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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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书,既能够通过体例、笔法来传达作者的褒贬、爱憎,而事实上从《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史书,承袭《左传》的“史臣曰”,在各篇纪传的末尾往往也加一段史评,在《史记》中叫“太史公曰”,在《汉书》中叫“赞”,《三国志》叫“评曰”,与纪传本身需要比较严格地遵循史料不同,这些评论表达史家的立场、好恶更加明确。

譬如在《魏志·武帝纪》的“评曰”,陈寿就这样写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统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

 

通篇是对曹操过人才能以及豁达心胸的赞美,没有一个字的贬损。如果与《董二袁刘传》的“评曰”合起来,同时来看陈寿对汉末其他豪杰之士的评价: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荣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不要说董卓、袁术不堪比较,就是原本基础雄厚的袁绍、刘表,也有致命的缺陷,袁绍名声很大,实际也不如项羽,而这也就是曹操能够在中原之地力克群雄、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来看刘备。《蜀志·先主传》的“评曰”说: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对刘备的评价,主要是比照曹操,因为这两人是蜀和魏的实际开创者。陈寿赞扬刘备“知人待士”的热诚堪比汉高祖刘邦,举国托孤给诸葛亮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他个人又有折而不挠的毅力和不为人下的勇气,但是,他也承认刘备的“机权干略”不及曹操,拥有的地盘更无法相比,并且他以为刘备对此也有自知之明,所以选择避害而不是正面与曹操交锋。

至于孙吴,在《吴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评曰”,陈寿说:

 

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然皆轻佻果躁,殒身致败。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

 

在《吴主传》的“评曰”,又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凌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比起对待曹操和刘备,一个晋之先行魏的奠基人、一个故国先祖,如果说对孙坚,他尚能网开一面,可是对孙策和孙权,他劈头盖脸的批评就要尖锐得多。尤其是对孙权,在两篇传的“评曰”中,接连斥责他心狠手辣又疑心太重,越到晚年越变本加厉,最后废太子、立少子而致吴亡,措辞之激烈,使后来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都看不下去,纠正他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孙)皓。”

上述关于汉末群雄及三国第一代领袖人物的评价,既包含了陈寿对于三国历史局面之形成的分析,也表达了他的认同,首先就是对吴的绝对否定和排斥,其次是对蜀的既肯定又反省,然后是无条件地服从魏。

这一态度和立场,也表现在他对亡国之主的评价中。如《蜀志·后主传》的“评曰”说: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吴志·三嗣主传》的“评曰”也说到孙皓:

 

皓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圣之德,犹或矢誓众臣,予违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事实上,先是刘禅舆榇自缚降于魏,为安乐公,泰始七年死于洛阳,十五年后,再有孙皓舆榇自缚降于晋,为归命侯,太康五年(284)也死于洛阳,一前一后,都是亡国之主,可是陈寿对于他的故国后主,还是比对孙吴的末代皇帝要客气很多。蜀后主时代,由于前半程是诸葛亮主政,论功过,理应由诸葛亮分担,这不奇怪,然而后三十年,也是陈寿自己所经历,在这里,却仅仅以“自亮没后”“优劣著矣”一笔带过,笔法减省、笔触温柔,大有“臣为君讳”的风度。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在抨击孙皓对吴施行暴政、使人人自危、罪该“腰首分离”时,陈寿落笔毫无顾忌。令陈寿在评论中态度如此反差的,除了作为晋人的他,对于为晋所灭的吴,实在有一种轻蔑和敌视之外,不能不说眷恋故国的情感,也起了很大作用。新朝与故国,当面对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又合为一体。

在这里,他是一个蜀人,也是一个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