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乌拉街概况及满族萨满教溯源
满族历史久远，萨满教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只有探讨清楚了乌拉街满族萨满教的原始形态及其历史演变，我们才能把满族萨满教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比较，才能看清它的载体满族萨满教美术的变化本质。所以，本节首先对调查点——乌拉街满族镇的历史演变脉络及社会变革等做一简要介绍，以便为活态的满族萨满教现状做历史背景的铺垫。
笔者的田野调查点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乌拉街满族镇。“乌拉”系满语，汉语为“江河”之意。“乌拉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是龙潭区众多镇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吉林市北部郊区的松花江东沿岸，距离吉林市区30千米，不通火车，只有汽车，此地被认为是满族重要发祥地之一，至今仍然是吉林省满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这里萨满教信仰氛围比较浓厚，萨满也较多。生活在这里的满族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比较强烈，犹如笔者在北京满语课堂上所见的满族人一样，他们有着深刻的民族认同感，尽管从服饰、饮食等一些方面已然看不出满族的独特性，但他们的心理还是有别于汉族。他们刻意使用自己仅存的或仅会的一点满语来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
今日的乌拉街镇中心距离松花江江岸仅有500米。乌拉街的主要街道不过是一条狭长且不十分宽阔的小街，路两边是各种商店。这条主路是1975年修建镇公路后自然形成的，现为村民与外界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路边是各类商店，有杂货店、饭店、理发店、五金店、药店等，店内经营的全是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正值炎炎夏季，路边有一些商贩在贩卖自家种植的各种蔬菜、瓜果。这个普通的东北小镇，怎么都看不出它如史书所言的那样曾是一个政治中心。这个小镇至少有600余年的历史，虽文献中并无专门记载，但历史学家推算，乌拉城在唐代渤海时期就已形成。明朝时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在这里设立了乌拉卫。嘉靖年间，乌拉部强大起来，相继吞并临近的几个部落，首领布颜建称王，号称乌拉国，以乌拉街为都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率军亲征，灭其国，乌拉部遂被建州女真吞并。
20世纪70年代末，在乌拉街杨屯村东南的松花江支流古河道里，发现了“大海猛遗址”。这个遗址包含了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化遗产：原始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汉代的陶器，这一发现表明乌拉街当时为粟末靺鞨人的聚居地。笔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氛围较浓厚的地区做的研究。
一、乌拉街的历史变迁
《吉林通志》记载：“吉林谓沿，乌拉谓江”，吉林乌拉即是指沿江。在吉林，有“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据旧《吉林通志》、《永吉县志》记载，吉林建城是在清康熙十二年间（1673），是由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在今船营区建造的吉林乌拉城，乾隆以后简称吉林城，迄今为止有300余年的历史。
乌拉老城，从历史上推算到现在至少也有600年的历史。虞至周秦时期，松花江就有人类栖息，均属肃慎族活动地区，虞、夏时期，永吉地方的部落，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纳贡关系。西汉时，永吉仍为肃慎地。公元前108年（汉元封三年），汉武帝在东北设置玄菟等郡。东汉时，肃慎改称挹娄，永吉又属挹娄之地。三国时，永吉属玄菟高显县。晋朝时，此地属于东夷校尉所统扶余地。南北朝北魏时，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勿吉族，于493年灭北扶余，永吉属勿吉粟末地，北齐后，勿吉改称靺鞨。公元410年，高句丽大举北进，灭了松花江流域的东扶余国，占据吉林，建置乌拉城，这里一度被高句丽所占有；唐朝时期，为渤海国的涑州和长岭府；辽时，为东京道所辖；金时，为会宁府的南境和咸平路段东境；元代，先属开元路，后属海西辽东道宣慰使司；1115年，女真族灭辽，建立金，为金之上京路会宁府辖地。13世纪初，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 1233年（蒙古太宗五年）平定东北，在东北辽阳行省下设开元等七路。1271年，元取代南宋统治中原，吉林乌拉地域为辽阳行省开元路平府境地。
明朝时，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辽东北部设立三万卫，永吉属辽东指挥使司所辖三万卫。永乐元年后，明于北方广设少数民族的军民卫所，永乐二年，将东北北部奴儿干卫改为都指挥使司，统领北部诸卫。永吉属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所辖乌拉、哈达、齐努温河等卫。嘉靖年间（1522—1566），海西女真扈伦四部的乌拉部，征服乌拉诸部，建立乌拉古城。
清朝雍正四年（1726）吉林乌拉设永吉州，乌拉地区属永吉州管辖。乌拉古城是明中叶以后乌拉国主布颜（一作延）所建，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建州女真虽是满族共同体的核心部分，但是海西女真（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也是核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乌拉部开始强大是在嘉靖年间，乌拉国主布颜在此时建立国家，号乌拉国，以乌拉街为都城。在其鼎盛时期，它把扈伦三部均居为所属，并运用贸易等手法把野人女真掌控在手下，疆域也扩展到日本海。后来努尔哈赤在1586年统一叶赫部落后，经过30多年的联姻、联盟及谈判，最终统一了建州四部，建州女真迅速崛起。随后频频和乌拉国交锋，努尔哈赤最终在1613年（明万历十一年）大举进军乌拉国，灭其兵，攻其城。
1657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在乌拉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隶属内务府，管理打牲部落。打牲的范围并不限于管界之内，比如采珠和捕鱼，范围则包括松花江、嫩江、黑龙江及大小支流的地区。总管衙门专门负责采捕事宜，主要向皇家供奉珍珠、蜂蜜、松子、人参、貂皮等东北特产。旗务隶属于地方军府。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乌拉境内设有乌拉官庄，在吉林城西北40千米处有尤家屯、张家庄子等5处官庄。后由于打牲丁逐年增多，朝廷用兵也多，在1740年（乾隆五年）以吉林协领移驻打牲乌拉，管理旗户。平时采摘捕鱼之闲，要操练骑射，“遇有调遣，以便急用”。从此，乌拉城内，协领衙门与总管衙门，一城共住，分而治之，直至清亡。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省派官员在打牲乌拉城开设巡警，隶属于省，下设城、乡。次年撤销巡警局，城乡两区也改为乌拉街分区、学古屯分区，后建制一直为区、乡、镇式。据吉林府历史档案载：1911年（宣统三年）吉林府实行城镇乡地方自治，有一城、五镇、六乡。乌拉街是五镇之一。
在中华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乡巡局与清乡局合并成吉林府镇乡巡警总局，下设八个区，乌拉镇为第一区。1931年，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乌拉街镇地区实行保甲制度。1938年，又改保甲制为村屯制，在乌拉街等地方成立村公所，下设屯、牌制。1945年，日本投降后，乌拉街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隶属永吉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乌拉街仍然隶属永吉县，是永吉的第十五区。人民公社时期，乌拉街的名称也随之更改为乌拉街镇人民公社。1964年，公社与镇分开，1969年，二者又合并，经过反复几次的分合之后，在1984年3月19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乌拉街满族乡。1986年，镇乡合并成为乌拉街满族镇，2000年划归吉林市龙潭区管辖至今未变。
乌拉街现管辖28个行政村，分别是学古、张老、牛家、丰口、官通、富尔、万家、前阿拉、太平山、阿拉底、亚复、二道、大常、大郑、高屯、旧街、卢家、杨屯、韩屯、北兰、东窑、公拉玛、弓通、旧站、汪屯、查里巴、后三家子等，有136个生产合作社，人口约5.7万人，民族有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苗族、赫哲族、锡伯族8个民族。本次田野调查重点在乌拉街镇的韩屯村和弓通村。
二、乌拉街概况
2009年8月，在色音导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行4人前往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做调查。随后，老师们去往其他省市，笔者只身一人前往乌拉街镇，此镇据说是萨满最多的地方。2010年5月，为了论文的写作，笔者又一次来到了这个东北小镇。
一路上，我如逃荒般地拖着大包拎着小包，不停地坐车、倒车。去往乌拉街的那日，我清晨不到6点钟从吉林满族萨满博物馆出来就急忙赶往汽车站。在汽车站门口可以顺手拦车，这是路边卖水的阿姨告诉我的。我站在路边等待写有去乌拉街牌子的车，10点钟终于坐上去往乌拉街的客车。这种大型客车是当地人去往各个小镇的重要交通工具，原本只能容纳30人，但是车主永远可以让车子挤上四五十人。车子挤得好像要爆裂，紧急情况时的权宜之计就是刹车，一阵东倒西歪，如果还有人要上车，仍然能再挤出两个空座位。车子没有开出市区前不会加速，它要随时为路边拦车的人停车……理论上，我们会在一个半小时抵达乌拉街，但前提是行驶期间车子一路不停。车子频繁停下，时间就在停停走走之间浪费了不少。终于在12:30时，我到达了乌拉街小镇。
“到地方了！”客车司机一声大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一眼便能望到头的小镇街头商铺云集，这条街道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史称“西门午市”。街道由福源当胡同至乌拉古城南侧外墙，道路宽度六七米。小镇人声鼎沸，原来是在大搞“要想富，先修路”的工程建设。路两边全是泥沙，这给路人行走带来极大不便。不远处，几个工人在太阳的炙烤下赤着已晒成古铜色的上身正在奋力地卸沙子。路两边是各色商店，所卖之物是与小镇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向路西方向望去，不远处有小山，一座座如小馒头状，不高，给人一种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感觉。
乌拉街现管辖28个行政村，本次田野调查重点在乌拉街镇的韩屯村和弓通村。弓通村在小镇的西南方向，驱车10多分钟即可到达。韩屯村位于镇西北约莫3千米处，坐车20多分钟便可到达。
乌拉街所管辖的村子均围绕在乌拉街的周围。比如说弓通村在乌拉街的西南方位，走路半小时即到，打车10多分钟。这里的出租车统一整齐，虽然没有标识出租车的牌子，但是大家一看到这种红色的吉利小车便知道是出租车。站在乌拉街的主干街道上，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曾是历史辉煌的古城。乌拉街的主干街道不过是一个有着十字路口的狭长的街道，从十字路口向外辐射的分叉道路可通往各村。这条公路是在1975年修建而成，平时人多混杂，熙熙攘攘。沿街的商业建筑密集，属于传统的“前店后寝”形式，是典型的东北民居特征。村舍沿主路向东西两边铺开，延伸在南北走向的道路两侧，密度很大。瓦片堆砌的屋顶连成片，偶尔有几间新式建筑点缀其间，红色的砖瓦房子与泥土夯实的地面在视觉上形成对比。老式的房屋尽显沧桑，不知道是否能和乌拉街的古老媲美。去往各村的路两边全是田地，此时已是5月下旬，东北独有的寒冷让小苗们还没有破土而出沐浴阳光，所以进入视觉的只是黄色的泥土。如果你是从南方来，会感觉这里一切都还在冬眠。主路上的喧嚣与躁动和路边村庄的寂静无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偶尔会听到公鸡打鸣、鸭子呱呱的乱叫声，其中还掺杂着大黄狗的汪汪声。
街道狭长，村舍显得拥挤不堪。虽然这个季节已经耕种完毕，但这里的人们出外打工者很少，所以你随意走进哪条小巷，都会看到三五成群的人或是在做着活计，或是在聊着家长里短。看到我，村民们会从上到下地扫视一番，然后窃窃私语。
九条传统街巷均用青砖铺成，呈南北走向，分支延伸到各个村落。在十字路口的广场上，人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很是热闹。周边有理发店、杂食店、五金店、麻辣烫店、网吧，面对面的水果摊以及面食店。人群密集，逛街的，回家的，开着拖拉机、小货车、三轮车的，已是暮年行动迟缓的老人，朝气蓬勃的幼童，长相结实的青壮年男子，穿着花衣服的农妇，他们操着东北人特有的大嗓门，充斥着整个街道，使得狭长的街道显得愈发拥挤和杂乱。偶尔抬头，电线和光缆错综地纠缠在一起，霓虹灯箱反射出来的灯光让你觉得仿佛身处大都市一样，但，这种感觉只是一刹那的幻影。
在这样的一个东北小镇，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着。这里文化古迹众多，曾有“四祠”“八庙”“四府”“八大胡同”“古街”等建筑，而现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魁府、后府、萨府、清真寺和百花点将台。魁府是王魁福个人的豪宅，清末建造而成。他本人不在本地做官，但是出身是在本地，建宅是为供养家眷。后府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打牲乌拉地方总管赵云生的私人府邸，典型的四合院建筑，主体建筑为二进四合院。萨府建于乾隆年间，是三府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因为位置在后府的南面，也被称为“前府”，是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第13任总管索柱的私宅。
2006年吉林市政府把“三府”（即萨府、后府、魁府）纳入修缮古建筑的项目之中，2007年“三府”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三府”不仅是乌拉街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着乌拉街历史的兴衰演变。
萨府是“三府”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1）。萨府为清代二进四合院，五开间门房、东西各四栋，这些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每侧两栋各三间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魁府、后府相比，其建筑风格较为古朴与典雅。此府由于年久失修，终于在2007年的一个雨夜，经受不起连日雨水的冲刷，厢房的一面墙轰然倒塌，致使厢房主体结构也随之坍塌。目前，萨府除主体正房保存完好外，其余侧房均有随时倒塌的可能，记载着历史的萨府也即将随之而去。
比萨府年代略近一点儿的是后府。后府也是“三府”中建筑最为气派、最具文化内涵的。后府始建于1868年，建造周期为12年，占地1万平方米。主人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第32任总管赵云生，此人隶属于正白旗。赵云生任打牲乌拉总管时按照慈禧的喜好，想尽各种办法满足慈禧的需求，深得慈禧的宠爱，被赐姓赵（满洲姓氏）。因和慈禧的关系，他当时在东三省的地位迅速上升。在修建他的私人府邸时所用之人多数为京城的能工巧匠，模式也与北京亲王私人府邸基本相同，属清末东北满族典型的四合院建筑。此府主体建筑为二进四合院，并设有西花园、假山等。和一些亲王府邸不同的是，后府大门坐西朝东，大门东侧还有一座“冖”字形的汉白玉基座的大型影壁，上面有精美的“海水托日”图案和“当朝一品”四个字，两侧有记事碑刻。此宅有五间正房，东西厢房也均是五间。后府的建筑在当时是极为奢华的，但在经历了100多年的风吹雨打后，曾经的奢华，现如今已经没落了。屋顶和墙壁由于连年失修，现已是断壁残垣，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房屋已然成为人们脑海中的记忆。说到后府，不得不提王安全老人。据乌拉街人讲，王安全曾是乌拉街满族镇的文化馆馆长，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老人从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成了后府的守护神，直到自己身体实在不堪，才返回吉林市居住。老人家和老伴儿在这里生活了22年之久，王安全在这里整理了有关乌拉街兴衰的6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及大量的图片资料，记载着乌拉街的兴衰，也为我们后辈研究乌拉街提供大量可利用资料。
“三府”中最为“年轻”的当属魁府了，它也是三府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魁府位于乌拉街镇政府西侧，始建于1875年。其主人王魁福，因出生于乌拉街，算是乌拉街本地土著，汉军镶白旗。在光绪年间他曾出征伊犁，在战场上受过重伤，幸而喉咙未断，后治愈。光绪帝特设嘉奖以奖励王魁福，王魁福后晋升为副总统。魁府整体建筑格局和后府相似，也是二进四合院，大门位于门房东侧，与东厢房相对。一进门，就能看见“海水托日”的影壁。前院内建有与大门相连的门房，东西厢房为仆役所居。主人居住的院落在二道门后，还有一个回廊，此回廊至今保存完整。
在客运站的西侧是清真寺，建于1757年。坐西向东，整座大殿是长方形宫殿般的阁楼，据说原本有北廊五间、南廊三间、中间对厅三间，殿的中央悬挂着“德维教化”的牌匾。由于各种原因，现在的南廊和对厅的三间房屋均已被拆除。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还拨款有意重新修建，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出有重新修好的迹象。目前此清真寺已被列为吉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十二任皇帝曾有五任在乌拉街这个古老的小镇留下过足迹。这里成为满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的重要地域，其中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也有一些已经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站在乌拉街的小巷中，看到来去匆忙的、悠闲的、奔跑的、停歇的人们，我突然觉得他们无比可爱，因为在这里我即将要感受到满族文化带给我的强烈的文化震惊。
三、氏族部落时期的满族萨满教
满族历史久远，其先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这一名称随着朝代的不同一再更改，两汉时被称为挹娄，魏晋时被称为勿吉，隋唐时被称为靺鞨，宋、辽、金、元、明时又被称为女真。而满族是以建州、女真、野人三大部分为核心形成的。我们顺着历史发展轨迹把其发展脉络梳理清晰，这样能揭示满族萨满教的发展状况。
学界一致认为满族先民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族系。《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了其地理位置：“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这里的不咸是指长白山。肃慎、挹娄等满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是现在的黑龙江、牡丹江、松花江一带。肃慎人居住在此，主要是以渔猎经济为主，并且很早就开始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比如养猪在当时就相当普遍与盛行。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居”。由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满族先民在这个时期的经济也呈现多样性。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经济文化类型。在黑龙江北部凯湖旁的新开流遗址为肃慎偏北一支的遗存，在宁安镜泊湖畔的莺歌岭遗址则为肃慎偏南一支的遗存。这也就是说在北部沿黑龙江流域分布的是半定居的渔猎之民，楛矢石砮是当时渔猎文化的代表；而南部分布的则是定居的农耕文化之民。
我们可以从这一带已挖掘的古墓中看出肃慎时期民众的信仰状况。新开流遗址距今6080年左右，已挖掘出32座墓葬、10座鱼窖和大量渔猎生产工具。墓葬及随葬品是宗教灵魂观念的重要表现，新开流遗址发掘的32座墓葬，其葬室中一次葬与二次葬、仰身直肢葬与屈肢葬并存。其中六号墓中还陪葬了丰富的骨器、牙器、石器等。可见，那时候灵魂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肃慎：“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这说明此时自然崇拜已出现。自然崇拜就是以自然界中的事物为崇拜对象，比如自然界中的火。在萨满教观念中，火是人们崇拜敬畏的古老神灵之一，它具有洁净之意，还能佑护人们，所以人们对火神很有敬畏之心。无论是结婚、打猎还是生孩子，人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火神的保护，所以在氏族部落时期满族就把火看得非常重要。对火的祭祀，主要是希望祭火仪式能够达到驱邪避讳、全族人吉祥安宁的目的。满族中也流传着关于火神的神话，满族的火神名为拖亚拉哈，她具有动物形状的外貌但却拥有一颗人心，虽然外貌丑陋、奇特，但是却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所以人们很敬畏她。
战国后，肃慎人改称挹娄，其活动区域和肃慎人大体一致。《晋书·四夷传·肃慎氏》载曰：“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挹娄的经济及社会生活史籍则载：“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可见，挹娄人的生计主要以原始农业与渔猎为主。挹娄时期属于氏族社会时期，后期由于挹娄某个部落的勿吉人逐渐强大而战胜并取代了挹娄。
所以到了魏晋时期，挹娄改称勿吉，《魏书·勿吉传》中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可见，勿吉即是肃慎。勿吉的地理范围主要为东临大海、西至嫩江、南抵长白山一带、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勿吉时期的萨满教，史载：“国南有从太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猛兽不伤人的说法固然不可信，但它表明：人们出于对猛兽的恐惧和对其神威的敬畏，已形成了动物崇拜与禁忌。
在肃慎到勿吉的历时发展过程中，萨满教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一直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经济生活的影响，各个时期萨满教信仰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也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着。有人指出在肃慎时期萨满教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灵魂观念已经形成；自然崇拜已经形成；祭祀活动丰富；氏族是祭祀的组织单位；到勿吉时期萨满教的发展就是开始有等级观念在萨满教中反映；权贵集团垄断宗教权力；外来文化影响，这时期的勿吉与周边民族的联系紧密，他们向鲜卑建立的北朝称臣纳贡，朝贡频繁，同时与周围的高句丽、百济、契丹、室韦等有交往争斗。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的交流，也会伴随文化交流。”比如关于丧葬习俗，肃慎人死后土葬，“以绳系于椁，头出土，以酒灌绳，腐而止，无时祭祀也”。挹娄人“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勿吉“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埋葬方法，这是由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变化而决定的，它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交融，从中汲取新的文化元素。从以上萨满教发展历程看，萨满教是呈历时性向前发展的。
四、后金至清的满族萨满教
北朝末期，勿吉人被称为靺鞨。至隋唐，靺鞨已分为数十个部落，其中粟末、安车骨、号室、黑水、白山等部落人数较多，部落间经常彼此征战。8世纪时，粟末靺鞨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由此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以大祚荣为首的震国政权受唐朝册封，“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渤海国是隶属唐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其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被誉为“海东盛国”。公元926年，契丹人灭渤海，迫使渤海人移民，此时地处偏远地区的黑水靺鞨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并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取代渤海政权而兴起。唐末至五代时期，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直”（真），此后，女真这一称谓逐渐代替靺鞨的称谓。女真在明代时由三个部落——建州、海西、野人组成。三个部落的称谓不同主要是因为三个部落的地理位置不同。建州女真在明代时期主要在辽沈以东，从浑河到朝鲜这一地区间；海西女真是在吉林以南地区；野人女真在明代时有的已经迁入海西部落中，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以建州和海西为主的两大核心主体。在汉文史籍记载中，12世纪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自称是“朱里真”（jurchen），时代稍后的蒙古人则称之为“主儿扯惕”（jurchid），即“jurchen”的蒙古语复数形式。女真人的分布很广泛，辽王朝将女真人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女真在12世纪初建立大金国，先后灭辽亡宋。
这三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对萨满教有很大影响。渤海时期，靺鞨的社会经济在《渤海传》中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
，位城之铁，庐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经济较发达，各种行业也都有发展。渤海时期靺鞨向中原地区学习一些先进制度的同时，“……余俗与高丽、契丹略等”。这说明传统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11世纪，在渤海政权被契丹所替代时，生女真逐渐统一女真各部。1114年，完颜阿骨打反辽，翌年称帝，定国号大金。金的建立，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阿骨打还建立了“猛安谋克”制度，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以此巩固政权。金朝经济发展很迅速，农业发展也很快，铁制工具得到广泛使用。我国史书中对萨满教的第一次记载，正是从金代女真开始。“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这里所谓的“珊蛮”即“萨满”。这时期的萨满教影响着民众的社会生活，比如人们患病会来求萨满。《三朝北盟会编》载：“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之神山大谷以避之。”女真萨满教在为族人们祈求生子或祈福时以跳神为主，跳神“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金史》中就记述了萨满为金昭祖求子的情况：“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 ……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 ……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以跳神的方式求子或祈福，在现代的民众生活中仍被继续使用。让萨满教帮助治病，《大金国志》中载曰：“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用车载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
这时期的萨满教不仅在民间比较发达，在官方也有所发展。金朝在国家制度方面会效仿中原王朝，他们在信仰方面会融入一些民族宗教，这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状态。当时的祭天仪式在国家典礼中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契丹是先于女真崛起的王朝，它统治女真多年，对女真文化有深刻影响。女真人也如辽人“及帝崩……筑土为台，高丈余，置大盘于上，祭酒食撒于其中焚之”。而拜天仪式“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这种拜天仪式就是对天神的崇拜。除了对天神的崇拜，还有对动物崇拜。在1973年黑龙江下游的博朗湖村附近的女真遗址中，曾出土一个头上顶着小鸟的萨满青铜像。这说明，早在这一时期鸟崇拜就已开始，并且和萨满教结合，是人们对超自然能力的一种想象。但是到了金朝中期，从金熙宗时“尽失女真故态”，并且很多习俗和传统信仰尽失，汉化比较严重，此时其他宗教开始盛行。《大金国志》载：“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上层社会开始不重视甚至蔑视萨满教，但对道教和佛教较重视，这和当时女真的南迁，受汉人和契丹的影响有关。这一现象导致萨满教在上层社会被逐渐遗忘，但在民间，则依然盛行。
金灭亡后，女真人原始社会开始逐渐瓦解。满族的主要来源就是明代的女真，其中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成为女真的三个主要部落。建州女真分布在今长白山北部以及牡丹江、绥芬河等流域；海西女真分布在今吉林扶余北部，松花江东南及哈尔滨东、阿什河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今松花江同江县北及黑龙江南北两岸。明代，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以农业为主，兼畜牧业及狩猎，野人女真则以渔猎和畜牧为主。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翌年称帝，改国号大清。至此，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形成了。
满族是17世纪初形成的新族体，其先民是渔猎之民，在整个民族形成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文化影响。满族入关前，萨满教的发展就有很多变化，上层统治者对萨满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对别部堂子的毁灭。努尔哈赤时期，各部落都有堂子，堂子是萨满教祭祀的专门场所，族人们每次出征打仗前都要祭拜堂子以求神灵佑护，因此堂子是他们的一种信仰、一种保护神。在明代末期，萨满教一直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那时期的赫图阿拉称“奴酉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与战斗往来，奴酉及诸将胡必往礼之”。在努尔哈赤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的过程中，萨满教成为他政治上的一个障碍，于是，毁灭堂子便成为努尔哈赤政治举措的第一步。随后，上层统治阶级还禁止从事萨满教活动，这直接导致萨满教最终转变成为清代民众家祭祭祀的活动。
我们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爬梳发现，在从氏族时期到满族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萨满教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兴盛，时而衰败。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官方萨满教逐渐转向衰落，而在民间却一直盛行，且延续至今。
五、辛亥革命至今的满族萨满教
1911年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1912年孙中山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开国宣言上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满族以一个少数民族存在体存在，清政权覆灭后，八旗制度也随之成为历史，旗人便不再是一种政治上的特殊身份。旗人在政治上陷入一种窘境，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政府而煽动起来的排满情绪，导致满人在经济生活上都不能自给。在备受歧视的舆论环境中，旗人自谋生计非常困难，甚至在上学、就业、经商时经常受到欺辱。一些旗人被迫改名换姓，隐瞒原来的旗人身份，像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他他拉氏改姓唐等。而下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是潦倒，很多人隐瞒旗人身份，甚至改报汉族。王公贵族虽有大量的田产、珠宝、房屋等，但因固定收入的丧失，只能坐吃山空。隐郡王永璋的孙子毓崇，曾做过溥仪的伴读，后半生是靠捡破烂为生。类似事情不胜枚举。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民才以平等身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我国从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识别出法定少数民族达55个。民族识别的工作使满族民众摆脱了受歧视的境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满族人口一直呈一种非常态的增长趋势。从民族文化角度说，这是满族被高度汉化的时期。在民族未被识别前，大量满族民众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后经过1979年，特别是在1981年11月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下发后，大量民族恢复了自己原来的民族成分。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大量少数民族恢复到以前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他们的民族文化也得以激活，萨满教便是其中之一。
满族的萨满教是东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集大成者，它保留的宗教形态及原生态的文化相对浓厚一些，但它的多种文化来源仍然显现了萨满教文化及先民的信仰观念。在自然崇拜方面，山神信仰是满族民众比较重视的一个方面，我们以长白山为代表的山神崇拜及祭树为代表的森林崇拜为主要叙述内容，探索满族萨满教中信仰观念的发源及演变。
（一）山神崇拜
东北各民族祭祀山神的习俗，据说是比萨满教还更为古老的一种祭祀习俗。肃慎时期就“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勿吉人生活的地方有座神山，叫“从（一说徒）太山”，人们行经此山时，“不得山上溲污”，以免亵渎了它的神明。据说山上的猛兽“熊罴豹狼”从不伤人，人们也不敢杀害它们。清统治者玄烨还曾派遣大臣去祭拜长白山，“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在近代满族神话中，也经常把长白山看成满族的保护神、满族的繁衍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神山、圣山。长白山为人们提供很多方便条件，从信仰上看是人们的保护神、祖先神，尤其是萨满教神都是在此山上修炼而成的，保护着民众的生死安危、身体健康等；从社会生活方面讲，它又为满族人提供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长白山在满族民众心里地位非常高。因为长白山是满族的保护神，满族发祥于长白山。清政府1636年编纂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中，在讲到满族源流的神话时就有：“满洲源流：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清政权迁都北京后，《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几经顺治、康熙等帝的修订，到1739年也就是乾隆四年时定本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其对满族源流的介绍为：“努尔哈赤先世发祥于长白山……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无论怎样修改，不变的是他们的发祥地均是长白山。因为神话的存在，又因为满族世代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长白山在满族民众心中是神圣的、值得敬畏的。长白山成为满族民众的主要保护神灵，如果远离长白山，满族还要遥祭长白山神灵，以求长白山神护佑本民族民众。长白山神是满族萨满教文化中的主神，它的神偶、神像的表现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是在伊通满族博物馆中见到的一位白胡子老者形象。在满族家祭中，在祭祀西炕时请辞神灵，因此也就有神歌：
家萨满屈身在尘地，
跪地叩头。
乞请各位师傅，
各位瞒尼、善佛等。
石姓部落，
原居白山，
红脸白山玛法总兵，
从高耸入云的白山而来。
统领征讨军务，
……
这一段神歌唱诵的满族石姓的祖先是武将，神歌体现了自然崇拜中的山神崇拜，长白山已然演变成祖先神灵，并被人格化。
另外，祭祀中的神灵都居住在长白山上，如胡牙乞瞒尼神的神歌如下：
是什么原因，
为谁家之事，
在此时请神？
居住在白山上，
第九层峭立的石褶上，
第三层楼阁中，
在金楼银阁中修炼的，
胡牙乞瞒尼，
请沿着辉发河降临。……
是什么原因，
为谁家之事，
在此时请神？
居住在白山上，
冲入云霄的山峰上，
高高石褶子上金楼内的，
多霍洛瞒尼，
从高高的山峰楼上来了。
经过了爱民郭洛，
沿着纳音郭洛行进，
由松花江下来了，
残疾之身，
瘸着腿降临了。
……
山神崇拜是满族很重要的崇拜内容，满族民众不仅崇拜长白山，还认为很多神灵都居住于此，更加增添了它的神圣性。
（二）动物神崇拜
满族的动物神崇拜数量繁多，神歌中也体现了这一点。这里仅以满族崇拜的乌鸦为例来阐述其动物崇拜。
关于满族始祖的传说最为有名的就是《天聪九年档》，自认为从黑龙江迁来的女真人回忆说：“吾之父祖世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室也。”后来也出现此记录的翻版，均以这个传说为底版。
满族人对乌鸦的祭祀突出表现在祭祀中的祭神杆子中。“旧俗，各家亦立神竿（杆）于庭，日置米谷，谓供神鹊。”这里的神鹊并不知晓是乌鸦还是喜鹊。但是在《满洲实录》中记载：“布库里雍顺数世后，子孙暴虐，被杀，幼儿樊察脱走，逃至旷野，会有神鹊，栖儿头上，追兵……疑为枯木椿，遂回。”所以“满洲后世子孙，惧以鹊为祖”。还有一说是当努尔哈赤被李成梁追逐时，幸亏被乌鸦解救，得以存活。尽管这些神话难免有后人杜撰之嫌，但是乌鸦和喜鹊究竟哪个才是满族先民的救命恩主，不好判断。
综上所述，在满族先民的观念意识中，自然现象和万物生灵均有灵性，这种观念也是通过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及动物崇拜而体现出来的。满族萨满教今天的崇拜内容依然和先民们的崇拜内容无差别，只是历史的转型让人们的信仰心理或是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现在人们对乌鹊的崇拜会在剪纸或刺绣中表现出来，这也表现了萨满教极深的民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