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第四权力（Fourth Estate）

“第四权力”的思想最早由美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1804年，虽然遭到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但是杰斐逊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总统。他指出，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有能力抵挡批评。自由报刊应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

报业第四权力的理念被视为共和制的灵魂，其前提是媒体的独立，因为只有独立行使报道权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第四权力说”经过长期的司法与立法实践，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实现。192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哥论坛报》案”的判决确定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提议创立的“盾牌法”（Shield Laws）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以防止官员钳制舆论。

一系列的法律保障，使美国新闻界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掏粪精神也以调查式新闻形式得以继承。西方媒体为民请命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督促政府清政为民、廉正无私。

互文参阅：第四章词条8.9掏粪者（p.80）；第九章词条5.1新闻保障法（p.306）

第四阶级

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左翼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Edmund Barke）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阶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阶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阶级，他比那三个阶级都重要。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成员，因此从那时起，记者又被称为“无冕之王”。

20世纪初，随着要求政府对媒介进行规范的压力的增加，媒介业的领军人物开始进行本行业的专业化，进一步扩展了“第四阶级”这一概念，将媒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用来保证其他机构都服务于公众。媒介管理者不向政府机构割让媒介控制权，而是进一步保证会服务于公众的需要，充当保卫公共福利的“看门狗”。这个概念认为，媒介应该不停地审视这个社会，并且将问题展示给民众。

因此，媒介被想象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第四极，被赋予确保所有其他机构，即政府的三个部门：商业、宗教、教育和家庭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