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集体组织的全面完成

（一）党与艺人的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拉开了新的时代序幕，评弹也进入新的生存环境。面对贴在墙上“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告示，艺人尚在狐疑：这支军队是否真能做到？当看见“居民老太拎着吊子茶杯在慰问士兵，他们婉言谢绝，实践着不擅入民房、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条例”的时候，当向解放军“敬烟敬茶，他们婉言致谢”的时候，艺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注82评话弹词研究会组织乐队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举办革新大会书，开展募捐义演等活动，慰劳解放军，评弹艺人的善举得到了官方的积极回应。剧影协会于1949年成立，下设剧艺委员会，办事机构是剧艺室。该会推动各剧种的改组，取消封建行会组织，并筹划成立上海市评弹公会。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评弹公会成立，会址为寿宁路元声里五号，与会艺人150余名。杨斌奎致开会辞，顾宏伯报告会章，剧艺室刘厚生、英郁、洪荒、吴宗锡先后致辞，表明政府的认可态度，但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会后，男女会员和玲珑乐队举行游行活动，经同孚路、静安寺路、西藏路、霞飞路、吕班路、辣斐德路至会所解散。

图1-3 上海市评弹公会成立大会合影
（资料来源：彭本乐先生提供）

评弹公会是由艺人掌控的群众团体。会员的集体游行活动，是向包括评弹界在内的上海文艺界宣布，一种符合官方要求的组织形式正式诞生，可谓“百年来评弹会的第一大喜事”^注83。同年1月31日，成立评弹公会执行监察委员会，作为组织领导机构。关于评弹公会的部门设置与人员组成（见表1-5）。

表1-5 上海市评弹公会执行监察委员会部门名称及人员组成

评弹公会的领导人均为艺人，且都是筹备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以说公会是评话弹词研究会的延续。有所不同的是公会“直接受剧艺室指导”，将原本属于游艺协会的评弹界领导权也纳入手中，使得传统的“游艺协会逐渐减低了它的作用”。^注84同时，剧艺室经常组织包括评弹艺人在内的旧艺人学习，使其脱离游艺协会等旧有组织，加入由剧艺室领导的分会、公会或改进会等。公会的成立标志着评弹艺人的行业组织被正式纳入管理体系。公会起宏观领导作用，具体事务仍归艺人自行处理。然而一个小小的剧艺室岂能控制包括评弹在内的整个曲艺界？因此，需要调整机构设置，孕育成立更庞大、更完整、更系统的领导组织。^注85

1950年5月下旬至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分会成立，又称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上海文联”）。成立委员会，下设上海文联各协会办公室，该室的下设机构有包括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简称“上海戏改协”）在内的五个部门。上海戏改协的主席为周信芳，副主席为刘厚生、董天民，秘书长为洪荒，会员来源有团体会员（各剧种的职业戏曲工作者）和个人会员（戏曲研究者），任务包括改造会员、改造业务、改造制度。^注86在上海戏改协的领导下，设置评弹改进协会，负责领导会员学习，改进评弹艺术，会员由两部分组成：评弹职业工作者，即评弹艺人、原评弹公会成员；评弹研究者，如上海市新评弹作者联谊会等组织的人员。协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整旧创新工作。

图1-4 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部分会员合影
（资料来源：彭本乐先生提供）

1952年秋，评弹改进协会组织艺人、研究者向文管局登记（见表1-6）。

表1-6 上海市评弹改进协会职业艺人统计表^注87

评弹改进协会，像评弹公会一样，接受宏观领导，但其领导机构已经由原来的剧艺室转变为直属市政府，按照官方要求行事——统计艺人情况，规范艺人管理，并注重吸收评弹研究者，扩大会员来源，改变职业艺人“独霸评弹界”的局面，为评弹艺术的改造奠定组织基础。

评弹艺人登记完成后，在上海评弹团组织优势的影响下，特别是中篇的成功演出，促使单干艺人走向联合，评弹改进协会便组织了九个评弹实验小组开展演出活动，主动走上组织化道路（见表1-7）。

表1-7 上海市评弹演出组相关内容统计表

九个小组中只有两个小组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第三组（1960年组成长征评弹团）、第五组（1957年成立常熟市评弹团），其他的小组在几年之内，或被挖角，或被编入其他集体组织，或自行解散。单干艺人自由联合成立组织的生命难以维系，这源于小组集体活动的欠缺：除第一组外，其他小组很少有集体活动，“虚有一‘组’之名”，而组员各行其是，有的只开过一两次会议就完全垮掉，“连组的名字也不存在了”。^注88传统的艺人联合组织由于存在松散性的弊端，已为时代所不容。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特征就是官方领导的组织化演进，其推动工作远非单干艺人的行业组织所能独立承担，艺人企图通过自由组合走上组织化道路，这一设想难以实现。1957年，评弹改进协会也处于“瘫痪状态”，协会工作没人管，“成了名存实亡”。^注89整风、反右运动时，艺人自由组合走组织化道路的理想被彻底击碎。如批判评弹改进协会的第八组、第九组“借集体化（即组织化）之名，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重说禁演剧目，“滥放毒草，掀起歪风”，而被定为“评弹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经过整风、反右运动，才提高了“民间艺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才初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注90评弹界组织化的领导权最终得以转移到官方手中。“大跃进”时期，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推动评弹界整体完成组织化，官方介入已刻不容缓。这种介入并非仅是宏观领导，而是深入到行业组织的内部亲力亲为。

1958年7月，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成立。由于评弹改进协会成立以来，七年间从未改组，已不能适应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评弹界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将其改组为评弹工作者协会，以“适应新的要求”。在领导机构中，不仅有党员（3人）和团员（3人），且上海评弹团的成员占了13位：唐耿良、李庆福、严雪亭、刘天韵、刘韵若、朱慧珍、吴宗锡、张鉴国、陈希安、杨仁麟、杨振言、蒋月泉、饶一尘，^注91评弹团艺人在评弹行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占了半壁江山。通过改组评弹改进协会而成立评弹工作者协会的举措，官方已深入到行业内部，牢牢控制着评弹行业组织的领导权，实现了间接控制，但这远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则是实现直接领导，以便完成组织化，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已习惯单干的艺人，人数众多，鱼龙混杂，且“1957年以前，……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没有巩固地树立，因此反映在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贯穿在各项工作中”^注92。为了实现官方的直接领导，1958年整顿思想开始。

（二）整顿思想与种植“试验田”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需要群策群力，吸纳各方意见，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希望党外人士针对存在的政策性弊端，包括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提出意见，开展大鸣大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随着党外人士的意见升级，甚至要求“轮流坐庄”，超过了“双百”方针的承受范围。结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见诸报端，掀起了一场针对党外人士的反右运动，而在评弹界，则爆发了震惊苏沪的“光裕书场事件”^注93。

在评弹界，单干艺人被认为存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政治思想上，由于收入高、出名快，很多人继续维持单干身份，抱着“说一回书、拆一笔账”的思想，“走向资本主义路线”；艺术追求上，以“‘炒冷饭’式的传统书目，‘纺棉花’式的什景唱腔，‘小热昏’式的无聊乃至黄色噱头”，取悦听众；生活作风上，上午睡觉、聊闲天、谈生意、接场子，“每天连报纸也不看”，午后演出，有时间就吃东西，继续谈生意，甚至沉湎于赌博和酗酒。^注94政府对单干艺人的政治思想、艺术追求、生活作风等方面鞭长莫及，结果大多数人仍游离于集体组织之外，按照生活习惯安排日常工作和起居。艺人王振飞讲到，组织起来前，生活很散漫，总是闲文野章、接生意、上茶馆。^注95可是，逍遥自在的日子不久便结束了。

1958年，单干艺人接受整改，以扭转其资本主义倾向，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要将艺人个体纳入到集体组织中。2月14日，苏浙沪文化局在沪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做好上海评弹界整风运动的问题。会议指出：通过“对评弹界初步摸底情况”及群众的大鸣大放，暴露了评弹界的资本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政治思想上、艺术上和生活作风上，整风运动“急不待缓”，在苏浙文化局的支持下，上海市文化局在春节后发动了这场运动，为期四个月。

这场整风运动是暴风骤雨式的，始于3月6日，到18日告一段落，批判了存在于评弹界的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涂改介绍信、利用书台宣传反动思想等坏人坏事。顾宏伯、何学秋、赵兰芳、王荫春、朱小祥等人受到斗争和处理，其中顾宏伯被贴了300张大字报，赵兰芳、朱小祥被送去劳动教养。面对同业受处分，许多艺人表示坚决拥护：“陈莲卿：‘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这次相信领导上有决心的。’杨星槎：‘我进入评弹界五十多年，对坏分子从未见过这样严正的处理，这次麻袋翻底，彻底翘。’蒋宾初：‘政府贤明！政府英明！’”^注963月下旬，评弹界进一步揭发内部存在的坏分子。

揭发过程中，发现群众“普遍存在着评弹界清水衙门的看法，如：‘评弹界只是生活问题，不可能有政治反革命分子的存在’‘说书先生做不了大事体’”等思想。3月26日，假仙乐书场召开审判反革命分子洪碧君的大会，宣判洪碧君15年有期徒刑，“群众掌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又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挖掘出更多政治嫌疑分子，“将坦白交代运动又深化了一步”。

经过整风运动，单干艺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得到扭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生活作风上，为适应整风运动而进行必要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养成了“边劳动、边宣传鼓动、边创作、边演出”的生活习惯；艺术追求上，掀起创作新书的热潮，制订具体计划，即一个月内创作短篇评弹1051个，开篇966个，中篇评弹10个，长篇评弹3个；政治思想上，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挑“货郎担”活动，利用评弹轻便灵活的特点，下乡为政治、为生产服务。^注97短短四个月，单干艺人被推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为接下来的组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蒋云仙所言：整风以后，单干艺人通过学习，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以上海评弹团为样板，走上了组织化之路。^注98

评弹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开始直接管理评弹界；整风运动后，开始直接管理艺人个体。与上海评弹团的“试验示范”性质类似，这一进程也是从种“试验田”开始的：全国出现“大跃进”的新形势，促使评弹界从组织上巩固整风成果，根据上海评弹团的建团经验，采取典型示范与逐步推广、积极引导与照顾自愿相结合的办法^注99，在工作者协会的领导下，按资历和声誉将艺人组织起来，建立两块“试验田”，即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向结束艺人单干迈出第一步（见表1-8）。

表1-8 红旗评弹队、解放评弹队的组织机构

在评弹工作者协会领导下建立的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在社会主义曲艺发展的道路上，是以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任务、以厚今薄古为创作思想方针的集体组织。从工作计划和近期任务上，也可窥见两队的工作宗旨，在1958年下半年的实践中，确实起到“试验示范”的作用：四个月内，到苏浙城镇巡回演出，下工地、入农村，举行宣传慰问活动，参加农村劳动、辅导群众文艺，积累创作素材。1959年1月，举办汇报演出，节目有红旗评弹队的《虞山脚下》、解放评弹队的《吼山》，均取材于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并在劳动锻炼中创作出来。典范塑造所取得的成功，为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相较艺人单干更具优势提供了实例。

（三）评弹界的“大跃进”

红旗评弹队和解放评弹队创立后，深入工地农村，实践着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编说新书，效果上佳。因此组织化的试点是可行的，于是总结经验，以期推广。到1959年3月，共有红旗队、长征队、解放队、先锋队、星火队五个评弹队先后成立，制订演出计划，“其他民间艺人也正在制订个人的红专计划”^注100。其间，评弹工作者协会召集五个评弹队的全体演员和未参加评弹队的艺人代表，计80余人，以夏令营的方式在“七一”人民公社开展了20多天的学习和劳动，结果艺人纷纷要求组织起来，申请加入评弹队。于是，协会准备再成立四至六个评弹队。8月，下乡休整，推广“五个评弹队的经验，上海评弹艺人全部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建立了十个队”^注101。新增的五个队为：实验一队、实验二队、实验三队、实验四队、实验五队。十个评弹队由协会统一领导，改变过去分散的单干形式，在政治、艺术上提升显著，但在组织形式、组织制度、艺术力量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注102再加上十个队伍的“领导力量薄弱，在接受和运用国家的人民评弹团的经验方面，还有着一定的限制”^注103，有必要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强领导。这个任务落到了评弹整风工作组的身上。

经过1959年的组织生活，艺人在思想、组织、艺术等方面有了进步，“为今后继续跃进创造了条件”^注104。12月23日，文化局领导的评弹整风工作组提交《关于建立二个民间评弹团的请示报告》：在红旗、长征、先锋、星火、解放五个评弹队的基础上建立两个评弹团，即上海长征评弹团（34人21档）、上海先锋评弹团（45人24档）；评弹团比评弹队更具独立性，以团为主体，“从政治上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两团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文化局和协会共同领导，正副团长、团委会成员及组长人选由文化局及协会领导决定。^注105建立评弹团的举措，将评弹队转变为集体所有，加强对团的领导。两个团虽“属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评弹工作者协会领导”，但协会是归文化局领导的，所以两个团实质也归文化局领导。此外，从正副团长、团委会到组长人选，均由文化局及协会领导决定。协会面临被文化局分权，甚至被架空的危险。只是这个危险来得过于迅速了。

1960年1月12日，评弹整风工作组提交第二份报告，即《关于建立五个评弹团的请示报告》。在“反右倾学习和群众的鸣放批评”后，本组克服了右倾思想，为了满足“群众要求组织起来的政治热情”，制定“更上一层楼”的措施：在1960年春节前单干艺人加入组织，将十个评弹队改组为五个评弹团。两份报告相比较，区别之处在于组建评弹团的数量，即同时成立五个团（见表1-9）。

表1-9 五个评弹团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统计表

这五个评弹团是在原有10个评弹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197人，几乎囊括了在上海的所有评弹艺人。时任文化局局长的徐平羽明确指示：“新建立的评弹团，性质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直属于上海市文化局领导。”^注106文化局将集体所有制的五个团的领导权收入囊中，只是并未明确由哪个部门的哪位同志来分管。

2月26日，评弹整风工作组提交第三份报告：确定了五个评弹团的成立时间（3月2日）和名称（海鸥团、海燕团、海鹰团、海星团、海马团）。在政治领导上，明确了由评弹整风工作组代表文化局进行管理——丁乃文负责海鸥团、邵华负责海燕团和海鹰团、唐雪霞负责海星团和海马团，在艺术领导上，以国营评弹团为核心，由艺委会领导。^注107单干艺人的组团工作，自始至终在文化局的关怀下进行。至此，协会领导的十个评弹队转变为文化局领导的五个集体所有制评弹团，评弹界的领导权正式由协会转移到文化局手中，而协会仅在艺委会领导下负责艺术管理的工作，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

3月2日，召开评弹团成立大会。五个评弹团的名称由原来的海鸥、海燕、海鹰、海星、海马，分别更改为长征、先锋、星火、凌霄、江南，同时回顾了建团历程和目的：经过整风，评弹艺人在党的领导下政治、艺术思想都有提高，先后组成了十个演出队，后又组成五个评弹团，被纳入到集体生活中，“以求更好地为工农兵，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事业而努力”^注108。时任文化局副局长的李太成参加大会，做出指示：希望评弹艺人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发挥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注109。这一指示再一次表明了五个团的工作宗旨，为五个评弹团定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大会将评弹团成立的意义归纳为，把艺人组织起来，有利于交流艺术经验，有利于教导青年演员，有利于规划工农业余评弹活动；强调五个团的成立并非表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必须在思想上坚持政治挂帅，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艺术上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发来贺信：赞扬五个团的成立是“上海市评弹界的一件大喜事”^注110。

五个评弹团由文化局统一领导，艺术方面由上海评弹团作为领导核心。由于艺人众多、管理繁杂，文化局难以胜任，“市里管不过来，那么说要下放到几个区”^注111。为了加强领导管理的力度，12月，五个评弹团移交区管理：长征团交黄浦区，先锋团交静安区，星火团交杨浦区，凌霄团交徐汇区，江南团交闸北区。^注112五个区级团的正式形成，标志着艺人由单干到集体的组织化的完成。另外，早已名存实亡的评弹工作者协会，在“使命”完成后，停止活动，被裁撤，代之以组织规模更大的上海曲艺工作者协会（简称“上海曲协”）。上海曲协成立于1962年，统一领导上海地区的曲艺工作者（包括苏州评话、弹词、苏北评话、鼓书、沪书等曲种的工作者），以便更好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注113。

在江南流传数百年的评弹艺术，是以艺人单干形式走街串巷进行的演艺活动。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艺人结成团体组织，如光裕社、润余社、普余社等，制定行规和章程，共同维护评弹界的秩序，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艺人虽然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联合，但仍保持着相对自由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强有力的姿态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推进着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在评弹界，上海评弹团建立，作为改造试点，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成绩卓著：创立中篇评弹以争夺消费市场，制定工资制度以稳定艺人收入，培养青年演员以实现薪火相传。这些都是国营剧团的优势所在，也正是这些优势，既使官方有信心推动评弹界的组织化，又使单干艺人羡慕组织的优越性，而逐步放弃单干身份加入集体。通过整风运动、种植“试验田”和“大跃进”，建立起区级团，最终完成组织化运动。然而，在评弹团拥有的组织优势于20世纪50年代发出耀眼光芒的同时，也埋下了危机与隐患，这主要表现在书目整改、工资待遇、艺人培养上。虽然上海评弹团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改革措施，却由于政治环境的瞬息万变及体制固有弊端的难以逾越，这些措施往往杯水车薪，难以治本。评弹界有句俗语叫作“说一天书，吃一天饭”，可见书目对艺人的重要性。因此，不妨先由书目的整旧创新来看评弹组织化的过程和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