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折中理论及其范式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解释

一、折中理论的解释

最早使用因素分析方法的人不是邓宁，但他所开创的折中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却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分析范式。邓宁的折中理论分析框架整合了国际商业理论（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ies）中关于跨边界商业活动（cross-border business activities）的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该理论引领了对跨国行为的解释（Madhok and Phene,2001）。

邓宁认为跨边界商业活动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当满足以下三大优势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

1．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s）。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无形资产上，如技术。这类资产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为企业所垄断，包括研究与开发、管理与技术水平、营销技能、跨国公司生产效率、规模经济和相对市场实力等。

2．东道国优势（location advantages of a market），即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所有权特定优势时必须比利用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

3．企业内整合交易的国际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即内在化优势，指企业将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必须比将这些优势出售或出租给外国公司更有利。

其中，所有权特定优势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基础，而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它拥有的各种优势，同时也取决于这些企业对这些优势实行内部化的愿望和能力。邓宁指出，在技术等无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领域，企业对其优势实行内部化，以避免外部市场的不完善，可获得最大利益。东道国优势则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考虑的另一重要因素。构成东道国优势的因素主要有：要素和市场的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与通信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以及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或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时，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只有当东道国的区位优势较大时，企业才能从事国际生产。因此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了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将邓宁的理论总结为一个直观图，如图表2-5所示。

邓宁的理论旨在解释不同类型的优势所对应的国际经营方式。例如，当一家企业同时具有这三种优势，但却采用了出口的进入模式，它就会丧失东道国优势可能带来的收益；同样，若采用技术授权的方式，则会丧失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优势可能带来的收益。最佳的方式是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充分利用这三组优势，同时享受这三种优势所带来的好处和收益。

在邓宁的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运用该理论作了实证分析。例如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对租赁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Brouthers, Brouthers, and Werner（1996）则将该理论运用于计算机软件业中的中小企业市场进入模式分析。

二、相关解释的发展

邓宁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提出了与其思路相同，但内容不同的折中理论，所以它被人们称为“折中范式”（the eclectic paradigm）。在折中理论的后续发展中，影响最大的是对战略变量的引入。

Hill, Hwang and Kim（1990）认为，不同的进入模式有不同的特征，他们将这些特征分为：控制（control）、资源承诺或战略柔性（resource commitment/strategic flexibility）与分散风险（dissemination risk）。那么是哪些变量影响了这些特征呢？只要知道了这些变量，就可以知道不同进入模式的决定因素了。于是他们给出了自己的折中理论，并在理论上统一了一个结构，明确了影响进入模式的三大因素——战略变量、环境变量与交易变量。其中战略变量包括国家间差别的程度、范围经济的广度与全球性集中度；环境变量包括国家风险、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需求条件与竞争的短暂性；交易变量则包括企业特殊知识的价值与知识的潜默本质。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每一次进入模式决策，而要将其放在企业在不同国家经营的整体战略定位上。该理论的进入模式决策分析框架如图表2-6所示。

Kim and Hwang（1992）在此研究基础上，将战略变量进行了发展，从全球战略角度（global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来研究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并且评估了这一框架的有效性以及每一次进入模式选择的重要性。全球战略变量包括全球集中度、全球协同作用、全球战略动机。至于环境变量与交易变量，Kim and Hwang（1992）则给予了保留，见图表2-7。

Tse（1997）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由其“进入战略”决定的。东道国因素、母国因素与行业因素影响了企业的进入模式战略，进而影响了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不同因素对战略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有的直接对进入战略产生影响，有的通过业务因素（operation-related factors）间接对进入战略产生影响。具体的决定过程如图表2-8所示。

除了上述几篇非常典型且影响较大的文献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他们认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是通过具体调查证明上述文献中某些因素的重要性。例如，Brouthers等（1996）研究调查了美国中小型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行为，认为所有权与区位优势会对中小型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Herrmann and Datta（2002）通过对126位CEO与271例进入模式的研究，证明了CEO的任期、生产能力、职能背景，以及国际实践经验均与独资的进入模式相关，这种关系可以在高绩效的子公司中观察到，在低绩效的子公司中则无法观察到。Rhoades and Rechner（2001）则检验了所有权（ownership）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Luo（2001）试图整合所有的因素，他将风险、回报、控制以及资源财产都纳入他的多因素决策之中，他还试图整合各种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折中范式、谈判力量（bargaining power）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等。

另外还有一些文献专门研究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决定因素。例如Shi et al.（2001）研究了香港小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战略选择决定因素。Deng（2001）则解释了导致外商投资在中国选择独资形式的决定因素。Haishun Sun（1999）认为经济的繁荣与自由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新宠，他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模式，并且调研了在中国特殊制度与经营环境下的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检验了社会文化差异、投资项目的技术强度以及地区因素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他认为，怎样进入这样一个大市场、选择哪一种进入模式依然没有结论。

三、评述

在对进入模式进行解释的理论中，折中理论无疑是影响最广泛的流派，因素分析范式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然而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折中理论不断被修正与更新，以适应研究焦点的转变，但它“范式（paradigm）”与“框架（framework）”的成分过多，而“模型（model）”的成分过少，以至不能够给研究设计与假设检验提供更为详尽的指导（Hennart and Larimo, 1998）。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北京大学的张一弛（2001）也认为，因素的列举也许是无穷无尽的，将所有因素考虑在内的模型很难建立。张五常（2002）曾经说过：“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理论必须指导约束条件的考察和规定。一方面，选择约束条件需要考察现实世界的情况；另一方面，考察本身必须受到某种理论框架的指导或限制。后一个条件在从无关的约束条件中挑选出有关的约束条件，从无关要紧的约束条件中挑选出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显然，折中理论所追求的完备因素恰恰是它的弱点，因为在这一框架中让我们更加疑惑哪一种因素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另外一些学者尝试运用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对进入模式进行解释，他们在各自的理论基础上对重要的局限条件进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