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欧及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述评

世界银行在2002年发布的《建构知识社会：高等教育的新挑战》中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知识网络和新技术的结合，对提高国家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各国普遍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国际或地区重大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越来越受知识驱动的全球经济中，人们广泛意识到，高等教育是推动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而空前地重视优质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逐步成为备受重视的国家议事日程”。事实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既有共同的趋势与背景，又有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与战略定位，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梳理与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国情筹划我国及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

一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质量、功能等方面都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影响深远的杰出学者和强大的知识经济，真正做到了高教强国。事实上，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政府的良性互动也是美国政府化解社会危机、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美国劳工部21世纪就业技能调查委员会发表了《21世纪美国对学校的要求》。该报告归纳了美国各行各业未来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并提供对国家调整劳动力市场、指导就业培训的咨询意见，引起了美国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被视为迎接21世纪挑战、发展美国教育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教育部编制并发布了《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指出“9 ·11”以后美国国内教育战略新走向将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教育战略的“国家利益”取向，教育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面将更加凸显；另一方面，追求教育的全面卓越。2006年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对美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学成本、财政透明度、学习质量、财政救助及革新六个方面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并最终形成了《对领导的检视——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报告》。该报告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并进一步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规划。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重视发挥高等教育在美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在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评估和高等教育公平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纵观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战略地位

奥巴马曾强调指出，高等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问题”，也是美国繁荣昌盛的先决条件，要想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美国在未来10年就要培养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仅拥有高中毕业证显然不够，只有拥有更高的学历才能迎接21世纪经济发展的挑战。奥巴马在全球化情势下所提出的观点，既得到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与呼应，也与很多美国高校特别是名校的做法不谋而合。格林斯潘指出，21世纪有三大力量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市场。他还特别阐述了“概念经济”（即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一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的智力强弱、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的，而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例已经变小。基于此，美国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框架的核心是，使所有年满18岁的美国青年都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使美国率先在全球普及高等教育，美国政府采取以下战略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第一步是国家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学生及其家庭解决高等教育费用问题；第二步是国家全力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改变高等教育只是让少数青年人接受教育的习俗和观念，使高等教育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使大学与广大美国青年和家庭发生联系。《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指出，要确保所有青年有接受高质量的中学后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机会的战略框架。2009年，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计划”，在教育领域投资1000多亿美元，重拳出击，在重塑美国教育的同时，创造和挽救教育行业的就业机会，直接刺激经济。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提出到2020年大学入学率达世界第一的目标，提高配额奖学金数额，扩大助学贷款计划，为新就业或就业多年的全体美国公民创造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会。

2．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2006年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在《对领导的检视——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报告》中指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改革策略主要包括：第一，做好学生的入学准备工作，向更多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使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并且负担得起有质量的高等教育。就联邦政府而言，通过提高大学生入学准备、消除非学术障碍及大幅度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救助来扩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呼吁商业界和大学一起合作为大学觉醒运动提供资源，为学术提供支持，为大学规划和财政救助提供帮助。第二，整个学生资助体制应该简化、重组，建立激励机制，更好地管理资助经费和对工作进行评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大力提高以需求为基础的学生救助水平，用一个政策导向、结果导向的系统代替目前的系统，为降低大学生产力评估和管理成本评估提供新的激励，满足那些低收入学生的需求。第三，高等教育系统应大力提倡“清晰化、透明化”，辅以大学各项信息数据的更新和公开。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认为，目前美国的大学不能提供清楚、详细、公开的信息，包括大学经费开支及大学发展状况的可比数据，这反映了美国大学对学生教育结果和质量的忽视。因此，联邦和州政府应极力主张创造一种高等教育负有责任性和透明度的强势氛围，建立一个亲消费者的高等教育信息数据库，并提供一个用于权衡和排列高等教育机构效绩的查询引擎。第四，培养一种有利于持续革新和质量提高的氛围，大学应保持持久的创新能力，不断进步。美国大学通过开发读写能力领域的新教学法、课程和改善学习的技术来培养一种有利于持续革新和质量提高的氛围。美国大学应该力求从众多机构（农业部、教育部、能源部、劳工部、国防部、贸易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保健协会和美国航空航天局）获得对高等教育革新最广泛的支持，以期与高等教育革新中的联邦投资相呼应。第五，发展终身教育策略，充分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对每一个美国人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应制定一个终身教育的全国性战略，帮助所有公民理解在一生中为高等教育做准备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重点在于提供革新激励、开发新传输机制、提高高等教育机构间轻松转换学分的能力（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前提下）以及获得与学位相关学分的能力。第六，联邦投资应集中用于事关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如数学、科学和外语等。联邦政府应该对国家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追加投资，并且重新作出承诺来吸引全国以及全世界最优秀的、最有前途的人才进入美国大学。

3．多层次、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作为一个多元化经济的国家，为适应多元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体系也应具有多样化的特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研究型大学，以基础性、学术性研究著称，设有庞大的研究生院，能授予博士学位。在这些大学的周围，形成一个个集教学、科研、开发和新兴工业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密切教学与生产的联系。第二类为本科大学，是以四年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及学院，多为州立大学，培养目标为中级科技、学术及专业人才，修满4年授予学士学位。第三类为社区学院，包括两年制的普及学院和技术专科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中成绩较差和同等学历的学生，毕业时授予协士（副学士）学位。以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为主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为大量希望升学者提供了无条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公私并存的高等教育结构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有公立高等院校约1500所、私立院校1600多所。

依照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结构变化事实上只是社区学院的创建和扩张。”社区学院创立的初衷源于美国人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承诺”,“社区学院运动开创了向学习型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够在几乎任何地方学习几乎任何科目……美国正成为首先提供普及中学后教育的国家”。社区学院扮演着国家快速发展与平等主义的高中、精英主义传统的高级学院以及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桥梁的重要角色。现在美国4356所高等学校中有2777所是两年制社区学院。

4．协调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

美国大学与欧洲大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与欧洲大学相比，美国大学更偏向于市场，所以美国大学的分层或分化程度明显高于欧洲大学。在市场取向更强烈的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位于顶部的大学和位于底端的大学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为什么美国大学对于市场变化具有更加灵敏的反应能力，并因此更有热情和办法去追求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事实上，在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经济价值”的时代，无法剔除市场的影响力，面对挑战，教师、校长、监理人和校董会应该把握好高校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利益与大学所承担义务的冲突，同时保持大学最根本的理念、任务、目标和性质。以公立研究型大学为例，当前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市场，包括科研投资、专利、销售、服务、捐赠、赞助和学费等。这些收入几乎都不在州政府的控制范围内，而大学要想获得这些收入，显然必须组建有效的机构模式，允许甚至正式授权机构领导者能够以企业家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开拓教育市场。为了生存与发展，大学必须善于从在校生那里取得学费、从毕业生那里获得捐赠，同时开辟其他财源，诸如寻找科研经费、销售专利或提供有偿服务等。

5．促进大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全面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V．布什发表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这份报告促使联邦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加强了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包括创立国际科学基金会、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建立国家实验室等。随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建立起“政府拥有，大学代管，实验室相对独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研究型大学积极提高学术能力和科研竞争力，争取大量科研经费，获得大学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研究生教育和更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大学的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于科学进步的学者的成长”。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造就了研究生教育的突破性进步。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美国改革和调整大学模式与结构的经典过程。大学通过竞争科研项目，有可能致力于新的交叉学科研究并获得大量的资助，同时还保存了大学原有的核心科系结构。研究生院将人才培养与科研联系起来，提高了大学结构顶层部分的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他们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职能。

“大学应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服务”，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一场革命，使美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断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使得大学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区域经济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服务社会的目标成为美国大学相互竞争的核心动力：大学通过服务社会争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办学经费，提高学术声誉和教育质量。此外，美国高等教育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大学生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诞生了一种独特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享有盛誉的MIT就是此类大学的典型代表。

6．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对外教育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起着政治控制、经济赢利、外交渗透、文化与教育输出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巩固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战略关系，维护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美国高等教育的战略重点在“9 ·11”后出现转变。2005年，美国高等教育的战略重点由接受国际学生转向促进双向流动，一方面接受全球“国际学生”，谋取经济收益；另一方面设立各种资金和交流项目，大力促进美国学生出国留学，制定了2017年派出100万名美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战略目标。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寻求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与广泛的世界相联系”，寻求高等教育多元与同化之间的创新性发展，是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之道值得回味的经典。虽然，20世纪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教育交流的重心不只是出于学术与科技的考虑，其政治意图和功利性已经极为明显，但它毕竟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成就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包容万象”与“繁荣兴盛”。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2009～2010学年全美留学生及其家属对美国经济总的贡献值达187.8亿美元。具体而言，2004年美国高校规划协会（Society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Planning, SCUP）从人口统计、经济、环境、学习、政策、技术等角度出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变化、教育类型与学习方式转变、大学事业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研究人员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世界第一”的国际地位呈下降趋势，国际市场份额减少、外国留学生人数下降，美国正在失去其在科学和创新关键领域的统治地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美国在入学机会、大学成本及家庭负担能力、财政透明度、学习质量、财政救助以及革新等方面都存在制约其高等教育发展的缺陷。2008年美国NAFSA在《国际教育——公共外交中被忽略的维度：给下一任总统的建议》（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of Public Diploma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Next President）中指出，“国际教育成为解决美国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基础，而且也是恢复公共外交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这些公共外交必须始于对美国全球声誉的重建。然而，如今的美国缺少能意识到国际教育潜能的政策。作为一个国家，该是关注国际教育的时候了，以统一的方式，自觉地将其作为与全世界人民追求共同目标的途径。正是通过国际教育，我们才能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持久的对话基础和伙伴关系，并为形成世界和平、安定、幸福的长久局面创造条件”。该建议呼吁下届美国总统发布一项重大的国际教育倡议，以加强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之间合作、互动、理解的伙伴关系，并提出三个战略目标：①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计划中，这个计划将海外留学作为美国本科教育的组成部分；②恢复美国往日的地位，以此吸引国外学生和学者、下一代的国际领导人、教师以及变革者；③大幅度加强国际交流和志愿者服务项目，以促进美国国家良好意愿的长期维持。200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两院通过了《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法案》。该法案致力于“通过保持并提高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学者的能力及吸引赴美商务旅行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该法案的第三部分明确了国会达成的以下共识，即美国的政策制度应当：①将国际教育交流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促进领导力、竞争力和安全；②保持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者的竞争力；③确保美国政府各部门通力协作，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创造一个欢迎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者赴美的环境；④使其签证政策保证美国的安全、繁荣、自由，方式包括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持美国欢迎外籍人士赴美的姿态；⑤确保美国驻各国领事馆拥有足够资源，以行使其应有职责。

二 欧盟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教育领域范畴，成为各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构成。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欧洲各国试图打破国界限制，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整体改革进程中，以提高欧洲整体高等教育质量的方式来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

1．从博洛尼亚进程看欧盟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新世纪，欧洲各国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合作改革，期望通过提高欧洲整体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水平来增强欧洲对美国的竞争力，这就是欧洲正在进行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博洛尼亚进程作为这一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代名词与欧盟理事会提出的“里斯本战略”相融合，共同致力于为提高欧洲竞争力而建设知识型的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其核心就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自1999年《博洛尼亚宣言》发布以来，“博洛尼亚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已经建立，形成了一个以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扩展为“3·2·3”三段式学制；创建了欧洲质量保障机构注册机制，以及欧洲质量保障标准与准则；建立了欧洲学分转换及累积制度，同时，采取学历文凭互认，增强高等教育的透明度和认可度，使学生、教师、科研人员的流动更为便利，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博洛尼亚宣言》的基础上，欧盟又相继发布《欧洲高等教育机构萨拉曼卡报告》（2001）、《布拉格公报》（2001）、《柏林公报》（2003）、《卑尔根公报》（2005）、《伦教公报》（2007）、《博洛尼亚进程2020年目标》（2009）、《关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2010）。可以判定，欧洲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探索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这必将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对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基于博洛尼亚进程的战略规划，2010年后欧盟将会在以下几个领域继续加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第一，教育多样性和统一性。博洛尼亚进程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将会进一步衔接，目标将会更加明确。欧洲各国将着力加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及其系统建设。第二，框架建设和流动性。促进欧洲范围内的学生流动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欧洲各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因此，欧盟在高等教育框架建设方面强调院校形象和多样性，旨在促进学生有组织的流动，侧重在学分转化、资格审查和学习制度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与协调。

此外，欧盟于2010年批准旨在指引欧盟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欧盟未来10年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即：三大发展重点、五大目标、七大框架计划。三大发展重点包括：实现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的智能增长、实现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实现以提高就业和消除贫困为主的全面增长。五大目标包括：使20～64岁的劳动人口就业率达到75%；增加研发投入，把研发经费在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目前的1.9%提高到3%；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0%，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欧盟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使之占到20%；把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10%以下，将30～34岁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从31%提高至40%；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8000万降到2000万。七大框架计划则强调：实施智能增长的计划有三个，分别是面向创新的“创新型联盟”计划、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实施可持续增长的计划有两个，分别是面向气候、能源和交通的“能效欧洲”计划和面向提高竞争力的“全球化时代的工作政策”计划；实施全面增长计划有两个，分别是面向提高就业和技能的“新技能和就业议程”、面向消除贫困的“欧洲消除贫困平台”计划。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该规划明确提出了欧盟未来10年把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10%以下，并将30～34岁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从31%提高至40%，至少有20%的大学毕业生有国外学习或培训经历。欧盟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伊拉斯谟计划”、促进职业教育跨国流动的“达·芬奇计划”、促进师资培养的“夸美纽斯计划”以及关注成人教育的“格伦特维计划”，此外，还有旨在提供更多非正式培训机会的“青年在行动计划”和与非欧盟国家开展教育交流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

博洛尼亚进程对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和促进人员的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正在逐步实现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这一目标。但是，博洛尼亚进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阻力。除了在发展过程中自身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带来的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教育理念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大学普遍缺乏市场机制，费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资助，因而欧洲大学普遍经费不足，欧盟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平均只占GDP的1.1%，比美国少一半还多。另外，欧洲大学缺乏灵活性，大学课堂规模大，师生比高，设施陈旧，校园缺乏活力。教授难抵美国大学乃至亚洲大学高薪的诱惑，高水平师资流失严重。尤其是原东欧集团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投入不足，虽通过欧盟项目能获得一定的支持，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东西欧之间教学质量存在巨大差距，文凭难以做到真正等值。欧洲各国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除了要大幅度增加公共经费投入外，还必须要进行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改革，适当地引入市场灵活、竞争、激励的机制。

2．欧盟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举措

从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到1998年的《迪尔英报告》，再到2003年的《高等教育未来》白皮书的颁布施行，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由双轨制走向单轨制，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高等教育必须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技能要求；第二，进入大学的社会阶层的差距正在扩大；第三，许多竞争对手对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第四，大学难以聘用到有才华的学者；第五，学生平均资助水平下降；第六，历史上对研究和教学基础设施的欠账问题严重；第七，大学需要加强与工商业的联系。基于此，《高等教育未来》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举措，即通过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增进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的联系，以及扩大入学机会等措施来应对未来社会的挑战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该白皮书实际上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注重研究型大学和机构的研究工作；二是重视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以促进经济发展；三是扩大入学机会，促进社会和谐。2011年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公布了新的高等教育改革白皮书——《高等教育：把学生置于体系中心》（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这是卡梅伦政府继科研之后在教育领域开展的又一革新。该白皮书提出把学生置于消费者中心地位，欢迎任何新的市场供给主体的参与，建立一个新的市场监管体系。该白皮书以全新的视角，赋予教育行为主体（学生、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监管部门）市场职能，展示了英国高等教育从“象牙塔”到“市场化”的全然不同的图景。

德国的高等教育曾经一度辉煌，为世界高等教育树立了典范。但进入20世纪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德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日益尖锐。提高德国高等教育的质量，重塑德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器作用，是德国政府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和宗旨。德国政府受到各国建设精英教育的启发，在保持教育均衡性的基础上，于2004年提出了发展精英大学的计划。2005年，在各方博弈和妥协中达成一致的“卓越计划”获得通过并于2006年开始实施。“卓越计划”力图通过加大对高校科研项目的经费资助力度，集聚促进国内高校科学研究发展的优质资源，从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向追求卓越发展的理念过渡，最终实现德国高等教育领先世界的复兴目标。虽然“卓越计划”在各方博弈及均衡发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存在着经费不足等困扰，但其推动德国高校之间加大竞争力度的战略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此外，德国高等教育分流进而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做法，对于促进我国形成高等教育合理分流以影响社会合理分层流动的良性秩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高等教育是一项分流施教的社会活动，通过“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分层流动，影响着社会的阶层演进和秩序变化。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引导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产生积极影响。在分流过程中，德国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实行入学阶段和学习阶段的“两段式”分流——入学阶段将受教育者分流进传统学术性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等不同的教育层次，学习阶段根据学生的专业性将受教育者再次分流进不同的专业方向，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推动了社会个体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发展。

根据法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需要，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国民受教育的层次与水平；第二，大学和科研机构有机整合，教学和研究协同发展；第三，高等教育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加强高等学校与市场的联系，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第四，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维护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第五，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吸引外国特别是欧洲的留学生和专家来法国学习或工作。2007年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领域又进行了一次创新性改革，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高等教育与研究集群。集群的出现，突破了法国既有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的局限，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集中教育与科研优势资源、追求卓越、促进创新，提高法国高等教育国际知名度的一项创举，是法国高等教育应对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又一次变革，值得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高度关注。此外，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下，根据博洛尼亚进程所决定的框架，21世纪的法国政府对本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政策导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推动学生流动，吸引世界各国先进的人力资源；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监督和管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密切高等教育与经济部门的联系，提高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合适的人力资源。

三 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向“大众型”的过渡，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平稳发展，成为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之一。目前，日本已建成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制度完善，结构合理。然而，受长期经济不景气，以及国际化、市场化、少子化社会现象和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也面临各种难题与挑战。基于此，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规划。

这些战略规划主要有：“研究生扩充”“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21世纪COE计划”和“留学生30万人计划”。具体而言，第一，“研究生扩充”。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一次较快的发展。日本的大学审议会于1991年和1998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大学院量的调整》和《关于21世纪大学及今后改革策略——竞争环境中闪耀个性光芒的大学》两个文件，提出了到2000年研究生人数达到20万人和到2010年达到30万人的目标。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日本研究生教育事业在最近十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设有大学院的大学迅速增加，每年的研究生新生数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二，“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3月制定了旨在振兴日本教育，实现“日本新生”的计划——“21世纪日本教育新生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发展学生个性，研究开发型学校的建设，修改《教育基本法》四个方面。日本在新世纪伊始提出的该计划，必将对日本21世纪的教育走向产生战略性影响。第三，“21世纪COE（Center of Excellence）计划”。2001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提出了“大学结构改革的方针”（又称“远山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TOP 30方案”。该方案要构建30所国际一流水准的高等院校（约占高校总数的5%）。但是，日本社会对所谓“TOP 30”为什么正好只是“前30位”表示不满，文部科学省对此进行修改后推出“21世纪COE计划”。“21世纪COE计划”的提出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背景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重振经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解决少子化时代的高等教育生源危机；提升科研水平，促进高校自身发展。COE评审委员会负责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指出，日本的大学在科研方面虽然有战术，但缺乏战略。“21世纪COE计划”可有效提高日本大学的整体战略，使得日本为实现在未来50年培养3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才大国目标变得更加清晰。第四，“留学生30万人计划”。2008年7月，日本制定了“留学生30万人计划”——实现到2020年在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增加到30万人的目标。作为一项促进大学国际化、吸引外国留学生的策略，政府在5年内对30所接收留学生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试点大学给予必要的经费援助，以保证该计划顺利实施。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国际化基地建设项目Global 30”（简称“G30”计划）。同“21世纪COE计划”一样，“留学生30万人计划”不仅是日本的教育策略，同时也是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它的提出和实施也是有其背景的：社会的劳动力缺口、留学生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和高等教育生源危机。

此外，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于2004年12月20日提交了《高等教育未来展望》，该报告构想了2015～2020年日本高等教育的状态，并为实现其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报告指出，随着大城市的过度竞争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落后地区的教育条件愈加低下，与发达地区在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上的差距也逐渐增大。由于人才流动和远程教育的普及，在承认大学的自主性、自律性的同时，应该考虑让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扮演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桥头堡”的角色，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日本需要建立一种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层次、无论何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进行学习的高等教育体系，实现提供学习机会的“一般途径”，并确保在校学生的学习机会。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提高、网络学习的普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日本的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学习者的各种需求，就必须明确各学校的特色。报告还进一步提出，针对今后社会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必须注意高等教育与初等、中等教育的衔接问题。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各高等教育机构要致力于教育、研究活动的改善和充实，整顿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使其发挥作用。

四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澳大利亚不仅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沿袭英国模式和脉系。伴随20世纪70、80年代知识经济的兴起，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前，全澳共有37所公立大学、2所拥有自我认证资格的私立大学、4所拥有自我认证资格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100多所非自我认证类高等教育机构及1所外国大学的校区。2011年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总数为114.271万人，其中国外留学生约25万人。澳大利亚的大学规模和数量虽然不是世界前几位，但是相对2000多万的人口总量，其高等教育规模相当巨大，国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4%（仅次于美国的36%，中国仅占8.9%）。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旨是促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教育市场，政府对高校逐渐放权，在收费和招生名额等方面放松管理，营造竞争和自由选择的环境，使高校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重新定位，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使高等教育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使澳大利亚更多的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始，澳大利亚政府在国家战略中明确把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产业化，加快研究型大学发展，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权，实行大学教育质量审计等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举措。这些理念和举措使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学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显著提升。具体而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建基于1988年发布的联邦政府白皮书——《高等教育：一项政策声明》（Higher Education: A Policy Statement），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改革的目标在于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机会，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回应国家在社会与文化，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行提供一个更具弹性的环境。尽管计划推行至今，政府曾对计划的不同要素做过调整，但其基本原则没有动摇。进入新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及知识社会的挑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影响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提出了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两个目标：一是某些大学要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进入世界的前50名；二是高等教育系统也要完成各种各样为社会服务的使命。2002年3月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教育、科学和培训部对高等教育系统开展了全面的调查和咨询，最终在10月发表了《站在十字路口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来自内外的压力和挑战，突出表现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目标下，联邦政府沿用14年的经费拨款和资助制度框架已经变得难以操作，且复杂而不公平。作为对《站在十字路口的高等教育》的回应，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AVCC）发布的《2020高等教育远景计划》提出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第一，澳大利亚应跻身于全世界大学教育水平的前5名。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有机会接受中学后教育或培训，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应占60%，而研究生比例应达到10%。第二，在每一个重大的学术领域，澳大利亚都应当拥有至少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每一所大学都应当致力于优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需集中于主要的优先领域、广泛的基础学科以及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方向。第三，高等教育应努力使其资源和服务两项进人澳大利亚出口盈利项目的前3名。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将使澳大利亚在全球教育变革中占据优势地位。第四，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投资应达到GDP的2%，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有效投资将有利于澳大利亚大学增强其国际竞争力。2003年由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长布兰登·尼尔森博士代表澳大利亚联邦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宣布了一个综合性的十年高等教育计划——“我们的大学：支持澳大利亚的未来”。该计划旨在为澳大利亚未来创建一个多样、平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框架，提出了以“可持续性”“高质量”“公平性”和“多样化”四个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蓝图，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确立和支撑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战略地位。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是提升国际竞争力，这种核心价值的一致性使得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同时，体现为在整体规划下的多部门协同推进。为落实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而推行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不仅包括教育政策的变革，更涉及财政、技术移民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变更，正是在多个部门的支持和推进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才得以确立。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对高等教育实施了广泛的改革，涉及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和拨款﹑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平等和大学自主权等方面，目的是确保高教系统向全澳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和服务。澳大利亚几乎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国家，以放松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基本特征。放松管制使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也变得更加自我负责。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体现在改革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消费者导向，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竞争性资助体系和与工商业更密切的合作关系等准市场或市场方法的运用。此外，澳大利亚是近年高等教育国际化推进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教育出口已经上升为澳大利亚第三大服务出口产业。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缓慢起步、对外援助、出口贸易、法制化、国际化等发展历程，如今已成长为世界教育输出大国。这一跨越式发展，彰显出澳大利亚跨国高等教育战略化、产业化、倒置化、超前化的发展特点。

五 印度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的发展中国家，是英联邦中第一个非白人的自治领和第一个共和国。印度由22个邦（1978年）和10个较小中央直辖区组成。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高等教育系统，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除了数量上的进步外，印度高等教育系统也更加开放与自由，2006～2007学年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增加到总入学人数的30%以上，女性学生增加到总入学人数的40.40%。20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主要致力于扩大高等教育的绝对数字，即高等教育机构数、教师数以及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但是，到了第九个和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教育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公平问题上，期望通过教育公平的实现促进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

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每五年制定一次“国家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简称“五年发展规划”），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部分，可以称为“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印度的第九个和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97年，止于2007年，印度高等教育在这十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2007年，印度政府完成《第十一个五年（2007～2012年）发展计划》。在此之前，印度政府还公布了《2020年印度展望报告》（India 2020 Vision: Report）。这两份政府文件明确提出了未来几年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和工作任务。在未来几年，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和正义。UGC（印度拨款委员会）提出的“十一五”（2007～2012年）规划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和相应的战略目标包括扩大入学机会、推进高等教育的包容性、提高质量与促进卓越、加强相关性和价值教育。具体而言，第一，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印度政府提出一个在校生人数倍增计划，即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在校生人数2100万，毛入学率达到15%，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到2020年之前，毛入学率达到50%，争取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第二，推进高等教育的包容性。促进社会（种姓）群体公平、性别公平和地区平衡，对不同能力人群予以资助。第三，提高质量与促进卓越。在院校、教师和学生三个层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的研究生教育，提高研究质量。第四，加强相关性和价值教育。落实了职业定向专业课程计划，启动了印度思想家思想研究资助和创新性项目资助。第五，高等教育中的信息传播技术整合。进一步发展高校层面的电子资源库，通过互联网连接更多的大学和学院，形成校际网络。第六，高等教育系统的治理与行政。落实大学和学院的电子管理，UGC及其地区办公机构公务电子化并与大学和学院连接，鼓励大学和学院多方筹集资源，增强国家的研究生储备，资助各邦高等教育委员会开展工作。此外，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印度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迎接高等教育在国际一体化潮流中的挑战。印度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用人力资源开发振兴经济，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力争使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在亚洲、印度洋乃至更大的范围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印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改革举措旨在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大力促进科技发展，调整学科结构、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并通过政策制度及管理机制创新来提升印度高等教育的水平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