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文代会及革命文学的历史确认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同年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文艺工作者们在北平聚集一堂，共同商议召开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筹备委员会。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824人。激动人心的历史序幕由此拉开。

这次会议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临大会，向全体大会代表致意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毛泽东的即兴祝词给予与会代表以巨大的鼓舞。朱德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做了长达六小时的报告。他总结了近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指出这个伟大的胜利应归功于工农兵，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用文艺去表现工农兵，表现伟大的时代，特别是要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他说，如果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周恩来还具体阐述了文艺的六个问题，即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周恩来的报告表达了党中央对文艺的期望，即在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界相互团结的基础上，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文艺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关系，表明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指导，指出文艺工作要纳入党的工作体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和周扬做的报告。7月4日，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这个报告对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历史总结。尽管茅盾也谈了成就，认为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是基本一致的，最近八年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前进，“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但其重点却是放在揭示问题上。按照他对国统区革命文艺的分析和判断，问题远远大于成绩。国统区的作品虽然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进步作用，但它们“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由于作者本人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直接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把握到，并正确地分析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因而作品中也就不免显得空疏，作家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空虚，就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倾向”。茅盾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他多谈点儿问题也可以理解，但对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评价如此低调，还是令人诧异。

这里就涉及一个谁为正统的问题。与解放区的革命文艺相比较，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就算不上正宗，标准的参照系是解放区。茅盾毕竟针对的只是最近十年来的国统区革命文艺，如果让他对国统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进行一个总体评价，结论就不得而知了。茅盾分析的那些作品，在国统区的文化氛围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印记。即使是生活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氛围中，革命文艺也沾染上了不少十分“有害”的品性。茅盾不指名地着重批判了“主观论”。在他看来，脱离了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主题的积极性就无所依附。茅盾批判了一些作家“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来填塞他们的作品”，流露着感伤的情绪，使这些作品的战斗性打了折扣。那些描写个人趣味、男女间的恋爱故事，以及“纯文艺”等倾向，也都受到了茅盾的严厉批判。在他看来，“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微妙的是，茅盾是以《讲话》发表的时间为界限来谈论国统区的革命文艺的。看来，文艺界已经达成共识，革命文艺真正开始的时刻就是1942年《讲话》的发表，新中国的革命文艺历史渊源也在这里。

茅盾的观点还隐含着更为深层的意义指向，那就是革命文艺与五四传统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美启蒙主义文化思想资源密不可分，与自由平等思想、个性解放以及人道主义信念也息息相关，而茅盾对国统区文艺进行批判时，对这些理念基本持否定态度。革命文艺有了新的起源依据，那就是《讲话》。茅盾既是在进行历史清理，也是在做历史开创——建构一个革命文艺的历史观念，这个历史起源于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必须与这个核心相呼应，而不是与五四相呼应，才能分享到这一崭新的历史起源，才有重生的可能。所以，无论人们再怎么谈论五四传统，把革命思想的渊源上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渊源和承继关系都只能在抽象的政治意义上被确认（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引进）。一旦具体到文学，历史便发生断裂和位移，核心与源头必须重新确立。顺理成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起源，1942年的《讲话》代替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二天，周扬的报告把一幅勾勒得更为清晰的革命文艺历史图谱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篇名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其标题就是“伟大的开始”。他要总结的是《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周的报告明确指出：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周扬指出，解放区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全面展示了解放区文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较茅盾那种批判和检讨的态度，周扬则是以全面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方式来完成对解放区文艺的评价的。与茅盾笼统地指称革命文艺的方式不同，周扬几乎详细地开列了一张解放区革命文艺作品清单。他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英雄人物形象。《讲话》的精神，使得它们不仅在内容方面，还在形式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创造”。他指出，“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一切都从《讲话》这里找到了重新开始的伟大契机。周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提出：“为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奋斗，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

这是一次确认历史的结束与开始的伟大仪式。来自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亲历了这个伟大的历史现场，他们激动、欢呼，相信中国文学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展望未来，那是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程。这也是一次重绘历史图景的大会。过去的革命文艺的历史，不管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其历史之起源与脉络都并不清晰，因为1949，历史被一目了然地重新追溯和重新书写了。1942年，成为革命文艺自我起源的标志。新中国的文艺从这里出发，走上了漫长而激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