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世纪的俄国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澜。然而更引发人们思考的历史现象是，这场持续百年的“大雷雨”的爆发几乎集中在20世纪的头20年和最后20年里，而“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则在诡秘的俄国百年风云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

1921年在俄国侨民聚居的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出版了一本文集《面向东方》（«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主要作者是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萨维茨基（П.Н.Савицкий）、哲学家卡尔萨文（Л.П.Карсавин）、法学家和哲学家阿列克谢耶夫（Н.Н.Алексеев）、哲学家比齐里（П.М.Бицилли）、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Н.С.Трубецкой），该文集出版标志着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诞生。随后，在布拉格、巴黎、索非亚、柏林、贝尔格莱德、布鲁塞尔、维也纳、罗马以及中国的哈尔滨等地出版了《欧亚主义》《欧亚学报》（«Евраз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和《欧亚主义新闻》（«Евразийскаяхроника»）等刊物。一时间，欧亚主义成为俄侨思想界的显学，欧亚主义者们也被请到各地进行演讲和辩论，卡尔萨文在巴黎主办了欧亚主义讲习班，阿列克谢耶夫于1929年筹备建立欧亚主义党（партия “Евразия”），一度试图将欧亚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运动。

欧亚主义思潮是俄国知识界300年来不懈思考的结晶，是俄国知识分子贡献给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瑰宝。正如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帕纳林（А.С.Панарин）在其主编的《历史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中对欧亚主义所做的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思想，其发展道路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思想；（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的，其特殊的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设定好了的。”

欧亚主义思潮首先是对18世纪彼得一世大改革以来，俄国社会急剧动荡，继而东-西两极分裂的大背景下，俄国思想文化界对俄罗斯的民族属性、文化属性、国家属性和发展道路的200年苦苦思考的回答。

19世纪俄国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О.Ключевский）评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共同生活中的困难处境的斗争。”

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时代的“本土俄罗斯”与彼得一世（Пётр Ⅰ）和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开创的“文明俄罗斯”并存和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际上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导致俄罗斯分裂（расколотость России）的悲剧，而且这种分化随着国家的发展有越来越严重之势。于是，“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将选择道路问题摆在国家面前。如果选择‘本土’化道路，就意味着采取伊凡四世时代启动的东方类型道路。如果选择‘文明’化道路，就意味着拒绝基辅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和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接受欧洲传统。俄国几乎用了300年来解决这个难题”。

极负历史使命的俄国知识分子试图解决这一历史难题——“冯维津命题”（Проблема Д.И.Фонвизина）—“恰达耶夫问题”（ВопросыП.Я.Чаадаева）—赫尔岑（А.И.Герцен）所称“斯芬克斯之谜”，其结果是引发俄国知识界的世纪大讨论并导致知识界的分野，形成了“西方主义”（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和“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的思想传统。

欧亚主义思潮出现试图弥补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西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分裂和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鸿沟。

尽管欧亚主义者承认自己是斯拉夫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但同时声明不赞同斯拉夫主义者把俄罗斯民族特性作为决定俄罗斯文化历史特点的主要因素，欧亚主义者认为在决定俄罗斯“欧亚现象”的因素中，决定性因素除去文化和历史因素外，还包括地理因素。同欧洲相比，俄国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长期处在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俄国历史中包含亚洲的特性。与此同时，俄国又通过基督教同西方联系起来，同基督教世界混合在一起。因此，不能把俄国完全看成是亚洲国家。总之，由于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这种位置决定它始终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极端不同的两极中存在，随时与两极发生关系，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欧亚主义者强烈反对西化——欧化，认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非欧非亚的欧亚人，其文化也是非欧非亚的欧亚文化。即作为欧亚文化国家、与亚洲文化即“图兰文化”（Тур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内在联系的俄国与西欧世界相提并论；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

其次，欧亚主义思潮的产生与20世纪的头20年俄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颠沛流离之中的俄国侨民思想家——欧亚主义者试图解决因20世纪初以来连续和剧烈的战争-革命导致俄国存亡续绝的命运问题。

20世纪初的俄国经历了三次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1922年国内战争；经历了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战争与革命带来的幻灭与重生的感受波及整个俄国社会，影响至每一个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霸权，西方文明出现了危机；同时，十月革命后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建立起的苏维埃政权破坏了俄国原有的一切社会道德基础，摧毁了俄罗斯的文化。

欧亚主义者一方面严厉批判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另一方面寄希望于代表国家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欧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谢耶夫既反对以彼得堡为中心的罗曼诺夫王朝，也反对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而是从俄罗斯古代村社体制和民间谚语等民族传统中寻找借鉴，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主义国家。阿列克谢耶夫认为从形式上看，欧亚主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尽管其世界观却与后者完全不一样，但欧亚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是要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国家政治和社会改造。他认为列宁亲手缔造的一党专政与一系列代表机构相结合的苏维埃体制是一种恒定性与变化性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将这两种因素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即可构成欧亚主义国家体制的基础。同路标转换派（сменовеховцы）一样，欧亚主义者对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持谨慎的合作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完全不适合俄国的国情，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苏维埃政权已改弦更张，表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死了”, “欧亚主义者要竭尽全力渗透这一新的体制，假借新政权之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西方的道路走不通，俄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而且欧亚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在一些思想上不谋而合，如强调思想意识在国家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主张联邦主义原则，主张不屈服西方的压力走自己的道路等。

最后，欧亚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化身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重返世人的视线，并且超越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европеизм-атлантизм）与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和道路之争，成为新俄罗斯领导人和社会共识的国家发展战略。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与民族被以“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透视世界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视为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于是，回归欧洲和西方成为俄罗斯领导人和社会的主攻方向。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利哈乔夫院士（Д.С.Лихачёв）认为俄国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他断言：“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后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即斯堪的纳维亚（Скандинавия）加上斯拉夫人（славяне）。曾担任过政府代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Е.Т.Гайдар）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外交部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俄罗斯与西方“将尽一切努力来倡导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俄驻美大使卢金（В.П.Лукин）干脆称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思潮为“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国际主义”，以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В.М.Межуев）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谓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

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欧亚主义登场了。

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идея）。副总统鲁茨科依（А.В.Руцкой）也表示：“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罗斯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在俄罗斯科学院之下设有一个欧亚研究中心，莫斯科成立了欧亚主义出版社，《欧亚主义》杂志创刊。在俄国政治家和学者杜金（А.Дугин）的领导下，2001年，欧亚主义全俄社会政治运动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2002年改名为国际欧亚主义运动（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并获准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该运动还建有自己的网站（http://www.evrazia.org），成员包括了政界、军界、文化界和商界的显赫人士，杜金担任运动的最高机构欧亚主义委员会（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主席。著名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永远是欧亚国家，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道路的话，我想，这就是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主义的道路”，“今天在俄国土地上，欧亚主义的伟大思想是可以实现的”。

为区别于20世纪20~30年代俄国侨民中兴起的欧亚主义，90年代后盛行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被冠之以新欧亚主义的名称。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的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性。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晚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演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人民主权”（народ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和“强国主义”（державизм），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

2000年普京（В.В.Путин）执政和2012年重新执政后，肯定了欧亚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他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这一点。”在内政方面，普京主张实行“可控制的民主”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并根据苏联70年经济建设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强国主义”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既没有继续叶利钦时期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也没有回到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轨道，而是强调在不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强调遵循温和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自由社会经济体系。在外交方面，普京把“东西方并重”外交进一步发展为各个层次的平衡外交。

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亚主义始被中国学者译介到国内，并且在较长时间内被归属为斯拉夫主义流派中的哲学思潮。当普京执政并把欧亚主义视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后，这一思潮又立即被国内学界视为外交策略。因此，除去相对较多的译介文章和十余篇学术论文及数部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之外，中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的研究相当薄弱。这是极不正常的学术现象，亟待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突破。

比较而言，在译介到国内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中，阿列克谢耶夫、特鲁别茨科伊、维尔纳茨基和古米廖夫（Л.Н.Гумилев）等已有专题研究，而萨维茨基却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欧亚主义的思想谱系中，萨维茨基不仅是欧亚主义的集大成者，更是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他的特殊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与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苏符钦斯基、卡尔萨文、维尔纳茨基和弗洛罗夫斯基等同时代，参与了欧亚主义思想的创建和运动的推广。萨维茨基影响了苏联境内唯一的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后者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与侨居欧洲的萨维茨基建立了长期通信联系，并且在两人通信10年后的1966年，终于在布拉格会面。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地理思想直接影响了古米廖夫的著作《民族起源与地球生态环境》（«Этногенез и биосфера земли»）和《欧亚世界的韵律：时代与文明》（«Ритм Евразии:Эпох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萨维茨基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或称‘欧亚俄罗斯’）。”萨维茨基还作过一首诗，反映了他的欧亚主义思想：“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

萨维茨基不仅是欧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而且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地缘政治学家。他长期担任欧亚主义委员会主席及其基金会主要负责人，在理论研究方面著述颇丰。萨维茨基从欧亚世界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位置和蒙古人统治该世界的历史，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世界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融合性，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西欧）和亚洲（东亚和南亚）鼎足而立的特殊发展空间，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作为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事业的继承者，俄罗斯现在要注意通过非武力的途径来统一这一空间；在西方，要致力于建立“大陆屏障”和保持“海上平衡”，联合英国来对抗德国的扩张。

粟瑞雪的著作首开国内学界深入研究欧亚主义思想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她注意到了萨维茨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该著作的学术贡献在以下方面。

第一，作者强调萨维茨基在俄国第一个提出了相对严谨、周密的地缘政治理论，他是俄国地缘政治学派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俄国的空间气候特征、经济发展条件、东西方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是萨维茨基学术研究的中心。萨维茨基的基本观点是：欧亚俄罗斯是与欧洲和亚洲鼎立的特殊地理世界。在与欧亚主义同时代的、和欧亚主义出现之前的其他俄国哲学流派的思想中，关于俄国国家现在与将来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边界问题是不明确的。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模式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创立了自己完整、独特的地缘政治学说——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学说。作为俄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创始人，萨维茨基提出了独特的文化地缘观念。他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中心“位移观”（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еремещения）。在他看来，有一些民族对其周围的历史环境产生过重大影响，从这些民族的文化中心发生地理位移的观点可以研究文化的演变。文化迁移观是萨维茨基独特的文化地缘思想之一，与拉采尔和麦金德等西方政治地缘学派的思想有所差异，为世界地缘政治思想补充了新的内容。他强调，几乎是在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地理枢纽”学说（The Geographical Pivot）、欧亚“心脏地带”（Heartland）和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Rimland theory）的同时，萨维茨基提出了“发展空间”学说（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

第二，作者认为萨维茨基创造了欧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和中心，提出了欧亚俄罗斯世界的理想，从“思想制度”（идеократия）国家、国家-私有经济模式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思想。萨维茨基提出，欧亚主义思想有两个基础或前提用于建设真理思想的概念：个性学说（учение оличности）与东正教信仰。萨维茨基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思想制度的不完美体现，真正的思想制度是欧亚主义，其执政思想的目标是——为居住在该自给自足特殊世界的全体民族谋福利。

第三，作者肯定了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和地缘政治设想的现实意义。即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学说促进了当代俄罗斯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创立，这种意识形态推动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各民族的互助合作和俄罗斯经济的集约发展。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采取的某些政策，体现了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内涵。普京的外交政策首先以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基础，利用经济外交改变地缘政治的关系。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普京政策的原则之一是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从前天的俄国历史、昨天的苏联历史和今天的俄罗斯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俄国文化传统，包括欧亚主义传统的作用，它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俄罗斯（包括苏联）的社会进程，并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明天的俄罗斯发展取向。最后，还必须提到自称“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列夫·古米廖夫，他生活在苏联时代，既不属于欧亚主义者，也不是新欧亚主义者，但正是由于他的思想活动才完成了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历史汇通。

粟瑞雪是我指导的首批博士生中的一员。我在3至4年内对4位同学采取了少见的严格要求乃至“专制独裁”的指导作风，可喜的是，4位同学顺利地度过了“残酷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限，并且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中扮演着成功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学中，粟瑞雪不仅是占少数的女性，而且拥有几项“第一”：年龄最大；工作最重；家务最多；学习最用功；研究最刻苦。她原毕业于俄罗斯语言专业，从事的亦是俄罗斯语言教学工作。从事欧亚主义和萨维茨基思想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基础，而且要求拥有较丰富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史的积累，并且国内学界几无前人的同题研究，所有的原始资料、档案和文献均要取自俄文或西文，其研究的难度和繁重是他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她克服了一切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为自己争取到了赴俄罗斯留学1年的宝贵机会，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研究》和这部沉甸甸的学术著作。作为她的老师，我为她取得的成就而骄傲，更为她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而感动。

本人是粟瑞雪的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和学术著作（2014年）的第一位读者，并且非常荣幸地受邀为她这部学术著作作序。在我2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始终坚信“师生共荣”和“教学相长”这两个道理。我衷心祝愿粟瑞雪副教授在今后的日子中，将日常教学与长时段研究紧密结合，将俄罗斯语言与文化、历史紧密结合，将欧亚主义思想与俄罗斯现实紧密结合，将美妙的歌声与幸福的人生紧密结合，似百花采蜜，如春蚕吐丝，尽享工作、事业和家庭的人生乐趣，尽情驰骋于自己喜爱的领域，为中国的俄罗斯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简序。

张建华

2014年春节雪后初八于“不求甚解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