得到教会、大学和政府部门的舒适工作所需的影响。“当时，没有献给一些宫廷人物或贵族的题词，一本书很难印刷出版。”[124]为了躲避16世纪颁布的惩治流民的法令，各个职业剧团不得不托庇于贵族的保护之下。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不同时期曾处于不同贵族的庇护之下。最初，剧团托庇于兰开斯特伯爵，称作“兰开斯特伯爵供奉”剧团。1585年伯爵去世后，该剧团的主要演员加盟“斯特兰奇勋爵剧团”，1593年，斯特兰奇勋爵晋升为达比伯爵，剧团也随之改名。翌年，达比伯爵去世，剧团又托庇于宫内大臣亨利·凯里勋爵，并改称为“宫内大臣供奉”剧团。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后宣布，只有王室成员才有权庇护剧团，于是，剧团又改名为“国王陛下供奉”剧团，直到1642年剧场关闭。[125]

三、贵族对文化生活的主导

英国贵族无法逃避其在近代早期文化生活中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随着时代的进步，贵族对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加深了，有的贵族赞成进行艺术改革，有的贵族对文化中新的甚至具有挑战性的东西持有令人吃惊的支持态度。到17世纪，贵族在当时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世纪晚期贵族曾经是文化生活中的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16世纪的文化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法律学校教授、神学家和政府官员手中。到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小说、报刊文章和专业学问成为文化实践的基本形式，贵族将再次扮演次要角色。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贵族在文化生活中占有无人匹敌的决定性地位。”[126]

这一时期文学、戏剧、学术的繁荣，从贵族的开明庇护中得到的推动要多于一般的许可。由于国王将庇护的职责授予廷臣和宗教改革后教士地位的下降，贵族成为这一领域唯一的庇护力量。他们击退了教士书报检查官对教义上的古怪行为的攻击；他们使清教徒对诗歌中的异教倾向和剧院中的不道德问题的抗议落空了；他们使受其庇护者获得了王室、教会、教育界的职务。清教徒贵族在使印刷品通过书报检查上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要查禁那些在庇护人同意下题献给枢密院成员或权贵的书或小册子很难，正是由于有莱斯特伯爵、贝德福德伯爵、亨廷顿伯爵、沃里克伯爵、李奇勋爵，英国的印刷业才能在许多年里对清教宣传门户大开。由于他们的广泛兴趣，几乎所有学术的分支都得到了来自某个贵族的庇护；由于他们的不同看法，英国的文学和戏剧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唯一但却是重要的禁令是禁止激烈地批评现存的社会秩序：国王、宫廷、贵族不能被触及。

英国16、17世纪的诗剧起自民间，但后来却为贵族所欣赏并加以利用。可以说，英国诗剧的兴衰与其同贵族的关系相关，它的兴旺固然有贵族的一份助力在内，其衰落也部分是由于它迎合贵族趣味而得罪了日渐强大的工商业者。[127]到17世纪，伦敦各剧场的观众尤其是私人剧场的观众中来自贵族家庭者的比重不断加大，到17世纪20年代，戏剧几乎成了宫廷皇家贵族的“专利”。这些贵族观众更加注重戏剧语言的优美和情节的复杂动人。这也正是悲剧和喜剧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剧种，以及社会风俗喜剧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演员们受到了关注，强有力的庇护足以使他们免于被当作游民而受到鞭打，也防止了清教城市当局关闭他们的剧院。贵族大量购买艺术品，资助作家和画家，他们深深影响着教会和国家对艺术的制度性支持。在贵族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骚客为他们服务，范布勒和亚当兄弟为他们建造宅第，奇彭代尔和谢拉顿为他们设计家具，雷诺兹和盖恩斯伯勒为他们画像。[128]

在贵族的庇护下，18世纪在建筑、花园、绘画、音乐、瓷器、家具、服饰等方面确立了欣赏的标准，很少有与之匹敌的标准。这一时期的文化已经有了“高级”与“低级”之分。音乐家、作家与画家，都希望投托于豪门大宅之中，成为朝臣与贵族的门客。自霍尔拜因开始，绘画艺术就被国王、朝臣与贵族们所享用；伊丽莎白的御用画师尼古拉斯·希利亚德曾表示，希望除了“贵族绅士之外”，“任何人不再干预”画师绘画。[129]

当然，并不是贵族的所有文化活动都对英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贵族业余爱好者对稀有的、机械的、自然的、古代的物品的探索，是与培根的观念相对立的，并在17世纪中叶以前使上层社会的兴趣远离了科学。尽管这些收藏品被仔细地排列在清晰的学科名称以下，但不是所有藏品都纯粹出于科学的目的。同样，斯图亚特早期的贵族业余爱好者的追求，在英国技术和科学进步上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总之，从16世纪起，英国文化创造的动力逐渐脱离从属于大学和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圈子，开始在廷臣和贵族当中找到了归宿。16世纪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说着流利的拉丁语、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人们所控制。而到17世纪，控制文化的则是举止优雅的贵族业余爱好者，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民族语言进行写作和交流，他们知识渊博但又不为枯燥的大学书本知识所累。“贵族的财富、不同贵族个体对知识和创造力的偏好、开放的观念与学术的紧密结合，再加上贵族的公共声誉，共同创造了一个持续了300余年的贵族恩惠的文化传统。”[130]贵族“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一直保持到19世纪”。[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