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难以治愈的俄罗斯病不安与希望并存：普京0时代
某种程度上说，普京对俄罗斯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政治领导人，在推崇强人政治的文化氛围下，他或许更像是一种符号或者说是象征。而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这一次可能将是普京作为总统的最后一个任期。这意味着俄罗斯即将迎来一个转折期，面对未知和未来，人们通常都会同时充满希望和不安两种情绪。
2017年3月23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正式宣布俄总统选举结果：俄现任总统普京以76.69%的得票率获胜。这位现年65岁的政治强人第四次就任俄罗斯总统。
某种程度上说，普京对俄罗斯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政治领导人，在推崇强人政治的文化氛围下，他或许更像是一种符号或者说是象征。而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这一次可能将是普京作为总统的最后一个任期。这意味着俄罗斯即将迎来一个转折期，面对未知和未来，人们通常都会同时充满希望和不安两种情绪。
而俄罗斯的未来存在几个让人不安的因素：石油、人口和“普京后时代”，还有一个则是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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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008年修订后的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连任不超过两届。普京现年65岁，到2024年任期届满时72岁。如果还像2008年时那样，卸任后担任总理，隔一届之后再参选，那么普京就只能参加2030年的总统大选，届时他已经78岁，这个年龄显然实在是太大了。不过也不能把话说死，生于1946年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已经71岁，如果他能够连任的话（特朗普已经声称将谋求连任），届时第二次就职时也已经75岁。以此为参照的话，假如将来普京真的第五次参加总统大选，仅从技术角度说，倒也不算特别夸张。
“石油大棒”与“荷兰病”（注：荷兰病，指一国经济因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不景气以及新能源技术的崛起，石油的变数近期已经愈发显现了出来，虽然能源产品在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中所占比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正常情况下，不超过20%），但是它对俄联邦财政的贡献比例，却始终保持在1/3上下。从古到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的最终崩溃，无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但它们的直接“死因”通常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财政枯竭——譬如1991年宣告解体的苏联。
而相对于这个隐忧而言，围绕着石油，另一个问题则更显得迫在眉睫，那就是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转型始终流于纸面，能源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显得过于庞大，进而对其他产业产生了“挤压”效应，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荷兰病”。
按常理来说，俄罗斯的科研基础承袭于苏联，即便在发达国家中，它的科研实力也应该算居于前列，特别是他们拥有深厚的数学功底，这正是如今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技术关键所在。可是俄罗斯的高技术产业却始终发展不起来，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能源产业给俄罗斯制造了一个资本的“黑洞”——技术创新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投资，如果旁边一直存在一个几乎“稳赚不赔”而又利润丰厚的产业，谁会傻乎乎地去投资搞创新呢？这就导致俄罗斯时不时会爆出一些“黑科技”，但是却鲜有能够形成产业、品牌的例子。
而另一方面，起码从客观上说，俄政府自己其实也对本国的“荷兰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能源产业对俄罗斯政府而言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对外战略中强大的“外交武器”——在俄联邦政府公布的《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中对此的表述是：俄罗斯拥有巨大的能源储量和实力强大的燃料动力综合体，这是俄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推行内外政策的工具。一个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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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等已经发生的案例来看，俄罗斯关于能源战略的表述，绝不是简单说说而已。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和俄罗斯的对外石油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众多西方国家也正是由于对俄罗斯油气资源的依赖，在与俄罗斯的种种冲突中始终不敢太过分——欧盟国家30%的天然气和35%的石油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这意味着你或许不能因为他们在外交上找自己的麻烦就丢导弹过去，但在入冬以后临时检修一下燃气管道确实是做得到的——翻翻历年的新闻，我们会发现，一年的冬季往往是俄欧关系相对最“融洽”的时候。
如此一来，俄罗斯就始终面临着一个悖论：要想让俄罗斯拥抱美好的未来，首先必须先保住它的现在，就必须要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稳定，要握好“石油大棒”，以随时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挑战，而这使得俄政府必须进一步强化石油工业，并且要通过国有化，将其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加剧俄罗斯的荷兰病，吞噬掉它的“未来”——产业多元化、高技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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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包括能源在内，资源型产业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链太短，开采——加工——运输，仅此而已。这意味着它无法吸纳太多的人就业，而且从技术角度来说，它的入门门槛并不高，更多时候取决于你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因此，过于依赖能源产业，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中产阶层萎缩、知识“贬值”等一系列问题。
2003年开始的国际油价大涨，使得当时俄罗斯国内上上下下在石油红利的滋养下都开始趋于委顿。这种情况下，就算高层有心搞产业转型，中层和底层也未必会接招儿。这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对错，人性如此——“未雨绸缪”对多数人而言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临渴掘井”往往才是人的常态。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油价随之下跌，照理说这应该是产业转型的契机，但俄罗斯的外部问题也随之而来：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矛盾升温，最终爆发俄格战争；2013年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这些是地缘安全层面的“大问题”，其他诸如驱逐外交官、马航客机被击落事件、俄罗斯运动员“兴奋剂事件”等“不算太大的问题”，更是频频袭来。
这一系列的外部压力，迫使俄罗斯高层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只能进一步倚重自己的石油工业，而产业转型自然就成了眼下无法顾及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零打碎敲式的外交冲突，客观上构成了对俄罗斯产业转型的阻击战。而反过来想，西欧国家在这一系列的外交冲突中，其实也没落着什么好处。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刻不容缓的人口危机
人口危机在俄罗斯基本已经算是老生常谈，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实在找不到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按照最近的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口数量已经减少到1.443亿，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每平方千米约8.8人（美国的人口密度是35.3人/平方千米）——是世界平均值的1/4，考虑到多数俄罗斯人都集中于少数大城市，这意味着这个面积堪比冥王星的国家（1709.82万平方千米），大部分国土很可能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无论从国土安全还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这种状态都不是一件好事。（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
仅莫斯科的人口就超过1400万，已经占了全俄的1/10，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人口540万。换言之，仅这两座城市就容纳了俄罗斯全国1/7的人口，而目前俄罗斯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有15座，全俄罗斯约1/4的人口集中于那里。
2016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75（注：数据来源于快易理财网。），低出生率带来的后果是俄罗斯连续20多年人口负增长，甚至有人悲观预计，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跌破一亿大关。
人口减少带来的直接问题，首先就是中小城市迅速衰落。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首先都必须有人，人太少，经济循环就维持不下去了——不要幻想电影里的那种田园牧歌，如果十几千米之外没有小镇，百千米之外没有大中型城市，“田园牧歌”估计直接就是“荒野求生”了。
其次是人口太少会导致很多公共服务没法保障，老百姓按市价支付水、电、网费用，可能根本不够日常维护成本（我国偏远地区的各种设施，基本都是国家不计成本赔钱经营，但并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经济不行，生活不便，于是大伙儿自然就会选择去大城市发展，于是中小城市的人口进一步减少，导致经济更差，更多的人选择离开……最终，大批中小城镇走向衰亡，很多行政建制干脆被撤并。
而相应的，由于外来人口不断迁入，莫斯科市的人口平均密度达到了7700人/平方千米，市中心更是高达29000人/平方千米，房价基本和巴黎、柏林、赫尔辛基以及巴塞罗那持平——这还是在俄官方一直抑制地产市场的前提之下。你会发现，随着人口减少，事实上大家的生活成本反倒更高了。
由于俄罗斯国土辽阔，各大城市之间距离都比较远，城际之间的物流成本没准儿都赶上别人跨国了。随着中小行政建制的消亡，自然也就无法建立经济带，只能大城市单打独斗。高人口密度让生活成本降不下来，这一方面拉高了制造业的成本（俄罗斯的日常民用产品，质量一般，但价格却不便宜，因此很难形成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从而加剧了人口危机。
实事求是地说，笔者至今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该如何有效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未来的俄罗斯将要面临一场大麻烦，而假如把话题的范围从俄罗斯缩小到远东地区的话，那么这个“未来”恐怕距离现在不会太远。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面积达到617万平方千米，占俄罗斯总面积的36%，这里是俄罗斯最具潜力的资源“储备库”：目前俄罗斯一共有26872个矿产地，其中11927个分布在远东地区；全俄罗斯煤炭储量的30%、石油天然气储量的20%、木材的25%、钼矿的90%、水资源的1/3分布在远东地区。除此以外，在远东的地下现在至少还有2300万吨铜、200万吨锡、6500万吨黄金和50万吨天然铀……（注：数据来自2014年《西伯利亚研究》第1期《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历史变迁》，作者杨文兰。）各类资源的总价值可能超过25万亿美元。形象点说，如果俄罗斯有朝一日失去远东，那没准儿俄罗斯真可以加入欧盟，因为在西欧各国看来，失去了远东的俄罗斯将会变得“人畜无害”——在此之前，俄罗斯想要加入欧盟那就是“大象进澡盆”。
当然，俄罗斯人再傻也不至于通过自我肢解来换得一个欧盟成员国席位，这里要说的是远东地区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有它没它，国际地位将截然不同。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人口也就900多万，相当于2016年中国北京市人口的40%多一些。20年之后，即2011年，远东地区的人口只剩下620万——相当于现在中国北京市1.6个朝阳区的人口。
根据目前笔者能查到的资料，俄罗斯对远东地区人口的统计似乎只到2011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数据实在太难看，所以干脆不再公布。不过，在2016年的时候，俄官方宣布当年“远东地区人口流失规模减少了一半”，“从每年流失4万人降到每年2万人”。这里头的潜台词是：起码到2016年，这里的人口还处于净流出状态，而且即便以官方数据为准，五年当中也流失了20万人。
按照201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远东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几个“大城市”：最大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80万人，居第二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70万人，排第三的雅库茨克15万人——2016年，中国大连市下辖的普兰店区常住人口91.6万。仅看数字，其实我们也不难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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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宋时代，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中分析过人口问题。在他看来，国家给全体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会按照人口的比例无限度增加下去。比如国防，如果地理要素不变，这个国家有100万人口还是1000万乃至1亿人口，所需要投入的军事力量都不会有太大改变。而如水利、交通、通信等众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不会因为人口的增加而投入更多。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必然会被不断摊薄，人越多，平摊到每个个体，他们所承受的税负就会越少。可以说，“人丁兴旺”与“轻徭薄赋”是两个相互促进的概念，而反过来说，未来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恐怕都不会很乐观，即便不考虑大量不事生产又出生率极高的外来移民涌入，仅就人口趋势而言，中产乃至富人阶层税负越来越高也将是难以逆转的趋势，而高税负最终又必将导致中产阶层走向衰败，最终导致社会活力被透支一空。
一个铺垫——曹操的难题
180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东汉末期的建安年间，除了给现在的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个大IP之外，和所有的历史一样，其中也蕴含了很多可供现今参照的东西。
东汉时期，天下一共分为十三州。及至三国时期，十三州中的九个在曹魏的控制之下，剩下的四个，东吴孙权手里有三个，刘备的蜀汉拥有一个，即益州。
这意味着曹魏占据了原东汉帝国2/3的国土，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最为繁荣的中原地区。无论《三国演义》中如何描述，但在事实上，曹操其实才是东汉帝国遗产的继承者。然而如此强大的实力，为什么并没有让曹魏政权迅速统一中国，相反却让最弱小的蜀汉一次次地对曹魏主动出击（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九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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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在的推算，三国时期曹魏境内人口400万，常备兵员40万；东吴人口200万，常备军不到20万；蜀汉人口则不过90万，刘禅继位时军队不到4万，后来北伐时，也只扩编到了10万。这组数字是否准确目前还有争议，但是仅就三方的实力比例来说，大致是不差的。也就是说，曹魏的实力起码是东吴的两倍、蜀汉的四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战乱导致当时中国人口数量锐减，所以上面几方的人口数量都只是百万级别。为了应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曹魏政权选择引入胡人来弥补缺口，而这恰恰为后来东晋时的一系列变乱埋下了隐患。
显然，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曹魏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首先，相对于疆域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其实并不算大，所有低人口密度会带来的问题自然一样也不会落下；其次，曹魏在地缘安全上一直要面临东南（东吴）、西南（蜀汉）两线作战的问题——这就好比如今的俄罗斯，始终面临西线（北约东扩、乌克兰危机以及潜在的白罗斯危机）、南线（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两线作战的问题一样。
而这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相对于此，曹操还必须面对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到后来曹丕代汉自立，这其实就相当于一次企业并购，土地、人口以及其他资源就是曹氏接管的东汉帝国的“资产”，而当初拖垮帝国的门阀，就相当于是曹氏接手的“债务”。
所谓门阀，其实也就是电视剧中司马懿嘴里常常提到的“士族”，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阶层还有别的称谓：搁在地方上，他们叫“豪强”；搁在近现代，也可以称之为“寡头”。
不管他们叫什么，你只需要知道，在当时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他们同时垄断了社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并且借此又笼络了大部分知识精英。在一段时期内，财富的总量肯定是一定的，一个阶层多吃多占，必然意味着其他阶层只能“少吃”甚至干脆“没得吃”。东汉门阀阶层坐大，导致的结果就是平民阶层难以维持生计、国家财政趋于枯竭，最终便有了历史上的黄巾起义、群雄逐鹿……
曹操所要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人。但同时他们又是当时平均知识水平最高的一批人，治国还离不了他们，譬如荀彧，在历史上就是士族的典型代表——颍川门阀的精神领袖。一句话，既想踹开，又离不了，所以才有了电视剧里“荀令君”和“曹司空”相爱相杀的桥段。司马懿同样属于士族阶层，相对于荀彧的相对中立而言，他对士族阶层的维护要更加坚决。至于更早“领盒饭”的郭嘉，则是“非士族阶层”的精英，所以在曹操眼中，“转会”过来的郭嘉（郭嘉的推荐人是荀彧），反倒更像是自己人。
如此一来，曹魏内部大致就分成了两个政治集团，军人和草根精英更倾向于曹操的治国理念，门阀士族和曹操保持着“相爱相杀”“若即若离”的状态，而每个集团内部又都有各怀不同心思的派系，简单说就一个字——乱。在当时，政变、政治暗杀在曹魏内部就没断过，相互倾轧更是家常便饭，例如曹氏集团的第二代“董事长”曹丕，在与曹植的立储之争中，为了强化自己的班底对冲老爹更看好的曹植，就选择倒向士族一边，这就导致曹丕登基以后，在事实上放弃了老爹秉承的政治路线，而这又导致曹氏自身的根基开始动摇。可以说，司马氏最后政变成功乃至代曹自立，很大一部分根源就在这里。
而如果再往更早一些追溯，汉帝国的建立，其实就已经和门阀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初秦末大乱，严格说起来很难把它归为农民起义，真正起来造反的，主要就是战国时期列国遗留的豪强和贵族，正是他们最终毁灭了秦帝国，而他们也正是刘邦和项羽最初的基本盘。相对来说，刘邦由于接纳了大量布衣精英——这恰恰也是曹操所做的事情，因而对旧贵阶层的倚重度要比项羽小得多，自然掣肘因素也就少得多，这是刘邦集团能够战胜项羽集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汉朝建立之后，原先的基本盘又变回了对国家根基的潜在威胁。西汉时代的历史，主题基本就是国家和寡头之间的斗智斗勇，在这中间，汉武帝通过汉匈战争，除了解决掉了华夏族的地缘威胁之外，也在军人中建立了自己新的基本盘。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25-55）自起家开始，对寡头（豪强）的倚重程度就要高于自己的老祖宗，这就给东汉帝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国家对于寡头的“议价能力”明显减弱了。
有意思的是，在1900多年以后的1991年，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在这之后，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其实他们的上位都得益于寡头集团的认可和支持。所不同的是，车臣战争之后，普京在军方和情报机构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基本盘……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的有趣和无趣，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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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门阀（寡头）擅权的问题，早在2300多年以前中国的战国前期，伟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商鞅就已经给出了一套近乎最优的解决方案。商鞅变法如今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剩下“徙木立信”“严刑峻法”，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都绝不可能是如此简单和浅薄的。
政治层面，商鞅第一次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体制——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举国一法，最大限度地制衡门阀集团，即便是国君，在内政问题上也不能随便进行行政干预。
经济层面，通过民爵制度（平民可以通过军功、种田、做工、经商等明确且可量化的途径获得爵位）和低税率制度（相对于改革之前，秦国的税率事实上大大降低了）来发展壮大国内的中产阶层，他们既是对国家最忠诚的阶层（兵员来源），也是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同时还是精英阶层的人才储备库——秦汉时代，布衣卿相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门阀阶层最直接的制衡。
对比后世，虽然后来在制度层面日趋完善——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但是一旦无法维持中产阶层的比重，国家政治最终必然会沦为门阀（寡头）政治。从底层进阶到中产是较大概率事件，从中产进阶到精英阶层，概率也不算小，但是从底层直接进阶到精英阶层绝对是极小概率事件，这不是靠个人努力或制度改进就可以颠覆的，对国家而言，减少“寒门”远比推动“寒门出贵子”要来得实在。
而在过了500多年以后，曹操在面对门阀专权的问题时，选择了差不多的应对方式——法商（鞅）申（不害）之学。然而遗憾的是，曹魏的政治中心，无论是许昌还是洛阳，都处于地势较为平坦的中原地区，相对于当初秦国所处的关中盆地，这里缺少足够的地理屏障，因此在面对吴、蜀而来的军事压力时，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而这又会大大限制曹魏上层在内政问题上的自由度。放在将近1800年以后的今天，再来看如今俄罗斯的普京，想必会有那么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想踹开，又离不开——寡头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所谓的“寡头政治”并非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这种政治传统可以追溯到莫斯科公国时代，可以说，东斯拉夫人的政治历史，就是“寡头政治”和“强人政治”不断“轮流坐庄”的历史。
俄罗斯其实是一个既年轻又不那么年轻的国家。如果从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加冕为沙皇算起（1547年），俄罗斯的历史其实也就差不多开始于我国的明朝中叶（嘉靖年间），而如果从彼得大帝算起的话（1721年加冕后才有了“俄罗斯帝国”的称号），那其实就是清朝前期（康熙末年）。现存的主要大国里，除了美国，也就属它的历史最短。然而它的立国模式，却和欧洲的其他王权国家基本是一个路子——莫斯科公国壮大之后，一路征服了周边各个公国，而对上层来说，这种兼并其实并不算多血腥，只不过是大伙宣告臣服于沙皇，但贵族始终还是贵族，政治、经济特权一样不少。也因为这个缘故，俄国的历史上动辄就要记录下一堆公爵——注意是“Knyaz”而不是西欧国家的“Duke”，其实原意更接近（公）国王。这个路径和中国先秦时代的楚国倒是有几分相像。
再简单点说，这其实就是比较“原始”的贵族共和模式，沙皇在事实上更像一个贵族间利益的仲裁者和调停人，至于军人和职业官僚，接受的事实上是沙皇与贵族的双重领导，至于具体听谁的，则取决于谁更强势。在这种模式下，沙皇的权力和所该负担的责任，其实都被夸大了。
早在伊凡雷帝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了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1550年法令》——言下之意就是以前中央的权威不够强，但是即便伊凡雷帝，面对地方势力和官僚集团，最终也不得不选择妥协。
而沙皇彼得二世因为早夭（死时只有15岁）没来得及留下子嗣，于是掌控枢密院的贵族们（来自两个家族的七个人）就选了彼得大帝一个远嫁他国的侄女来接任皇位（嫁到了库尔兰公国——一个面积很小的公国，而且刚嫁过去老公就死了，一直守寡，在当地根本没有势力，论辈分算下来死去的彼得二世应该算她的堂侄），而且在继位之前，贵族们还逼着这位准女皇和他们签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没有由几个贵族所组成的委员会同意，女皇无权“修改税率和税法、调用国库、宣战、任免官员”等权力，并且终身不能再婚、不能自己指定继承人、不能拥有自己的领地（用中国的政治语言说差不多就是“王畿”）。放在中国古代的话，除了某些王朝的末期，这种情况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俄国，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否则这几位贵族也不至于这么有想象力。
不过，意外的是，这老几位选出来的，就是后来的安娜一世。没想到这位大姐签协议的时候痛痛快快，结果一回到莫斯科，反手就秘密串联了一部分大臣和近卫军，用800人逼宫，撕毁了协议，随即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可以大权独揽的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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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贵族政治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副产品，俄国皇室成员的配偶多从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地区王室或信奉东正教的希腊王室中选择，而假使是和本土的哪个贵族子弟结合，皇室只会认定这是“皇庶通婚”。这是因为本国原本就面临贵族专权的问题，如果皇室与某一支本土贵族联姻，就有可能受到贵族的挟制，或是导致某一派做大，进而让政治生态失衡。相反，与外国王族通婚所带来的问题要少得多，关键时刻还可以引为外援。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的德国、希腊和俄罗斯其实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寡头政治”还给俄国带来了一个伴生的政治传统——情报机关治国：彼得大帝创建了“普列阿布拉仁斯基衙门”，安娜一世创立了“秘密刑侦事务衙门”，它们其实与后世苏联时代的“契卡”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克格勃”，乃至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思路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除了情报机关在技术层面的正常职能之外，这些机构都担负着对冲寡头影响力的任务——对于掌握着超量社会资源的寡头（贵族）来说，光靠正常的司法途径很难限制他们。
有意思的是，在1800多年以前的中国，曹操其实也一直面临自东汉延续而来的“寡头专权”的问题，而除了拥有来自军方的支持之外，曹操同样也设立了“校事官”，这其实和后世明朝的厂卫是一个性质，也是情报机构——所以《虎啸龙吟》里面出镜率极高的“校事府”其实并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其实政治也可以算作一种“软科学”，大众眼中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文化”，是“特性”，然而对当局者而言，他们更看重“技术原理”和“共性”。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问题，政治家们自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和年代、民族并没有多少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历史没有新鲜事”的原因。不过为了符合大家早已形成的语言习惯，我们这里还是会说“政治传统”。
还要说明的是，这里笔者并没有笔误，事实上即便在苏联时代，“寡头政治”作为一种政治传统也依然是存在的。自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各个部门以及地方政权，都有了极大的自主权限，进而最终有了“诸侯化”的趋势，而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为了尽快坐稳位置，对此都选择了听之任之。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这其中戈尔巴乔夫虽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这里面也有之前遗存的隐患。在苏联的最后时刻，叶利钦给政治寡头们开出了更高的价码——允许他们裂土分疆，独立建国，于是最终叶利钦赢过了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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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官僚集团虽然不像沙俄时代的贵族那样靠血统承袭，但是在“擅权”这个问题上却是大同小异，其实还是带着政治寡头的色彩。即便是斯大林，在面对这帮人的时候，也经常没有办法。这一点从苏联建国初期的能源问题上就可以窥见一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石油取代煤炭就已经是公认的大趋势。当时，各工业国工业体系都在迅速用石油代替煤炭，搞“新能源革命”，即便是没有石油资源的德国也不例外（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因为你不具备某种条件就照顾你，没条件那就自己去想办法）。然而原本作为当时第二号产油国的苏联（第一是美国），却迟迟没有改变自己的能源结构。
这里面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苏共是一支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十月革命以前，沙俄的工业其实只能算是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不要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别名——“煤铁革命”。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沙俄的工业体系，大部分都还处在煤炭时代，只有一小部分触碰到了石油时代。
所以在当时的俄国工业体系中，钢铁和煤炭是最为庞大的两个产业，也是产业工人人数最多的两个产业。那么按照比例来说，苏共高层中，来自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的官员数量最多，那么他们的发言权自然也就最大。于是，苏联建国初期工业建设的偶像，便是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是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石油领域的铁人王进喜。
相对于煤炭和钢铁集团，石油产业出身的官员，当时在莫斯科的发言权就要小得多。石油的分布远没有煤炭那么广，当时苏联的石油工业多分布于阿塞拜疆，那里远离政治中心的莫斯科。结果地理上的距离便导致了政治上也和高层拉开了距离。
此外，石油生产需要的人员数量原本就比煤炭少得多——在苏联时代，要生产同样当量的能源，石油产业需要投入的人员数量只有煤炭产业的1/4.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却导致了政治上劣势——人少则言轻。
斯大林对未来的能源格局自然有着清醒的认识。1927年苏共十五大会议期间，斯大林特别强调：“谁在石油工业中拥有优势，谁就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主动。”
然而苏联官员们对此的回应却是：苏联计划经济委员会于1930年做出决定，要大力发展煤化油产业，最终的目标是苏联50%的液态燃料从煤炭中获得——煤化油技术来自20世纪初的德国，由于德国本土没有石油分布，所以以此来作为替代手段。对于蕴藏有大量石油的苏联而言，这显然是多此一举。更荒唐的是，按照此前德国的经验，在德国本土生产煤化油的成本是从墨西哥购买石油的45倍。除非是在战时没得可选的情况下，否则这种技术很难在生产领域大规模推广。
石油集团虽然发言权重小，但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计划的胡乱开采、虚报数据换取政绩等现象屡屡出现。这样一来，直到1937年，苏联的能源构成中，煤炭以47.5%稳居第一，石油只占16.1%，剩下的则是泥炭和木头。
此后，计划经济委员会在“二五计划”的总结性文件中干脆说：“石油已经不是苏联主要的能源品种，在未来的能源需求中，石油需求也将降低。”此后石油所占比例果真开始下降，全苏能源消耗的一半都来自煤炭——当时主要工业国的“新能源”升级改造正搞得如火如荼，连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些不产油的国家都不例外（英国北海油田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产油），不惜推高自己的国防安全成本，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以油代煤”。
显然，高官们对斯大林就是在阳奉阴违。其实政治强人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即便是斯大林也是如此。那么如今的普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上原先的利益和权力格局被德军的外力所摧毁，苏联原本畸形的能源格局竟然在战争期间迅速正常化了——最终帮斯大林达成1927年目标的，不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委员会，而是希特勒。
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其实只不过是延续了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模式而已。叶利钦时代，“七大寡头”构成了叶利钦最核心的基本盘，凭借他们的支持，叶利钦能够在1993年的“炮击白宫”事件中战胜挑战他权威的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能够在1996年连任总统。但是在1998-1999年面对“卢布危机”时，叶利钦则显得无能为力——七大寡头既然是总统唯一的基本盘，那自然说明总统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也就没多少议价权可言。
而普京则不同，早在1997年，普京就被叶利钦任命为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由此奠定了他在情报机构的基本盘，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让时任俄总理的普京在军队中得到了支持者。普京在就任总统之后，随即强化了“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俄罗斯的强力机关进行了整合。再之后，七大寡头悉数倒台……
在此之后，普京倒也没像他最初说的那样，真的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对于其余实力相对较弱的寡头，普京选择了和他们“和解”——其实这更像普京“降服”了寡头阶层。这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上层斗争的传统模式——削其锋芒，存其根本。
至于这么干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和前面提到的曹操所面对的问题一样——既想踹开，又离不了，几百年来只能一直“相爱相杀”下去。假如2004年那一次普京要对寡头斩尽杀绝，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俄罗斯的经济运行肯定会瘫痪。
俄罗斯七大寡头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
往积极一面看，相对于俄政府部门的死板和低效率（不少中俄合作项目经常是中方这一侧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俄方那边连基础都还没搞利索，此外还要考虑他们排名仅135位的廉洁指数），掌握商业资源的寡头在某些情况下反倒能更好地完成工作。譬如如今经常能把西方国家“怼”得死去活来的俄罗斯媒体，其实具体的工作都是外包给了几大传媒寡头，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官方媒体面对西方舆论战时，经常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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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与“强人”二选一的问题，在独联体国家中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譬如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白罗斯（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就都属于典型的强人政治。而乌克兰则是典型的寡头政治，自独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尤先科、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三个人反复上演“三国演义”——不管谁在台上，另外两人都会合作把他拉下来。而在2013年亚努科维奇因为颜色革命出走以后，乌克兰的政局进一步趋于碎片化。现总统——巧克力大王出身的波罗申科对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就异常弱化。对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这样一个外来户，波罗申科想把他礼送出境都做不到——2017年年底，乌克兰警方逮捕了萨卡什维利，结果在押解途中，萨的支持者上演了一场“劫囚车”，顺利把他救了出来。到了2018年3月，干脆反客为主，萨卡什维利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要求波罗申科和总检察长卢岑科一块下台。
普京未来的基本盘——中产
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寡头”既不是俄罗斯如今的产物，也不是俄罗斯特有的产物。俄罗斯在16世纪之后形成的寡头政治传统，在中世纪的西欧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西欧有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去慢慢消化磨合——让很多矛盾起码在感官上看起来更“优雅”一点。而俄罗斯众多国土的获得其实不过是最近二三百年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架构，稳定性自然就要差不少。当然，这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在西方体系下的国家中，大财团、大家族左右国家政策走向，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譬如英国，800多年前的上流社会，在800多年后他们的后代仍会有超过90%的概率依旧是上流社会。而日韩的“门阀政治”和俄罗斯的“寡头政治”，除了用词以外，在本质上同样没什么区别。
真正让人们忘了这些国家存在寡头这件事，其实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中产阶层的崛起。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构成越来越复杂，过去“封主——农夫”式的简单模式，被复杂的经济模式所取代。产业工人、技术人员、律师、医生、会计师……在工业时代，人们可以谋生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农民从一个阶层变成了一个职业。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只要上层能够多少收敛一点贪欲（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中产阶层就可以被培养出来。
而这种利益让渡又是大有回报的：1.首先这个阶层是创造和创新能力最活跃的阶层——底层忙于生计没有资源和精力去做，顶层坐拥资本，可以钱生钱，没理由去做，唯独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资源，又有继续向上发展的动力；2.这个阶层在文化上往往会趋于保守，是社会的稳定剂——顶层和底层其实都不怕折腾，一个丢得起，一个没得丢；3.中产阶层是最稳定的税收来源——顶层有大量资源可以合法或是“不那么合法”地避税，而底层原本就没多少财富，税负过重只可能激起民变——就像17世纪中叶的中国明王朝那样（但是反过来说，中产阶层税负过重，则必然会透支掉社会的活力）。
而更进一步说，中产阶层并非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概念，无论过程看起来多虚伪多幼稚，这个阶层的确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的参与者，他们的存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了寡头、门阀们的影响力，而在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强势君主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2017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或许就可以算是一个典型案例。
回过头说俄罗斯，作为“近代化”的后来者，俄罗斯的发展节奏总是显得过于“仓促”。在俄国还在玩“贵族政治”和“农奴经济”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就已经先后开始了。凭借着庞大的体量和人口，使得沙俄得以跻身于列强之列，但是它的工业化进程却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连弹药这类消耗品，也还指着从法国进口，随着战事日益吃紧，法国自顾不暇，不能继续向俄国出口弹药，东线的俄军随之趋于被动；在更早的日俄战争时期，日军惊讶地发现，被俘的俄军士兵，很多都是文盲，平均文化水平远不及日军。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随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原先的苏共高官们摇身一变成了新寡头，多数国民被排除在财富分配之外。按照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中的数据，俄罗斯是目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1%的人口掌控着全俄74.5%的财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据是42.1%）。于是，绕了一大圈以后，俄罗斯面对的其实依然是1547年以来的这个传统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上下同利”其实远比“上下同心”要难达成。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和外交胜利，不仅解决了俄罗斯的地缘安全问题，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从冬奥会禁赛到驱逐外交官，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羞辱，反倒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从而让普京在本轮大选中获得了创纪录的高得票率。但是这终归不会是一个国家的常态，当一切回归稳定的时候，就要面临“亲兄弟明算账”的问题，届时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
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占人口的比重通常是60%-70%，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中产所占的比例平均只有38%，即便是在人均收入更高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这个比例也仅仅为40%上下［数据源于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RLMS），当然更悲观的数据是30%］，而按照以往的经验，俄罗斯的中产比例一直是有升有降，这个变化规律和俄罗斯经济的走向基本是吻合的。而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影响，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低的（当然也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那么严重），这就意味着，在最近几年，俄中产阶层所占的比重起码说不太可能有多少提升，甚至可能还在萎缩。
普京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俄官方发布的《2020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中就曾经提道：必须要持续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使其到2020年达到俄罗斯居民人数的55%-60%以上；在2012年年初的总统竞选期间，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称：由医生、教师、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是国家的栋梁，“应该继续成长，成为社会中的多数”；在3月发表的经济纲领中，更是明确向中产阶级示好，宣称创造更好条件使这部分人群（企业家、预算部门的工作者、工程师与熟练工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是自己未来执政的政策目标。而某种程度上带有“过渡”色彩的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到，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高质量的服务，是自己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普京的表态自然不是仅限于口头上，2010年俄联邦政府实施了税制改革，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之外，个人所得税还修改为单一税率——从原来的12%、20%、30%三档税率，简化为统一收取13%(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最初的个税是7级累进制，最低12%，最高65%），此外，针对股息、博彩业等非劳动收入，制定了30%、35%两档税率。
这种看似“一刀切”的做法，其实如果算大账的话，反倒更加合算。在俄罗斯收入透明度不高的现实下，那种看似科学的税制，面对拥有足够社会资源的阶层时，其实是很难征收上来的，反倒是收入较高但没什么权力背景的中产阶层，会背负过高的税负，从而失去了对创造性工作的积极性——因为“生活”变成了“生存”。假如再配合过高的福利，这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奖懒罚勤”、抑制中产的局面——这也恰恰是西欧目前的窘境。而反之，自然更加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此外，简化税制还降低了俄税务机关的运行成本。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新税改方案，其实也秉承了差不多的思路——从最初计划的七档简化为三档，虽然最高征收额从计划中的25%提升到了33%，但是低税率覆盖的人数反倒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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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共和党及其支持者所秉承的理念，其实就是高收入、低税收、低福利，而客观说来，这种模式的确更易于让人倾向于不断奋斗，而不是安于现状。
然而相对于理想，现实却依旧显得过于“骨感”。普京最初是作为“救火队长”被叶利钦选中并推上政治舞台的。在他三届总统任期外加一届总理任期里，他的确遏制住了俄罗斯极速跌落的趋势，解决了大部分地缘安全危机，恢复了国内的秩序。但是，在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普京的政绩相对来说，就显得不那么振奋人心了。
但也不好说普京是不是就不善于搞经济，从2000年正式就任总统算起，这十八年时间他其实也真没多少精力专注于经济领域。先是要稳定国内局面，然后要降服寡头，再接着要应对各种地缘威胁——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而这样并非因为普京只知道一味对外用强，而是俄罗斯“大而不坚”的地缘环境决定的：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失去了此前1/4的国土，而且多数都是苏联时期的战略要冲，如今的俄罗斯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退让的空间了。
相对俄罗斯来说，美国的地缘环境就要优越得多。面对欧亚大陆，美洲所处的位置完全是“孤悬海外”，同时美国又有足够庞大的国土、人口数量和资源保有量。所以在历次危机中，美国最坏的局面也就是选择在全球全面收缩（局部收缩更是不新鲜），然后专注于解决内部问题——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其实就有这个趋势。而如今的俄罗斯却没有收缩的本钱——“俄罗斯虽大，但是我们却无路可退，因为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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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罗斯的西部为例，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国土，几乎都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除了第聂伯河，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像样的地理屏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波德平原与东欧平原放在一起，大致的形状就是一个侧放的三角形，三角形的一个角在德国，而对应的一条边则在俄罗斯，也就是说，从西欧出发，越往东走你会觉得越“宽”。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人要自西向东进攻俄罗斯的话，那么越往东打，俄罗斯人的防线就会越长，防守难度就会越大——兵力和资源一共就那么多，战线越长，分布的密度自然也就越低。当初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想过要速战速决灭了俄罗斯（苏联），其实很大一部分底气就来自这里——这种地形很难守住，谁处于守势谁吃亏。
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德统一，前华约国家“变色”，乌克兰、白罗斯（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及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停止的北约东扩，这些让俄罗斯损失的不仅仅是防御纵深。对方每往东扩张一步，俄罗斯的防线就要跟着拉长一大截，在军事上的防御难度自然就跟着增加一分。
2011年时，俄罗斯国内曾爆发过一系列规模不小的反普京游行示威，除了西方国家在背后暗暗推动之外，这里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俄罗斯国内的中产阶层，正在对改变现状渐渐失去耐心。当时的示威者中，有60%来自中产阶层——那一次恰恰是俄罗斯中产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显示出存在感和影响力。
在他们看来，普京依旧是和寡头们站在一起，而自己的生活，则始终处于缺乏安全感和缺乏进一步上升通道的状态。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但不能说他们的感受是不真实的。当然，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在收回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人再一次激发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这件事多少带有一些讽刺的味道：普京要想固化自己的政治遗产，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壮大中产阶层，改变俄罗斯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就像当初他所计划的那样。然而由于这一承诺迟迟无法兑现，这些未来的基本盘，如今却时常会做出一些令人不快的举动。这对俄罗斯上层包括对普京本人来说，都是对其政治手法和政治胸怀的一个考验。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后面的6年里，普京需要做的事其实和特朗普需要做的事，在本质上都差不多，都是要强化中产阶层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实体经济——对俄罗斯来说，则是要摆脱对石油产业的过度依赖（这或许也是特朗普和普京在个人间彼此惺惺相惜的一个原因）。
在上一个任期里，普京一反以前的常态，对军工、军队、情报机构等自己的基本盘“下手”，连续裁汰、撤换了一批官员。这显然是在为“后普京时代”做铺垫，改变人的配置，最终的目的必然是为了改变利益关系。在第四个总统任期里，普京必然要试图对俄罗斯内部，做一些改变——那么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外部问题上，只要没触及俄罗斯的底线，在未来普京或许就会做一些适当的妥协，那么再进一步说，或者之前俄罗斯强硬的态度，没准儿也可以（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研究部）理解成是为后面的讨价还价留出空间。
总而言之，虽然如今各种媒体和专家学者都在讨论关于六年以后“普京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把格局放大一些看，如果普京是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么相对于“接班人”问题，如何改变现在俄罗斯的财富分配格局，其实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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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一税制并不新鲜，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普及了这一做法。先秦两汉时代，税收征收的是实物，即粮食和布匹，学名叫作“租”。而税收的大头，在当时显然是农业税。
在当时，你的地土质好不好，阳光充不充足，取水方不方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国家压根不管，全国上下所有的农田都是一个征收比例，一般情况下税率是5%-10%，历史最低的时候能到3%多一点。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有失公允，但其实反倒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要是想把税收精准化，是不是每年或者至少隔个几年，就得先对全国的农田进行一次普查？再然后，就得根据不同的亩产，定出一个阶梯化的税率。那么再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无论在任何时代，这种普查都必须动用大量人力，深入基层，一一排查。这些人自然也是要吃财政饭的，那么多出来的这块财政支出从哪儿来呢？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就得相应增加税收。
其次，最可怕的是这将提供了海量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大规模普查，想一一核实、复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后面想一想也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富裕的人家只需要花点钱，打点好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就可以把自己家的地统统算成低产田，这样自然就可以避税。
可是每年的财政消耗是一定的，这一块是国家的“刚需”，既然富人们少缴了税，那这部分税收缺口该谁来填呢？显然只能是没什么能量的穷人。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明朝末年，就是因为东南士绅拒绝缴税，结果税负负担全都压在了北方的贫苦农民身上，最后终于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一个长期的隐患——车臣
随着“后普京时代”的到来，俄罗斯一个被“冷冻”起来的麻烦，面临“解冻”的危险。这个问题就是——车臣。
关于车臣问题的来龙去脉，笔者在之前的几本书里已经做过比较多的说明，这里就不多加赘述。在此，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个问题：
一、从地缘战略角度说，车臣的位置非常重要。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85个一级行政区之一，地处北高加索山区，首府格罗兹尼，面积1.73万平方千米——比北京市略大一些，人口只有126万（2010年数据）。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就像是大高加索山脉向东欧平原突出来一块。
从古到今，这种地形都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借助山区的屏护，你进可以袭扰周边平原地区，退可以依山防守，以少胜多——说得再直白一点，您可以想象一下座山雕的威虎山、水浒里的梁山，车臣其实就相当于它们的放大版。
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是里海沿岸到黑海地区石油管道的必经之路，同时还是俄罗斯腹地与在外高加索地区三个共和国（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阿兰）之间铁路干线的必经之地，此外，这里的地下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换句话说，这个看似不大的地方，却关系到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石油出口的安全，同时关系到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地区是否能有效控制。
二、通过两次车臣战争（分别爆发于1994年和1999年），俄罗斯虽然暂时解决掉了这个共和国的叛乱问题，但事实上却依旧遗留了大量隐患。
如今媒体上都称呼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可是车臣人却让“战斗民族”们头疼了一百多年。1859年，车臣才正式纳入俄罗斯版图——妥妥的新收之地。而在此之后，由于车臣民族民风彪悍，当地的伊斯兰教文化与东正教文化又有极大差异，这一百多年里，车臣地区出现过多次独立运动，2004年造成335人死亡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就是由其一手策划的。之后又屡屡遭到弹压。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苏德战争期间，一部分车臣人和德国人合作，成立了“高加索兄弟特别党”，这一举动最终让斯大林下令，将车臣人全族强行迁移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并且在当地受到监控。1957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又对车臣人进行了平反，并且把他们又迁了回去。虽然后来厚加补偿，但终归没法消弭他们对俄罗斯的恨意和离心离德。
不过以俄罗斯的国力而言，这个问题其实还不算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麻烦在于人口。两次车臣战争虽然以俄联邦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打得却异常惨烈，即便对“战斗民族”而言，也绝对称得上是噩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部反映车臣战争的电影——《炼狱》，光听名字您也应该猜到俄罗斯的想法了）。除此正面战场之外，车臣反政府武装还对周边的平民频繁发起恐怖袭击，最终迫使绝大多数俄罗斯族都离开车臣以及其周边地区。打个比方来说，主体民族的缺失，等于是让车臣和莫斯科直接失去了“骨骼和筋腱”的连接，剩下的只有表面的“皮肉”。
车臣共和国现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出生于当地的大家族，他的父亲艾哈迈德·卡德罗夫曾任车臣首任总统，于2004年5月9日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一起恐怖爆炸中身亡。说得直白一些，小卡德罗夫的身份其实更像是中国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代的“节度使”，如今的车臣其实依然像是一个国中之国，俄联邦的法律在那里事实上是不起作用的，小卡德罗夫掌握着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运行乃至当地人的生杀大权。这听起来与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前的状况没什么区别，但唯一的区别是，他对莫斯科是忠诚的，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忠诚其实更像是对普京个人的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源于他们民族对强者的敬畏。车臣当地武装东方营曾在多场战事中，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让俄罗斯获得了更为灵活的介入手段（理论上说他们只是俄罗斯公民，没有任何官方身份）。
而普京对车臣则一直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目前车臣的经济运行，完全仰赖于莫斯科源源不断的、输血性的巨额财政补贴（当地民风不事生产，所以基本不可能通过自身建设形成造血能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最精锐的58集团军一直驻扎在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只要需要，可以随时开进车臣（同时他们应该肩负着应对格鲁吉亚等地突发情况的任务），此外，150步兵师（二战时攻入柏林帝国大厦的就是他们）也被部署在了距离车臣不远的罗斯托夫。
短期看，车臣尚不至于出什么变乱，但长期来说，2024年时普京已经72岁，而1976年出生的小卡德罗夫才48岁——正是壮年，届时无论是继任者还是年老的普京本人，是不是还能让他维持如今的忠诚，谁也说不好。
此外，从更大的范围去看，车臣也存在一个目前伊斯兰教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人口出生率高，年龄构成年轻化，但是社会经济却提供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来消化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之前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变乱，就深层次原因来说，基本都是源于这个问题。而未来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车臣地区同样也将要面对这个问题。届时即便小卡德罗夫继续死心塌地地忠于莫斯科，但是他是否有能力应对那时候的局面，如今也不得而知。
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未来除非重新让俄罗斯族移民实边（问题是现在连俄罗斯腹地都在面临人口危机），否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办法能从根本上消除车臣的隐患。
令人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说了一圈，回过头来看，其实在俄罗斯未来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中，最让人不安或者说看不到希望的，还是人口问题。一个民族如果传承到最后，只留下一堆文物，放在别人家的博物馆里，那它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唯有人存在，一切才有从谈起。
从更大的格局着眼，其实俄罗斯所面对的问题，也并非它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目前都要面对的问题——俄罗斯所属的东正教文明，说到底也还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内的一部分。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的生育率（反映育龄妇女生育频度的指标）是2.1，而现在西欧的生育率，英国是1.66，德国、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美国的人口生育率倒是达到了2.1，但其很大一部分是非裔和拉美裔贡献的，作为主体族群的欧洲裔白人，生育率数字其实也比他们的西欧表亲强不了太多。从全球看，20世纪60年代，欧洲裔白人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到2000年，变为六分之一，到2050年，就将只有十分之一。
也可以说，现在大伙其实都感觉到了不安，而西欧的情况看起来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他们还需要应对不断涌入的难民。如果把西方文明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它其实已经分为彼此存在联系但又泾渭分明的三部分——欧、美、俄。
※俄罗斯的地缘优势，除了幅员辽阔和资源丰富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它的位置靠近欧亚大陆的中央区域，但是缺乏优良的出海口让其减分不少。
从上面的表格不难看出，三个板块比较而言，历史最为悠久的西欧的未来恐怕是最不妙的，而美、俄则都还可以“再抢救一下”。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三个文明板块的走向，可能就值得玩味了。显然，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地缘安全方面的压力，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在近期“向东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就现实利益而言，它和中国之间显然存在着极大的交集。
可如果把时间线放得更久一些呢？如果俄罗斯能比西欧撑得更久一些，那么在未来，西方文明三板块中，会不会至少有两个凑在一起抱团取暖？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或许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如今俄罗斯的经济数据如此难看的情况下（2016年时经济总量已不及韩国，仅略高于中国的广东省），美欧面对俄罗斯，还是视其为大敌——未来谁是西方文明圈的基石，在这个问题上，美、俄还是需要争一争的。而至于西欧，如果真要二选其一的话，显然俄罗斯不会是他们的优先选项。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这种格局会一直持续下去，未来依旧是美欧会相对走得更近一些，而俄罗斯则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一个不怎么强大的独立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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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承袭角度来说，俄罗斯肯定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而需要注意的是，欧洲的那些个“国”，和中国这个“国”其实不是一回事。我们平时说到“中国”这个词的时候，在不同的语境下，它可能指的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也可能是指文化或者是民族，因为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华夏之后，中国的政治疆域、文化疆域和民族疆域基本是重合的，多数时候这三者根本分不清楚。
而西方文明其实更接近于我们春秋战国时的状态——一个文明圈子（基督教文明）里包含若干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都是城邦联合而成的，老百姓的认同感可以分为不同层级，上面有文化（宗教），下面有城邦，“国家”认同只是中间的一个层级而已。
因此在各个欧洲国家，一国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始终是比较有限的，说得再直白点，只要是欧洲（文化意义上的）国家，理论上就存在分裂的隐患（想想西班牙的加泰罗尼西亚、巴斯克，英国的北爱尔兰、苏格拉，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加拿大的魁北克以及特朗普就任后美国一大堆不买账的“蓝色州”）。在近代以前，欧洲政治的常态就是，一个政治强人现世，各地豪强（寡头）就会被压服，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崛起，然后随着强人的老去直至死亡，这个国家的国运又会迅速逆转，如此周而复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来得及让自己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
在国家概念之外，其实中国文明疆域的概念始终都没有消失过，只不过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明疆域基本都是重合，习惯性思维使得我们常常自动忽视这个问题。
可是西方人却始终分得清清楚楚，文明疆域之内和之外，在他们的心中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在看待外部世界的时候，已经习惯了以国家或是国家联盟为基本单元来看待。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何看不重要，关键还要看别人怎么去看。以文明为基本单元来看的话，中国其实可以视作一个独立的文明板块，我们面对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圈，拥有9亿人口，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50%，顶级科技论文占总量的70%……
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从地理角度上讲，澳大利亚其实完全可以算作一个亚太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贸易额来自中国。可即便如此，在2017年，澳大利亚却还是爆出了排华运动——在西方文明系统的国家中，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最保守、最倾向于右翼的。
其中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在澳大利亚看来，他们所处的位置是一块远离自己“文明本土”的飞地，这种环境让澳大利亚的主流阶层，始终都弥漫着深深的危机感，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自然也就始终心存戒备——虽然这种戒备之心在我们看来是毫无必要的。
在寡头政治这个问题上，日本其实是和俄罗斯最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日本事实上一直处于一种门阀大族割据的状态，而天皇则是幕府“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而已。这其实就是中国三国乱世的超级加长版，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对中国三国时期的兴趣远大于其他时代——这段历史最能引起共鸣。
而所谓“明治维新”，其实更像是“明治复辟”，在上千年来，天皇权威性最强的时期，就是19世纪60年代到1945年战败前，借助关东武士阶层的力量，天皇摆脱了当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关西门阀的控制，而日本事实上的首都也从京都迁移到了江户——也就是现在的东京（从法律角度说，日本其实并不存在“首都”，只能说东京起到了首都的功能）。
这之后的历史，真正让日本历史出现转折的并非是教科书里常常提及的“西化”（日本人的成功恰恰在于没有一味照搬，而是强调“和洋并用”），而是强化中央集权。明治维新之后，紧随其后就是“奉还籍册”“废潘治县”运动，即实际把持地方控制权的门阀贵族们（大名），将手中掌握的户口和田亩册全部交给中央政府，这其实就是让渡了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
作为回报，日本首先以全国之力，引进技术设备搞出了一批工业企业，然后又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将这些企业出售给门阀贵族——这其实也可以看作一次由国家所主导的比较特殊的分封。
与沙俄皇室的做法类似，天皇同样也在通过军方的力量来对冲门阀对国家实际控制权的垄断，所不同的是，日本天皇还引入了英国这个国外的势力来同时对冲另外两支力量——日本所在的位置，加上它大小适中的体量，使得它最终被英国选中，作为对冲沙俄和清朝影响力的亚洲代理人。
在明治时代，日本的政治力量保持了一种“三足鼎立”式的平衡，而明治天皇得以在这种平衡中维护自身的权威。
到了大正时代，英国的国势变得难以为继——特别是在一战之后，日本由此彻底取得了独立自主，然而此前“军方——门阀——外国势力”所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平衡也随之被打破，门阀由此有了一家独大的机会，而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一样，寡头专权开始迅速恶化国家的财富分配结构——这其实也印证了“福祸相依”的道理。
到了昭和时代，为了扭转局面，昭和天皇（裕仁）为了对冲掉门阀的影响力，开始扶持军方势力，然而军部的崛起并没有扭转此前门阀专权所带来的问题，相反却让军阀坐大，最终让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日本战败之后，军部的影响力基本就不存在了，而天皇则被符号化，日本社会再次回到了门阀独大的局面。然而不同的门阀派系之间依然存在彼此制衡的关系，同时大伙儿头上还有一个作为“太上皇”的美国。此外，为了对冲英法两国在制造业上的影响力，战后美国一直在制造业领域扶持日本和西德两个自己牢牢掌控的国家，凭借着这一系列不可复制的优势，日本在当时号称“一亿中产”——就是说绝大部分国民都属于中产阶层。当然这也不是无代价的，到了叫你签“广场协议”的时候，你也只能就范。
说了一圈，政治其实就是一门“用人”的科学，而这门学科的首要之处，则在于平衡。
而自冷战结束之后，之前被发展所掩盖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慢慢凸显了出来。门阀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职业官僚架空政治家实际掌控权力，除此以外，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开始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悄悄地再拉大，“一亿中产”越来越像是一个“历史名词”……
看过前文之后，这些问题想必大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更巧的是，就像俄罗斯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一样，日本同样处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只不过俄罗斯是被动被推到了边缘，而日本之前则是主动为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迟早也要面对在东西两个方向二选其一的问题。
而从2018年年初开始，中日双方都在各种场合释放了之前少有的善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年初就曾表示，“日本将好好应对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个案合作”。安倍在东京参加时事通讯社主办的新年会时还曾表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今年能成为中日两国人民都承认两国关系长足改善的一年”。
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也是对上面说法的一个印证。不过也无须对此抱以太大的希望，毕竟自战败以后，日本丧失掉了很大一部分自主权。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帮不了日本太多的忙，这个问题最终只能靠他们自己来处理，而对中国来说，只能说一切随缘便好。
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1967年日本人口首次过亿，此时日本处于经济起飞阶段；1985年人口达到1.1678亿，四年以后日本经济总量超越苏联；2007年，日本人口达到峰值1.2777亿，随后开始下降。三年以后的2010年，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
这意味着，日本人口资源的潜力已经被挖尽——所谓“一亿中产”，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把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国民都已纳入到了本国的工业经济循环当中，1.27亿国民的创造极限也就到这里了。当然，以这个数量级的人口，创造出如此庞大的经济、工业和技术成果，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民族的确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这里说句题外话，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最大的问题恰恰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被排除在这个循环之外，所以人口长期看也许是潜力，但是短期内肯定是负担。
显然，中国的潜力远没有到头，那么再往后，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将越来越难以成立，不是友好还是敌对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资格做我敌人的问题。假使有一天它彻底失去了做敌人的资格，那或许做朋友就真可以做踏实了。
从未放下的“核大棒”
2018年3月1日，普京按惯例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普京把这场发布会变成了一场军工版的WWDC（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主要用以展示最新的技术和软件）。唯一不同的是，普京拿出来的不是智能手机，而是一系列看起来“黑科技”感十足的新式武器。虽然之前各个媒体已经大幅报道过，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里还是先用“外行话”来简单说说——
“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简单说，很大（全重超过200吨），很难防御，一次可以带很多核弹头（最多9枚），射程可以覆盖全球所有叫得上名字的国家。但是因为个头太大，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固定的地下发射井。这意味着这种导弹并不太适合拿来做核报复的工具，而更适合“先发制人”——因为很难移动，所以肯定是对方第一轮核打击的头号目标。
这个其实应该算是大国的标配（只限于中美俄），而这一次应该就是正常的到期换代——相当于是从iPhone7升级到iPhone8一个性质，强大是足够强大，但技术跨度还算不上黑科技。
“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不光弹头是“核”的，发动机也一样，虽然可能不怎么环保，但是理论上航程近乎是无限的（甚至可以连续飞行几周时间）。要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对全球进行24小时的无缝监控——否则马航MH370客机也就不至于这么难找了。这意味着“海燕”可以以很低的飞行高度，尽可能地绕圈、迂回，躲开对方所部署的大部分雷达，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发起突然攻击。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影像看，这种导弹怎么看都像是“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衍生出的空射改进型，前者是一型非常优秀的战术导弹，但毕竟还没高到“黑科技”的程度。简单说，“匕首”的技术含量可能不算特别高，但这也意味着它很成熟，应该马上就能拿来用——按俄方的说法就是“进入试验战备值班状态”。笔者大胆推测一下，“匕首”应该是用于战术核打击的。
“先锋队”高超音速滑翔式战略导弹系统：这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科技”，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20倍，由弹道导弹作为载体，将其带出大气层之后，会像“打水漂”一样在大气层边缘滑翔，速度快，且飞行轨迹难以预测。这项技术让俄罗斯在前沿领域，保住了第一阵营的地位（目前开发高超音速飞行器并且确定成果的也就是中美俄三家）。
激光武器：按照俄方公布的资料，这应该属于战略级别的激光器——可以攻击卫星和来袭的导弹。考虑到冷战时期，针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也曾经搞过基于外太空技术和新概念武器的“红星之战”计划，俄罗斯起码说肯定不缺技术储备。
“状态-6”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枚超大号的核动力鱼雷，可以慢悠悠（相对于天上飞的东西）但也无声无息地从水下越过大洋，然后在沿海地区引爆核弹头，摧毁沿岸海港甚至城市之类的目标。在冷战时期苏联作过相关技术的开发。
这一圈说下来我们会发现，其实普京公布的这一系列新式武器，关键之处并不在于“黑科技”，而是它们都是和“核”密切相关的。不少人认为，普京当时如此高调地公布这些“大杀器”，是为了给自己半个月后的总统大选“加分”，而实际情况或许并没这么简单，毕竟普京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优势已经足够大了，一下子公布一堆“国之重器”来助兴，其实必要性并不大。
真正的原因或许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2018年2月2日，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酝酿一年之久的新版《核态势评估》。这份评估报告要求美国政府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对海陆空三类核武器进行全面现代化升级。再具体点说，就是要开发当量更小，更加灵活，真正可以“随便”拿出来用的战术核武器。美国人的逻辑非常明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低估了中俄等国在计算机、航空、精确制导、隐身技术等武器技术上的进步速度，原先设想的那种单凭“黑科技”常规武器，就可以碾压全世界的想法，后来被证明是极其不靠谱的。
如今虽然美国的科技实力依旧具备极大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已经不能用“绝对”来形容了。这种时候，就需要靠战术核武器来拉大这个优势——用常规弹头，可能连续命中几枚导弹也未必能击沉你一艘军舰，但是用战术核弹头的话，一堆导弹飞过来，只要一枚没拦住，你少半个舰队就会遭到重创。
如果对方不是核国家，那么这种情况下除了诅咒特朗普，基本就再没什么可行的反击手段了。即便是对核国家，要动用战略武器进行核报复，这个决心还是很难下。不要忘了，美国同时还具有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优势。
假如到了互相摧城灭国的最后时刻，那下令动用核反击力量作拼死一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如果只是被摧毁了一个军事基地呢？或者是一个桥梁之类交通枢纽瘫痪呢？再或者一支成建制的大部队受到重创，遭遇大量伤亡……这里面任何一条，都可以在战场上扭转战局走向，可是它们是否算是“最后时刻”呢？这个问题，不到“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恐怕谁都难以回答。
美国人的思路，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把战争烈度进一步量化，然后再在其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区间。那么对此最好的应对策略，其实还是让它在哪个区间都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普京展示了俄罗斯的新一代核打击力量“套装”。
俄罗斯有句谚语：“铁棒横扫，无可阻挡；如遇阻挡，铁棒加粗。”很显然，这个世界上信奉这一原则的绝不只俄罗斯一家，而各种“粗细”的核大棒则是“铁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单纯因为你“热爱”它，它就会主动对你投怀送抱，这其中就包括“和平”。
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核武器的威力可能是被夸大了。迄今为止人类试爆过的最大当量核武器，是苏联于1961年试爆的一颗当量为5000万吨TNT的氢弹，代号“伊凡”（“Иван”），也被称为“沙皇炸弹”，它的当量是广岛原子弹的3846倍，但是冲击波的波及半径也仅仅扩大了9倍。试爆中，55千米以内的砖木结构建筑基本被全数摧毁，而如果面对大城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特别是有抗震要求的建筑，这个杀伤半径恐怕要大为缩水，而且这个级别的核弹，因为个头和重量实在太大，事实上也基本不具备实战的可能性——多数战略级别核弹头的当量通常都是十万吨级。
其实想一想也会发现此前的“常识”有不对劲的地方。冷战时期美苏共计进行了1700多次核试验（美国1030次，苏联715次，而我国不过45次），它们手里掌握的核爆方面的各项数据自然是最多的。而在冷战时期，双方造的核弹，按照一般说法都够毁灭对方几十次。如此大规模“重复投资”（不只是制造，因为核材料具有腐蚀性，所以核弹的日常维护也是一大笔开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冷战时期各大国也许确实“疯狂”，但“疯狂”毕竟不等于是“疯子”。
如果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好消息是人类文明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瞬间毁灭，而坏消息则是，核武器自然也不会真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有待在发射架上才是有效的，它们被使用的可能性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虽然不至于毁灭人类文明，但是重创还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无论真假，我们还是希望永远不要有验证的那一天。
·贴士·
虽然核动力导弹听着很“惊悚”，但其实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就都已经做过这一方面的研究，而且美国人的进度可能还更快一些，当时已经开发出了代号“冥王星”的核动力巡航导弹，不过当时没有“反拦截”这样的概念，只要导弹飞得足够远、足够快就万事大吉了。而苏联和美国分别在1957年和1959年装备了洲际弹道导弹，它们速度更快，结构也更简单，而且还不用考虑飞越自己国土时造成核污染的问题，于是核动力巡航导弹理所当然地就被放弃了。
·贴士·
与如今人们的认识不同，在冷战时代核武器并不仅仅是一种最后的威慑手段，而是很可能作为战争爆发后最先使用的打击手段。按照当时的很多作战想定，战争的场面很可能是这个样子：首先用核弹重创敌国的工业、交通、政治等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集结的部队、机场、港口等军事目标，在核打击之后，由飞机、坦克等所组成的常规力量才会跟着蜂拥而至。而反击的一方，也同样会将核武器作为最重要的反击手段……所以在当时，核打击力量是大国军事力量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
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于核能利用的热情远不止琢磨着用它来炸死同类那么简单。除了现在还在继续发展的核电站、核动力潜艇、核动力航母之外，当时人们还开发了核动力巡洋舰、核动力驱逐领舰，甚至还有核动力飞机、核动力坦克乃至民用的核动力汽车，美国的一家儿童玩具公司还做出了给小朋友玩的原子能玩具——里面真的有钋210、钌106等放射源。而同一时期，苏联人成功地通过引爆核弹开凿了一座水库，顺便还灭了土库曼斯坦境内一座油气田的大火（已经连续烧了42年）。到了70年代，苏联还开发出了以热离子反应堆来供电的卫星，用于监视美国海军的活动（1978年时其中一颗核卫星坠毁到了加拿大境内，造成5万平方千米土地被污染，由此引发了两国间一场不小的外交纠纷）。
这其实就和早些年的“纳米”，如今的“人工智能”一个意思。一项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把它和各种已有的东西进行“嫁接”，以此在商业上创造新的需求，建立新的市场，譬如廉价且高性能的芯片+移动互联网+手机，于是就有了智能手机，紧接着继续“嫁接”，就有了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水杯甚至智能运动鞋……再接着就是现在越来越热的无人驾驶汽车。
其实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煤铁时代、电气时代，人类的每次技术进步都是如此。一项技术性的技术被开发出来，紧接着被各种“嫁接”，于是人类就迎来了一次技术大潮，我们的生活乃至社会形态随之被彻底改变。
前者是真正推动我们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它的出现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时间，最初靠的是偶然的运气，越往后，也越依赖于系统性的技术研究，这意味着长时间不见经济效益的资源投入。显然，当技术发展到这个程度时，就需要国家来进行投入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几个问题：1.对一些科研机构而言，“赔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若干年以后成为世界新的领跑者；2.也正因为赔钱是必然的，所以你也就无法以经济盈利多寡来衡量这些领域，因此就需要其他的方式来衡量钱是否“赔得比较有意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研体制是否合理的问题。
而在新技术产生后的“嫁接”问题上，显而易见的，市场会做得更好。在逐利的心态下，总有人会尽情激发想象力，也总有人会愿意为此买单，相对于不见效益而言，获得巨大利润的风险对资本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
除此以外的第三个问题则是，就像20世纪50、60年代的“核风潮”一样，所有技术的大规模“嫁接”潮过去以后，随着尘埃落定，会有一批新东西进入人们的生活，从最初新奇的奢侈品，变成所有人须臾不能离的必需品——譬如智能手机。
然而更多数的“奇思妙想”其实都会被人们所遗忘，人们会发现它们并不实用，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就好比当初拜耳制药开发海洛因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廉价止咳药来替代吗啡的。19世纪末，海洛因被奉为“神药”，而同一时期，同为拜耳出品的阿司匹林则被视作“不安全”的药物。
我们会发现，我们永远不可能比未来的我们更了解未来，对于那些新近出现的新生事物，无论是出于“求稳”心理一味排斥，还是将其尊为“神明”不许质疑，都是不可取也无法实现的。人类的发展、进步本身就像一场“风投”，这其中永远少不了争吵和质疑，对此我们多数人抱以平常心即可。
而我们还会发现，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改变，除了创造出新的需求之外，还会把一些传统的需求变得廉价化，很多过去贵族的享受，在如今早已变得极其稀松平常，譬如鸡肉，在秦汉时代的价格远要高于猪肉和羊肉（因为牛不许随便宰杀，所以牛肉就不在讨论之列了），而随着养殖和培育技术的进步，现在鸡肉已经成了最廉价的肉类。
而在这个过程中，细数下来会发现，唯有一样资源从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趋于廉价——土地，它的价值甚至比黄金都要恒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稳固和变乱，都是始于土地。当然，话题到此就扯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