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右翼系谱的源头

战前右翼虽在系谱上号称“四大派系”，但派系之间并非平行的关系，组织隶属关系上的非对等性和时空关系上的非共时性是其主要特征。具体言之，非对等性主要体现在玄洋社黑龙会系在四大派系中的领导地位上。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可谓日本右翼的巨头，头山满更被吹捧为纵横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右翼的帝王”。二人不仅掌控着自己所属的派系，还常常以名誉顾问的身份加入其他派系。头山满曾出任“黑龙会”干事，并与内田良平一起担任“日本国民党”“大日本一新会”的顾问。之后，内田良平出任“大日本生产党”总裁，头山满又担任该组织的名誉顾问。此外，头山满与内田良平还参与指导了其他右翼团体的工作，是众多右翼团体幕后的实际领导者。可以说，右翼派系以玄洋社、黑龙会为核心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织架构，通过“近亲繁殖”构建起了特有的“金字塔式”的系谱结构，同时，这种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自身排他性、封闭性的集团性格。

非共时性，即构成“四大派系”的各派系团体成立时间不同。玄洋社、黑龙会分别成立于1881年和1901年，属于明治时代的右翼团体；老壮会、犹存社、经纶学盟分别成立于1918年、1919年和1921年，属于大正时代的右翼团体；农本主义系的主要团体“爱乡会”则成立于1928年，属于昭和时代的右翼团体（见表2-2）。

表2-2 日本右翼的四大派系

资料来源：公安調査庁“戦前における右翼団体の状況．上巻”、東京：公安調査庁、1964。

以时间为序，在右翼史的向度上，显然玄洋社是成立最早的右翼团体。正因如此，玄洋社才被右翼誉为“我国国家主义团体的鼻祖”，之后成立的各色右翼团体无不以玄洋社为“母体”，甚至战后成立的诸多右翼团体都将其视为系谱的源头。据统计，截至2009年，战后右翼势力团体共有900个左右，成员30多万人。从数据看，团体和人员数量较之战前都有所减少，但需注意的是，这只是注册在籍的，很多潜在的和半官半民的右翼团体并未统计在内，而后者数量更为庞大。有学者认为，如果都加进去保守估计也有350多万人。就系谱而言，战后右翼都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传承战前的四大派系，玄洋社为其系谱的源头，以彰显自身的历史性与正统性。尽管如此，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由于包括知识精英、市井之徒、军人和政客等在内的大量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的加入，战后右翼早已打破了组织上传统的封闭性和纯洁性，在系谱上很难梳理出类似“四大派系”式的系谱。尽管战后形成了所谓的“街喧右翼”“行动右翼”“西装右翼”“潜在右翼”等名目繁多的右翼势力，但作为一个整体，仍然难掩其在系谱上驳杂混乱的尴尬局面。战后右翼缺失系谱传承的有序性和系统性恰恰反映出，随着日本保守化和右倾化的不断加剧，原有的系谱很难承载和包容随之迅猛发展的右翼势力，系谱混乱或者脱离系谱的约束甚至趋向无系谱化就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

玄洋社不仅是日本右翼系谱的源头，而且对后世右翼的影响极其深远。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玄洋社尊崇天皇、热衷侵略扩张和崇尚暴力恐怖主义的理念被后世右翼团体所继承，甚至在其集团性格中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就其中的暴力恐怖主义而言，1889年作为玄洋社社员的野恒喜（来岛恒喜）在霞关制造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大隈重信的恐怖事件。该事件震动朝野，导致“修改条约案”戛然而止。头山满称该事件是：“鄂天下者，莫如君之一击。”玄洋社借此名声大噪。来岛恒喜虽不是右翼的领导人物，但他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其恐怖主义行径被后世右翼团体所效仿，成为其重要特征。如1930年爱国社社员佐乡屋留雄在东京火车站枪击浜口雄幸首相事件，还有1932年“血盟团”团员小沼正在文京区的小学校前枪杀井上准之助事件，最恐怖当属“血盟团”的井上日召于1932年策划的暗杀日本政财界重要人物的“一人一杀”恐怖活动。

即便到了战后，右翼在反工运、反赤化和抵制反安保等运动中仍不遗余力地诉诸暴力恐怖主义，尤其当下已蜕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暴力右翼团体更是与黑恶势力勾结通过暴力恐怖主义等极端行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近年来裹挟着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其暴力对象大有指向外国人的趋势。如2013年极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围攻德国记者事件，2004年极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点燃装满柴油的宣传车撞中国驻大阪领事馆事件等。可以说，无论是对内的反体制、镇压人民运动，还是对外反华、宣扬军国主义，右翼倾向暴力恐怖主义的“历史偏好”并未因时代和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依然作为日本右翼的典型集团性格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被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