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黄河自河曲始，顺势融洮河、大夏河，至甘肃达家川与源出青海海晏，汇大通河的湟水相合，继而奔流东下。古人乃把黄河、湟水两水系自发源地流经至达家川的广阔地段称为“河湟”。广义的河湟区域涵盖了今青海省的海东、西宁地区和黄南、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自古以来，这里即是多族群生活、繁衍、迁移、角逐之地。西戎、羌、氐、匈奴、鲜卑、吐谷浑、吐番、党项、蒙古、回回等古代族群曾以此为重要活动地，历史上先后有平汉、前赵、南凉、西秦、吐谷浑、唃厮啰等地方政权在此割据。此外，它又是当今藏、蒙古、回、汉族等族群重要的聚居地，更是东乡、保安、撒拉、土族等河湟特有族群的主要集聚地，而且这些族群均于此建有自己的自治政权。同时，这一地区又是中国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文化中心。体现中国伊斯兰教重要特征的门宦教派即产生于此；藏传佛教最主要的派别——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出生于此，并在此巩固了该派地位，因而其重要寺院也坐落于此。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许多族群在河湟地区你来我往，风云消长，留下了厚实的足迹，加之区域内具有极为丰富的古今族群交汇融贯的文化遗产，故而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学科视角对其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共存并荣、色彩纷呈的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解读与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湟重要的区域位置、多彩的族群特色、族群生存的边缘状态及丰富的地缘文化已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一些研究成果见诸当时的报刊、书坊，《西北文化》《西北通讯》《新西北》《新亚细亚》《边政公论》《西北问题》《西北论衡》《方志》《禹贡》《新中华》《中国边疆》《边疆通讯》及《新甘肃》《新青海》等期刊，是其重要的学术阵地，研究范围涉及河湟历史地理、族群活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信仰习俗及其真实境况等诸多方面。不断涌现的论著和调查报告中，时常出现顾颉刚、韩儒林、于式玉、李安宅、马鹤天、周希武、张令瑄、李式金、黎小苏、吴景敖、谷苞、王树民和杨兆钧等著名学者的名字。他们的探讨富有历史学、社会学意味，他们客观、辩证地审视了该地域族群生存的历史状态和现实境遇，意识到其生存的边缘性和封闭性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这些处于中华边缘的族群在恶劣的地缘环境中不失乐观的生活态度和生命信念，以及由于边缘性和封闭性使族群文化得以传承，并免受破坏的积极意义。他们积极参与到河湟诸问题的讨论、社会调查与研究中，使得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逐渐丰硕，且基本梳理、廓清了这一地域的族群历史与文化，从而为后继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支持下，许多民族学者于河湟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后刊印、出版了河湟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各民族自治区域概况及社会历史调查资料集等，从而一定程度上使该区域民族研究获得重视，得以推进。近20余年来，有关河湟诸族群及其相关文化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于式玉《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李安宅《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等早期研究成果再次出版，而陈庆英《中国藏族部落》、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李延恺、黎宗华《安多藏族史》，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周锡银《羌族史》、周伟洲《吐谷浑史》、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胡国兴主编《甘肃民族源流》、李克郁《土族源流考》、谢佐《青海民族关系史》、穆赤·云登嘉措主编《青海少数民族》和马子祥、马兆熙《东乡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等涉及河湟古今族群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亦相继面世。此外，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芈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和《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台湾于湘文《西北游牧藏边社会调查》、王明珂《华夏边缘》等则成为这一地区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
应该说，以上成果为河湟地区族群诸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成果中亦不乏严谨缜密的论著，因而对该区域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文献、线索与思路，其意义是重大的。但显而易见，已有成果属概述、通论性质者多，其研究视角往往着重于单一族群自身相关问题的讨论，又多囿于对某一族群文化或某一宗教的探讨，对一般规律、族群互动之要素以及地缘文化特征的探究尚不够。即使有些著述也关注区域性族群问题之研究，但由于因循旧见，欠系统，缺析解，故不免陷于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研究”，不能真正把握其地缘历史与文化脉搏。而运用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将河湟置于一个整体区域范围，多视角揭示这一地域不同族群构成、互动及地缘社会联系、文化功能的学术成果尚不曾见。近年来，在河湟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议话题，族群互动与地缘联系日益紧密之时，有学者提议建立“河湟学”，以推动这一区域族群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研究。故对河湟地区族群地缘关系及其文化结构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解读其族群关系中的诸要素，思考其互动关系的文化特质，也就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
河湟地区一直是笔者个人潜心学术探索和田野考察所心仪的地域，那里古今诸多特殊的族群及多样丰富的文化，吸引笔者无数次走进这一“区域”，而今自西戎、羌氐、鲜卑、党项、吐番、蒙古，到藏、撒拉、土、回、东乡、保安等，均可如数家珍地道出其历史原委和社会风貌。这里的山川河流、万千气象、地域特质，亦已深深映入笔者脑海。而河湟人于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怡然自得、从容淡定，以及坚定的信仰、特立的思想，都给笔者以弥足珍贵的影响。而这些感悟告诉笔者，仅从单一学科的视角去观察河湟地区，我们将难以发现这一地缘族群关系与文化的一般规律或原理。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在《人类学家与民俗学中的比较方法》一文中讲到：“博厄斯（著名人类学家）坚信，有关个别文化的历史和深度的研究应该先于比较研究。在拿他喜欢的‘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做对比时，他觉得前者归纳的、经验的优点远比后者所包含的‘迫使现象就范理论’这个过程更可取。”
当代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论及《历史学与民族学》时也谈到：“人类对构成周围世界的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组合进行归类时，会显示出人类心智上的逻辑——审美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若推至极端，便会导致一种名副其实的历史不可知论者。”他以为，历史学“有赖于研究和评论众多观察者提供的资料，从而可以进行比较和相互印证”，而民族学“本质上却可以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观察。”而在谈到历史学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的关系问题时，列维-斯特劳斯则曰：“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对象、目的或方法的不同。两者对象相同，即社会生活；目的相同，即更好地了解什么是人；方法也相同，仅有其中研究手段所占比重不同之别。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却是互补的观察角度：历史学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活动组织它的数据，民族学则着眼于无意识的条件。”
显然，在方法与理论的运用上，没有哪一种学科具有普遍、绝对的适用性，我们只能在分析相关问题中，寻求与之相应的学术思路和观察点。因为无论何种方法、理论，必然要在实际运用中被不断更新、修改，不是我们所要探寻的实际问题要削足适履地符合某种所谓定式的理论，而是所运用的理论要与所探寻的客观实际相符合。本书以文化人类学与史学基本方法立论，力求通过探讨客观与主观、社会与文化、地域与环境对河湟族群发展一般规律的影响，谨慎严肃地努力进行其相关历史的构拟和现实的辨析，以期能较以往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开拓和创新。具体叙述，希望在时空框架内进行，无论政治的、经济的阐释，还是文化的、族群的论述，均没有固定的界域，而是在河湟这一区域框架内，于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并力求依据列维-斯特劳斯对民族学方法的认识展开，即“民族学是走向综合的第一步。……这种综合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取向。第一，如果打算把涉及相邻群体的观察结合起来，可采用地理取向；第二，如果目的是再现一个或数个民族的往事，便可采用历史取向；最后，如果选取某种技术、习惯或者制度，以期引起特别的注意，便可以采用系统化取向。”
进入河湟学术领域久了，看待它的视角往往会发生变化，有时你会把它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元素，有时你又必须将其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原因是它本身即通过点、线、面构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审视河湟区域内族群关系外在和内在的关联。社会组织、经济方式、文化信仰、族群分合，多重的错位与重叠，其变化多端的外在结构，给予河湟人文与自然更加丰富的内容，它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和魅力为历史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提供了天然、良好及广阔的研究领域。本研究的主要心力用于探索宏观的、全局性的河湟族群体系与文化，并通过许多具体个案从河湟族群关系入手，探讨河湟地区族群构成与发展的整体演进脉络，解释各族群文化发展殊途的诸因素，考察河湟族群历史成为中国历史重要部分的过程。研究将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论、结构论、文化论等诸多概念引入河湟族群问题的讨论中，从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的多维视角，探讨河湟族群关系的形态、传承、内涵、价值和原则等，并将河湟族群关系的建立拓展到其与地缘文化的关系中，为具有异质文化的不同族群的和睦共处寻求理论支持。研究充分参考了地方史籍和已有研究成果，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田野材料，对河湟地缘社会结构、文化功能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也探寻了河湟区域文化特征以及对这一地区族群互动关系的深远影响，揭示了形成河湟区域文化特征的深刻内涵，以新的学术视野反映了其社会文化风貌。
至此，本研究也仅仅是勾勒出河湟地缘社会族群多元结构的基本轮廓。目的是要说明：河湟地区作为中国众多区域文化中十分重要且颇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其族群的构成、整合、互动是颇为频繁的，而其地缘多元文化特质的生成，源自有史以来这里族群多样的环境和传统。《礼记》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孟子亦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古代早期贤哲对不同事物、不同文化的认知理念，尽管在强调“文化一统”和“以华变夷”的中原大地难有作为，但却始终贯穿于河湟地缘族群关系的历史建构中。