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性质

一 工农互促的工业化

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工业化是农业国家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依据，如罗森斯坦-罗丹、郝希曼、张培刚等人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了工业化理论；刘易斯等人则从结构主义思路提出了工业化的理论，认为工业化是结构变迁的过程，是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普雷维什和辛格则从贸易条件角度研究了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杨小凯等人则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的角度来解释工业化（任保平、洪银兴，2004）。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从来不会在贸易或模仿中产生，而是使用新手段生产已有产品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结构性整合是工业化最本质的东西，它同样适合于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强调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以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优化利用。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地方比较优势发挥

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几乎是所有发展理论要强调的，但对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而言，具有另外的深层次意义，因为这些地区作为粮食主产区，本身就是其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的结果。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比较而言的优势，比较优势强调更多的是其要素禀赋条件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建立基于其具有比较优势要素条件的产业，则能够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中获利。林毅夫等（1999）进一步认为依据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本身是一个成功的战略，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资源结构，即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而资本来源于积累，社会资本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这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则其生产成本低，竞争能力就会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就具有粮食生产的成本优势，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位于N31°23′～N36°22′，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资源优势，是一年两熟粮食作物最适宜的种植区域。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粮食生产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进入2001年以来，河南以占全国6.5%的耕地，粮食产量连续迈上400亿公斤、450亿公斤和500亿公斤三大台阶，总产量占世界的1/52，占全国的1/10，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强，体现了其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河南省在历史上在粮食生产方面一直具有比较优势，黄今言和温乐平（2006）研究了汉代不同农耕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发现黄河沿岸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其他区域相比要高。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其传统比较优势的发挥，并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结构调整的优势。一般而言，经济结构在其变迁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已有的经济基础会成为新的经济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约束经济结构变动的方向，提高新的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2．资源要素的结构性整合

结构变动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独立源泉，按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观点，发展即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这要求占人口绝大比重的农民在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市场观念诸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Bruce Gardner教授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各地农民收入不仅逐渐趋同，而且与其他居民的收入逐渐趋同，但这种变化与农业科技、投入、政策、价格补贴都无关，而在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农业是农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就业的生产部门。另一个实证研究则证明，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又促进了这种调整的推行（林毅夫，2003）。对粮食主产区而言，其工业化本质上不是产生一个新产业，而是在已有产业基础上对资源要素重新整合，从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扩大市场容量，并进而形成新的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劳动要素的结构性转移，通过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提高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的同时，提高劳动力生产率。

3．发展县域经济

粮食主产区的突出特征是城乡发展差距大，解决农村落后任务重。由于国家规定了对耕地的严格保护制度，工业发展用地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化既强调集聚效应，又强调近原料产地和近市场性，则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更应注重城乡协调发展，这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粮食主产区的自主发展能力。要做好这一点，要求注重对县域经济内增长极的培育，吸引资源要素向县城集聚，利用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已有工业基础，建立具有特色的产业体系，强调专业化生产，从而凸显规模经济优势和分工效率，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提高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可见，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实质在于在强调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围绕粮食生产和加工，发挥地方比较优势，促进资源要素的结构性整合，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其核心在于既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又要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贡献，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实现粮食安全的关系。

二 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既要实现工业化以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又不能由于强调工业化而削弱粮食生产，进而牺牲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决定了粮食主产区的工业化道路必然是农业与工业发展相互促进。观察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区，其发展道路并不完全一样，我国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均有分布，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这些省份既是老工业基地，又是传统的粮食生产基地，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如何以工促农已经探索了一些较为成功的路子，但由于这些区域的工业化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基础，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非均衡发展推动，这些方法并不能直接为其他地区所采用。东部地区的河北、江苏、山东作为经济发达区域，其工业化是在改革开放后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其工业化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内蒙古、四川七个省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工业发展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

可以以两种思路来讨论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性质。第一种思路是把这13个粮食主产区视为同质的，即认为它们是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考察工业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2009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为39710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的74.8%，但这13个粮食主产区按户平均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90.88%，这既体现了我国农业的小农生产性质，也体现了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的。与之对应，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341元，低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697元的水平。考察农民收入构成发现，从全国来看，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为2402元，粮食主产区仅有1961元。而粮食主产区农民经营性收入为人均2810元，高于全国平均2563元的水平。在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过程中，农业经营既是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导致他们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为179896.2亿元，而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05323.32亿元，占全国的58.55%，人均工业产值也仅为全国的89.25%，远低于粮食生产在全国的地位。这可以部分地解释粮食主产区农民工资性收入低下的原因。由此得到的初步结论是，虽然13个粮食主产区工业产值比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51.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24%），但其人均工业产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和农业生产在全国的地位相比工业发展水平存在差距，这导致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相互推动。

第二种思路是把13个粮食主产区视为具有相同农业发展基础，但其工业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由于假设这些省份遵循一个典型农业大省的发展道路，则可由此考察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时序关联。东北三省在较长时期内同时承担国家粮食生产和发展重化工业的重任，由于这一结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发展的，工农之间并不存在市场意义上的联系，其工农关系是置于全国整体工农关系框架之下的。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制度安排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建设中，改革开放后随着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以工补农也难以落到实处，只是近来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依托老工业基地的工业优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目前看来，东北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且组成了很多机械化的农业合作社，这对东北作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江苏、山东、河北等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在其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压缩粮食生产的空间。以江苏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其粮食产量稳步上升，虽然其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但通过巨额财政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和中低产田改造和耕地质量建设，2009年底，全省可控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已达80%，高标准农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超过35%。而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的结构转型更依赖于其农业生产的基础，以粮食生产大省河南为例，河南省的工业生产总值在2009年已达9900.27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8%，在全国排第5位，已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大省。依托农业生产基础发展起来的农副产业加工业已经成为河南工业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同时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和知名品牌，如双汇集团、思念食品等。河南农副产品加工业就业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9.20%和10.48%，而全国的比重则分别为3.82%和5.1%。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生产条件和发展水平也存在不一致性。显然，综合考虑粮食主产区的禀赋条件、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及在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研究其工业化更符合实际，也易于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前提下促进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而要实现这些，以下三点是重要的。

第一，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工业化中工农互促内容的要求不同。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关于工农业发展关系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从注重工业化、农业支持工业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工农业发展，从严重的城市偏向转变为统筹城乡发展，其实已经指明了工农互促需要放置于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中来考察。在工业化的初期，由于现代生产要素稀缺，积累由农业向工业倾斜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引起城乡发展差距扩大时，适度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是重要的。可见，工农互促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产业关系做出的特殊要求。粮食主产区在任何时期都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这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问题，从而担心工业化会削弱农业生产的地位。事实是，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升级是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单纯强调粮食生产本身并不利于粮食主产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二，区域条件差异会影响粮食主产区工业化的方向和路径。粮食主产区的形成与其区域条件密切相关，并进而成为工业化路径的约束条件，导致粮食主产区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或为农业服务的农用机械制造业发展较快，从产业关联和投入产出角度看，这有利于粮食主产区工农互促，但长期来看不一定适合区域竞争力的提升。由于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东、中、西部均有分布，国家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东部地区由于受国家开发开放优惠政策的刺激，能够依托国家整体比较优势展开国际分工，吸引资金要素的流入，经济增长较快，其工业化强调的是发挥整体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其能够为农业发展进行较高投入，但工业化并不必然强调与农业的投入产出关系。

第三，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对工农互促的强调不能因宏观经济变动而变动。当国际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变化时，人们对粮食生产的评价也会不同，从而易于颠倒粮食主产区工业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作用的主次关系。以国际粮价为例，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生产和工业化的影响较大。从2007年开始，全球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以及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的需要增加，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扬，到2008年，粮食价格仍然在高位徘徊，谷物价格上涨92%，小麦价格上涨130%，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关注的重点，对粮食主产区承担的粮食生产任务的强调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国是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粮食消费大国，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量仅为我国粮食消费量的58%，这表明我国不能依赖国际市场调整粮食供需状况，但国际市场的粮价波动会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在粮食主产区实现工业化是提高区域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不但不会削弱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而且会优化粮食主产区的经济结构，提高其自身对粮食生产的结构、质量和潜力的调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